几个月前读《造神：人类探索信仰与宗教的历史》的一些思考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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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心智模型是人类与动物的决定性不同，它让我们能够以自己看待和理解自己的方式看待和理解别人。这也是人类能够制造神灵的决定性因素。
在心智模型起作用下，人类观察万事万物时，会赋予它们人格化的特质。比如村头桥边有一棵老樟树，村民看到这棵枝繁叶茂的苍虬之数，自然幻想这棵树的神秘力量，生活中一些事情发生时，村民会与这棵树进行关联想象，就产生了宗教体验。村民给树干披上红绳，边上摆上香炉，树有了灵成为人格化的树，可以与其对话祈求庇佑，久而久之树被神话，树“神”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心智理论是大脑的一种执行功能。一旦我们能以看待和理解自身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别人，这项功能就会启动：分开、不同的个体，有相同的基本感受，有相同的思想，他们和我们有相同的本质。心智理论不仅使我们习惯用思考自己的方式去思考他人，也鼓励我们把自己当作主要模型来设想所有人。
环绕着这棵树，共同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神话，并发明出相应的仪式，在群体内传播。这些神话和仪式可能会传播到别的群体，那些人也可能认为有树神的概念很有用，於是他们可能会采纳这个概念并加以调整，适合他们自己特定的文化。
这是萨满信仰起源，宗教同样始于万物有灵。萨满信仰是直观的，人们依据各种各样的情绪行为，人被分为各种类型，神灵也自然的被赋予了相应的角色属性，神灵体系便构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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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远古岩画发现，朴素的萨满信仰诞生可能已超过十万年之远，而一神教的诞生不过千余年。何以如此？一方面是一神教反直觉，早期的人类还很难抽象的去思考一位神灵，它集所有人类的善恶于一体。另一方面，一神教先知托神所言，反直觉，有门槛，但一旦成功洗脑，也更为坚定，面对对抗更为顽强。
一神教一出场 – 比如查拉图斯特拉与琐罗亚德斯 – 就被视为异端，被各种势力所围剿。
一神教何以出现？秩序的需要，而秩序又是治理的需要。
凌乱是直觉，秩序是反直觉；躺平是直觉，奋斗是反直觉；遂意是直觉，礼仪是反直觉；对抗是直觉，合作是反直觉；分离是直觉，亲和是反直觉；解体是直觉，聚拢是反直觉。凡是建立的都是反直觉的。根本约束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世界的本质是熵增的，熵增的结果就是瓦解。如何阻止瓦解？注入能量，降低熵。能量从哪里来？源头是太阳，没有太阳，万籁死寂。吃饭是维持身体的稳定熵，人得以成立；泥土变成砖瓦，砖瓦变成大厦，是降低熵；大厦的熵自然会增加，就是趋于瓦解，维修大厦是不让它熵增，维持大厦的稳定熵；岩石中提炼铜，冶炼制造青铜器，是降低熵，铜从无序的矿物质变身为艺术品。
世界的本质是墒增，改造世界就是降低熵。人类永远有“建造”的冲动，这是进化根植于人体的本能，没有这个本能人类已经瓦解。
本书作者觉得一神教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犹太民族的苦难，让他们产生的新的思维角度，即神对犹太人改宗的惩罚和进一步的试炼，这当然是一个契机，但我认为不是全部和终极原因。一神教反直觉，但它一定会出现，这是人类“建造”的本能所决定。
一神教出现之后，在长期斗争中一旦占据有利，其治理优势很快显现，它定于一尊，所有问题可以在这个唯一的神身上闭环或终结，矛盾又自洽，在众生中，又超脱众生之外，无处不在，又遥不可及，神秘又威严，神性高于人性，是一切人性的抽象，这是真神。有此“真神”的感召，敌我立下可判，组织可以迅速壮大。相比之下，希腊神\萨满这类在直觉之上建立起来的，以人性为镜子的宗教，就是散兵游勇了。
