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陆陆续续读完，多有春秋笔法，作为历史业余爱好者，耳目一新。以下一些断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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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2000年，南（良渚）北（齐家、红山）及散落的（石家河，宝墩）文明在各地如满天星斗，-2000～-1600这些文明相继衰落。原因何在？书中分析可能有二，一是外族入侵，二是气候变化，而若因外族入侵导致文明衰败，必会有文化上留下印迹，比如雅利安之于印度。气候变化的因素较大，而中原恰是气候巨变的获利者(?)，在南北各种文明相继凋落的这段时间商周反而崛起。

气候变化下，北方变得不再宜居，生存所迫印欧人(雅利安)蛮族南下入侵，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最早把铁和马匹用于战争，-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三个路线南下，一支向印度兴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一支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亚述人是他们的后裔；一支进入中亚、伊朗高原把天山山麓和河西走廊一带的族裔向东赶（吐火罗人），原来居住这一带的羌人戎人向东迁逃，犹如多米诺骨牌，居住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周人，在羌戎压迫下亦东迁，与更东的商人产生的碰撞冲突。此时，商人与更东方的夷人正鏖战，牵制了商人的武力，这是周人得以取胜的契机。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夏朝的存在。中国的信史从商开始。-1600年前后的商朝，青铜器是散发神性光辉的东西，蒙昧时期祭祀是头等大事，而青铜器是祭祀的绝对主角，是权力得以运转的秘密武器，是王朝合法性的象征。当时以德配位这种这种天命观还没有发展出来，天还是自在自为的存在，是处处需要被讨好的对象，人们笃行用最重要的东西拿来祭祀能博得天的欢心，当时最重要的器物就是青铜器，最重要的动物就是人，所以人祭血祭普遍存在。当时的人普遍这么笃信，青铜器炼造技术成为商朝的大国核心，并以此为交换，拉拢盟友，这种治理模式下建立的同盟，必定是体量不大，结构松散，周朝亦如此，后代书写中为凸显华夏正统，商周大国征伐四方，实际上只是几百人上千人规模的部落冲突，当时附近鬼方等几个部落实际上是可以与商朝相抗衡的部落力量。书中记录在一片商朝甲骨上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大意是：

有一天，坏消息从西方传来，工方侵入我方领土，掠走75人。另一天，占卜师问，未来10天还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上的裂纹后说，有麻烦，可能会有不幸的事发生。过了几天，果然有坏消息了，土方又攻入我方西部领土，占了我方两个邑。

周朝的控制力同样并不强。如六代楚君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挑衅西周宗室权威。这也是楚人传统。楚人并非如一些正统叙事般不开化，这点从我们逛两湖博物馆文物可以看出来，楚人文化水平很高，很有创造力。这种挑衅更多的来自周楚力量对比，楚国有僭越的底气。

楚国早在西周初期就与灭掉了商的周朝有分庭抗礼的态势。第四位周王即周昭王多次亲率大军征讨楚国，其中大约公元前982年伐楚时，周朝最为精锐的西六师竟然被楚军全部歼灭。周昭王后来在第三次率军伐楚时再次失利，史书记载他“南巡不返”，其实就是暗示周昭王战败身死，据说他是在败逃中淹死在汉水了。公元前704年，第17代楚君熊通荡平邻国，征服江汉平原，又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封号，再次被拒绝了。熊通大怒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他自立为楚武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偏爱楚声、楚舞、楚服，他的《大风歌》也是楚地风格。

而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楚汉相争，本质上是楚人和楚人之间的“内战”。

在文学上，楚国屈原的《楚辞》绮丽、奇诡、想象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和《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北方文学的质朴、写实风格区分明显。

不单楚国，少数民族和新崛起的力量，同样有僭越之心。公元前771年，犬戎与周的两个诸侯国——申国、缯国联合攻打周朝，洗劫了西周的京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周幽王被弑。第二年，平王被迫东迁到东都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周开始，纷乱的春秋战国也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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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向的迁徙路线要比在草原带东西方向迁徙困难多了。文明带呈现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大陆板块不利文明的传播，比较落后。游牧人在东西走向上的草原迁徙迅捷，试想骑马从大兴安岭山脚草原向西1500km VS. 北京到杭州。农业早于畜牧业，动物驯化前，只能通过采集渔猎获得食物，牛羊马等大量驯养后，足够的饲料，畜牧业变得可能且比较经济，畜牧业从农耕分离出来。

少数民族领导的合法性在于他让兄弟有肉吃，至于肉怎么来的，抢的、岁贡，不重要。草原民族一直搞不懂汉人文官制度那一套，没有这套东西，治理超级大国是不可能的任务。占地为王，安于一隅，也不是草原作风。综上，通过农耕文明的岁贡方式维系给养，既维持了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又避免内外战争，是比较经济的方式。草原民族内部冲突不断，他们只想让华夏成为一头奶牛 – 一头可以挤奶，而无需供养的奶牛。只有在不得已下，才选择进攻农耕文明，掠夺财物。不得已的其中一项就是汉王朝断绝岁贡。搞懂这一点，对于理解历史上看似屈辱的一些盟约是有帮助，比如北宋的“檀渊之盟”，也许是当时比较好的和平协定。(历史其他盟约：诺水之盟\渭水之盟\苍山之盟\澶渊之盟\宋夏和议\隆兴和议\尼布楚条约❓）

“城头变幻大王旗”，匈奴—鲜卑—柔然—突厥，一路走过来，它们满足于遥控华夏王朝，让其成为向自己提供华夏物产的进贡国，并没有彻底征服华夏王朝，将其土地纳入版图的强烈意愿。

元、清关外蛮族转变这种兄弟治理模式，研究中原治理模式，引入汉人官员，建立官僚体系，治理广大疆域得以可能。

元朝的三大支柱是：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

三者紧密对接，相互支撑，缺一不可。草原军事力量给华夏提供安全和秩序，保障西域商人的运输和买卖活动；华夏生产力量给草原和西域商人提供大量的物产，最重要的是给草原军民提供粮食；西域商业力量将华夏物产转化为财富，支持草原的消费，也给华夏生产提供需求动力。 蒙古人入主华夏后，重农抑商的文化被完全改变了。草原文明对于财富的渴望转化为元朝政府对于理财的重视，商人的地位高于其他职业和宗教人士，仅次于蒙古贵族。于是在元朝政府中，西域的色目人地位比华夏的儒生高得多，因为色目人擅长理财。

元末农名起义迭起，漕运阻塞导致粮食和货物短缺，三大支柱中华夏的生产力输送不到北方，用于交换的华夏商品无供给导致商业力量崩溃，军队得不到给养导致军事力量崩溃，最终帝国崩塌。

明朝并非起于封闭，郑和下海反映了探索的动能，封闭源于世界(工业)和地缘(周边)格局的变化。土木之变(1449)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部惨败，明英宗被俘。导致明朝(1368—1644）全方位封闭，敌视外部力量。“北虏南倭”让嘉靖王朝鸡犬不宁，拒绝北方蒙古等使团朝贡。1591丰臣秀吉入侵东北，就是在中断日本朝贡和贸易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土木之变之于明朝，犹如安史之乱之于唐朝，明朝全面崩塌的开始。

其他

明清及之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抗旱作物，把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天花板向上抬升。

忽必烈2次征日本（1274 & 1281），第一次3万兵力，第二次15万兵力，蒙元擅长骑兵，不善水战，且两次都遭台风，战船折损90%，日本人神话后称之为“神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