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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切都是变化的，万物都会从兴盛走向衰败，又从衰败又走向兴盛，如此往复。佛学有类似看法: 一切事物成住坏空，只是佛家更向内，偏向虚无悲悯，有到无到涅槃就达到功德高点，就到小乘圆满境界，一心统摄万发。《易经》《道德经》或道则更向自然，达观。一切悲观中蕴含了乐观的种子，极悲观时即到了转化的机缘，虚弱时看到强盛，强盛时虚弱种子也开始萌发，提醒人们不必过分担忧，同时告诫要时刻警惕风险，它们总相互消长、互相转化。这种观念是中国人性格底色。老外对中国人的坚韧的理解是，中国人天生卑贱，卑贱的人就是只配这样卑微的活着。其实他们不懂，中国人在看似没有希望的境况下，能看到转化的必然性，否极泰来，这种看法让他们有了在无望的泥潭中继续跋涉下去的勇气。“走着瞧，事情总会好起来的”，有些阿Q，但是真理。

《易经》和老庄正反相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中黑格尔讲的正反合辩证法的区别在于，老庄思想中的物极必反，强调时间性，万事万物往复运行，随着时间推移，它会变坏，但坏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走向其反面重新变好，反之亦然。而黑格尔思想中，事物本身，某个时间点中，就蕴含着正和反，正反又变成合命题，这个合命题其内生的正反又同时在起作用。黑格尔认为事物发展是其内生的正反力量起作用下不断"合"的过程，最终推动发展到终极的绝对精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种思想危险性在于，为了这个进步的合命题，人们会人为的找出一个反命题，为反而反，强行相合，很多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易经没有这个问题，时间是最重要的机缘，讲求自然生发。两者区别，一方面老庄思想中正反强调时间性，另一方面老庄思想中没有进步论观念，好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折返向坏，与其如此，不如守着本初状态，“致虚极，守静笃”，甚至退到婴儿状态最好，这是道家逻辑的必然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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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核心是保持中道。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轴心时代的启蒙思想的共通点，那就是“守中道”，德尔菲神庙上“凡事勿过度”代表了希腊精神，古印度佛学“不落两边”（禅宗六祖后期言必中道，用三十六对来约束），中国先秦思想也不例外，《周易》的核心就是坚守中道，中道是有德的表现。这大概与上古的人以身观天下的实践方法论有关，这种方法论带来的思维模式，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上一以贯之。

《易经》总体上行文比较松散，上下并没有连贯性，这大概跟易经作为卦辞的功用有关，现象包罗万象，卦辞就要足够松散零碎，才足够解释现象。其核心是一贯的，那就是坚守中道，坚守中道是万物往复的必然推论。从往复轮回，又可以推演出其他的价值或品质。比如需卦中要静候良机，处在初始阶段，必有一个成长期，不急躁，不冒进，方是良策。讼卦和师卦中，官司或征伐不利，即是崩溃阶段，要审时躲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些观点和《道德经》相融，只是《道德经》又把这番道理推到极致，就是保持在低的位置上，如“圣人皆孩子”，“大国者下流”，“守黑、守辱、守雌”，“弱志，虚心”，“柔弱处上”，“勇于敢则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崇尚水，因为水总是向低走，最柔弱的即最强大的，“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

当然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事情发展到什么阶段了。《易经》的建议是一方面保持适度，一方面看征兆，一些玄学因素。我理解这个玄学因素的道理在于，事情的发展往往有个势，顺有顺势，逆有逆势，古人用征兆判断这个势，而适度又有利于继续保持好的势。比如，比卦提到，动物围猎时网开一面，这就是适度，赶尽杀绝是穷凶，一旦猎物作困兽之斗，可能两相伤害，快速到达“返”点，泰极生否；风卦中，天上吹风，就要小心谨慎了，最好原路返回，从势上看可能要下雨了，又说跑到半路，车轮脱了，夫妻要反目了。

中道有德的其他表现，如柔软，通达，友好，平和，广施，谦虚，诚意……，如泰卦讲的，胸怀宽广，虚怀若谷，以诚相待，否卦说的，节检并保持平常心，同人卦说的与人和睦相处，不搞小团体和台下小动作，谦卦说的谦虚的君子，很吉祥，随卦说要真诚的与人交好，不管是追随他人，还是被人追随，豫卦，要保持适度快乐，快乐时要觉醒，不可自鸣得意，以免乐极生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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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里的轮回思想，主要来自印度教，它的作用是恐吓百姓，维护管理秩序。

让民遵守规则的方法，古来主要两个，一是恐吓，比如因果报应轮回思想中的鬼畜道、十八层地狱之类的设定，这在很多原始教义里都有，这是惩罚。(墨家重技术启蒙，仍要提倡“明鬼”，其作用就是为了恐吓无明众生。)； 第二个是承诺回报，比如在满足某些条件下就进入天堂，或者许以一个理想的极乐世界，永远摆脱现世的痛苦，不同宗教教义细节千变，这点宗旨是大体相同的。儒教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奇葩，它并不借用上述两个手段，而是用世俗的礼法手段来矫正大众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当然奖励和惩罚机制是同样需要的。

人在身体虚弱的时候，容易坠入天命或鬼神。孔子始终对鬼神抱持不可知论的态度，祭祀只是为维护秩序，所以我推测孔子的身体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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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其个体局限性和生活生态。个体局限性是内向，生活生态是外向，跳脱局限性看问题不现实也不可能。

举个例子，你没有时间发展兴趣，羡慕乡下亲人，有大把时间。问题是她的时间不可能用于你这类兴趣，她对这些兴趣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她只在乎重复劳作带来的愉悦，这是局限性的约束。如果她转向与劳作无关的兴趣，比如她开始学习书法了，不可能被周遭人群所理解，这是生活生态的约束。乡下亲戚既没有跳脱局限性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被生活生态紧紧的束缚着。

月亮与六便士的男主，有突破局限性的动力和能力，所以冲破了生活生态 – 世俗的看法，放弃优渥稳定的生活，痛苦的扎进探索不可知的艺术中。冲破生活生态的下场是，人们觉得他疯了，不再容于世俗秩序。

又比如，有个亲戚差点中风，但落下残疾，这本是中年的一个很好的转变 – 随心所欲，打破生活生态束缚 – 的契机，转向内心。但因受着长期局限性牵制，不再有打破生活生态束缚的勇气，残疾又在她原有的生活生态中新增了一份约束，她的心境和生活就越加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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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本质上是反进步主义。比如19章中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者无有”，要放弃智慧，要放弃仁义，要放弃巧利。这些在现代意义上的进步因素，在《道德经》中都要加以摒弃。《道德经》的思维逻辑里，这是很自然自洽的，世间万物往复循环，退步的力量与进步相生，与其如此，不如待在愚昧的境地上，待在低谷上，就不会失望。“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思想气质与时代脉动总是有些契合的地方，什么土壤开什么花。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道德经》把仁、义、礼这些儒家核心思想看得一文不值。例如在第 18 章中讲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第38章中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老子对这个世界大体上是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