正因为一神教的反直觉的特性，抱持实用主义态度的，没有那么虔诚的中国人，使用起来并没有那么方便。从实用主义态度出发，管他什么神，倒头就拜是最划算，拜天下佛和迎天下客一样，都能带来最高的回报率。中国人的实际信仰体系相当于多神的，人们依据自己的状况去祈求不同的神灵，疾病、学业、事业、生子，找不同的神，不同的神管顾不同的事，切换起来并没有法理障碍，更没有心理障碍。人们有选择的去朝拜，并反馈哪里的哪位神灵更灵。
3 一些摘录
查拉图斯特拉与後来跟随他脚步的大部分先知一样，因为传递一神论的讯息，而遭到他自己的社群排挤。在他传道的前十年，只有一个人皈依他的新教，这个人是他的堂弟
一神论出场之後，几乎一定是遭到人们驳斥与拒绝，甚至相当暴力的对待。
虽然一神论的排他性可以解释为何人们不愿接受它，但数千年以来，一神论未能在人类的宗教想像中扎根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於「只有一位神」的概念与人们将神人性化的普世冲动相抵触。
一位神同时包含人类所有的美德和恶行，囊括人们全部的特质和属性，这个概念对古代人的心灵很难理解。一位神既是父亲，又是母亲，这怎麽可能？一位神如何既创造黑暗，又创造光明？古代人完全承认人类具有这些彼此矛盾的特质。但他们似乎更喜欢他们的神是以独特的属性一板一眼地区分开来；如此才更好向祂们祈求特定的恩惠或需求。
若要人接受只存在一位唯一、单独，没有人类形式、属性或特质的神，必须要敬拜者方面付出极大的认知努力，或是一个宗教社群的灵性发展历程遭遇到深刻的颠覆──必定是一场极为巨大的灵性危机，使得人们忽视一神概念中所有的矛盾，并且覆盖掉人们想用自身形象去形塑神的天性。
人们认为，古代近东的战争并非敌我军队的互攻，而是众神之间的较量。巴比伦人不是以国王尼布甲尼撒之名征服以色列，而是奉马尔杜克的名义出兵。
圣经早期经文中有大量的篇幅描述以色列人与敌人的流血征战，都被明确地呈现为耶和华和外邦神之间的战斗。耶和华经常替以色列运筹帷幄、指挥调度、执行战争。
有一小撮宗教改革者，面对着耶和华在马尔杜克的手中被消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或许以色列被灭和族人流亡一直都是耶和华的神圣计画的一部份。也许耶和华从一开始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信奉马尔杜克而惩罚他们。也许根本没有马尔杜克。
以色列王国被灭，耶和华圣殿被拆毁且受辱，正是在这个精神抑郁的时刻，一种新的认同形成了，从中诞生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神。
换句话说，犹太人在以色列惨败给巴比伦之後引入一神论，是一种合理化自己为何会遭逢国难的方法。巴比伦流放造成的认同危机，迫使以色列人重新审视他们的神圣历史，重新诠释他们的宗教意识形态。流亡造成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需要一个更戏剧性，此前尚不可行的宗教框架来合理化这个经历。
至此便抵达一神论实验必然的终点：这个相当新近的信仰抵达了它的高峰，从後巴比伦流亡时期的犹太教定义下的单一、独一、非人类、不可分割的造物主之神，先被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抛弃，又在苏菲派对「认主学」的诠释中复兴：神并非所有一切存在万物的创造者。神就是所有一切存在的万物。
《古兰经》斩钉截铁指出：「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他不生，也不被生。没有可以与他比拟的。」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这个陈述之所以这般重要，乃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犹太教的一神论作为一种宗教思想正在近东遭遇两边夹击，一边是拜占庭的三位一体论，另一边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无论穆罕默德是否知道这点，他的决定是抛弃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不要说『三位』！」《古兰经》如此警告。「真主是独一的主宰！」，明确支持犹太教的一神论，不仅替羽翼未丰的犹太教单一、有位格（singular, personal）的一神定义注入新的生命，更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