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及武士

日本人向来迷恋中国三国史，也迷恋日本战国史，看日本战国历史，也看出点三国的味道。我们看日本战国历史，就常觉得他们的所谓战争，其规模相比对我们动辄几十万兵甲的动员能力，不过是“村殴”，这个角度是事实。但国部分大小，人性情感总是相通，对于日本人，战国是一个塑造英雄的时代，战国大名之间厮杀混战，武士阶层地位不断提高，武士和武士道是哪个时代的主旋律。

日本战国同时代的人没有写史习惯，史实向来是一团糊涂账，后代史学家尽编撰之能事，史料基本靠脑补。以史为鉴，得先了解历史，让我们透过这些战国时代武士历史，来看看武士和武士道是怎么回事。以下从武士的崛起；武士道的思想渊源；武士道的行为三个方面来讲。

武士崛起

武士的崛起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 形成：武士阶层形成。日本大化革新(645，贞观年间)之后，确立了天皇中央集权统治制度，地方豪强力量崛起，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建起庄园，为保护自己的庄园和统治，豪强把自己的家族和仆人蓄养并武装起来，组成一种以血缘关系和主仆关系为纽带的军事集团。武士阶层作为一股重要力量随着豪强崛起逐渐形成。
• 壮大：法理上确定地位。这些豪强的代表是源氏和平氏，经过6年源平合战(1180年至1185年的6年间，宋后期)，源赖朝击败平氏，统一日本各地豪族，收回土地，建立第一个以武家为中心的政权镰仓幕府(源赖朝)， 并建立了一种叫"主家-御家人"的政权制度。主家指的就是武士们的首领，称作征夷大将军，源赖朝就是征夷大将军；御家人则是那些被征服的武士首领，大将军将土地赐给御家人叫"御恩"，武士们则要为将军征战叫“奉公”，将军与御家人之间是主从关系。此时武士从法理上确定了地位，是主要的战斗力量，但是依附于主家，完全听从主家支配。
• 独立：武士成为一股独立军事力量。御家人制度设想很好，但很快就暴露出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两个问题:
  • 继承人问题，御家人死后，把土地按比例分给儿子，这样几代下来，土地不断稀释到分无可分，没有土地“御恩-奉公”这套御家人机制就没法持续。后来幕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改成长子继承制，也叫惣(总)领制，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明确。应仁之乱(1467年—1477年)的导火索就是足利幕府继承权之争。
  • 中央集权弱化。日本战国土地资源是最重要的，这种土地下放，相当于诸侯分封，御家人把辖地变成了自己的“领地”，很不利于中央集权，法律在事实上失去了效力，完全依靠将军个人权威和将军相对军事优势实现，一旦将军没有权威或者失去了军事优势，那就要看御家人脸色了。

这两点直接导致日本战国武士崛起和长期战乱不断。

应仁之乱后大约200多个战国大名，开始成为舞台的主角。所谓战国大名，原来是守护大名的家臣，不过是些小领主，乘国内兵乱之机发展为独立的军事力量。（日本战国全国就几百万人口与杭州主城区相当，面积云南相当，200多个战国大名混战，可以想象下，就是比拳头大）。其中最著名的战国大名有北条早云、毛利元就、斋藤道三、上杉谦信、武田信玄、浅井长政、朝仓义景、织田信雄、松永弹正、武田胜赖、织田信长、明智光秀、丰臣秀吉、黑田如水、德川家康、岛津义久、伊达政宗、石田三成等数十人。

武士道思想源流

随着这些上级武士的崛起，除了比拳头大之外，出于提升自身修养或治理需要，武士们开始制定一些游戏规则，并开始加强精神层面学习。茶道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大规模流行，著名的就有日本茶道宗师千休利(1522年——1591年)就是战国时代的。

武士道的形成没有准确的时间节点，宫本武藏《五轮书》水之卷、空之卷剑道修炼中涉及武士道的核心思想，到江户时代的《叶隐闻书》对武士道有了系统性的阐述，还有比较出名的是明治时代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这本书。

那么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武士道所宣扬德目说法不一，一般按新渡户稻造说法有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丧失了荣誉的武士要切腹自杀；而按《叶隐闻书》武士道就是“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总的来看武士道最主要的2个特质就是忠义和殉死。

武士道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儒学，佛学（主要是禅宗），神道教。

• 先来说说武士道与儒学的关系
  大化革新之后儒学随佛学传入日本，主要是作为佛学的从属品依附于佛学。到镰仓时代，也就是差不多我们宋朝的时候，程朱理学开始被僧人们带入日本；到室町时代，儒学真正的被日本人广为传播，日本贵族和宫廷开始讲授儒学，此时的儒学虽然在日本远还没有达到鼎盛的状况，儒学的盛况出现在德川幕府的江户时期。但上层已经比较普遍的能够接触到儒学，儒学相对当时日本自己的文化，是相当具有体系性和先进性，此时武士阶层兴起，自然也开始接触和学习儒学，武士阶层烙上儒家思想印记是最自然不过了。我们看武士道的“义勇仁礼诚”，就是来自“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武士道中的优良品质基本上是对儒家思想全盘抄袭。

如果武士道只是单纯的对儒家思想吸收，那恰好就中和武士暴戾的一面，我认为那是相当理想的。而日本偏不，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常常是兼有吸纳性和抵抗性，对于先进文化先抄袭后改造，在儒学导入武士道过程中，也正是如此。

中国儒学仁义礼智信中仁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儒家思想的“仁”基于“爱”，是道德的根本，可谓做人的必要要求。儒家不仅对普通人要求仁，对统治阶层也有仁的要求，甚至把仁看作是统治者合法性标准之一。 孟子就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但在武士道中，仁从来不是必要选项，儒学日本化的结果是“忠”的思想被推崇到极致，宣扬“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君言臣承，上行下靡”。“仁”似乎也被纳入日本武士道精神当中，但是被严重边缘化和弱化了，行动上更是完全走样。

• 武士道的第二个精神来源是禅宗
  先简要说说佛教在日本发展脉络，佛教在平安时代传入日本，看过一些影视剧的可能知道，最澄和空海法师（猫妖传里与白居易有交集的那位，书法极好，高僧），早期有影响力的流派主要是天台宗和真言宗。应仁之乱以后，日本战祸连连。民不聊生，上至公卿，下至平民，都希望通过宗教得到解脱。一些鼓吹简易修行的宗派应运而生，由天台宗演变出的日莲宗和由净土宗演变来的净土真宗兴起，日莲宗提倡信徒只要日夜颂念《法莲华经》，就可以修身成佛，而同时期兴起的净土宗更简单，无须去寺庙，无须梯度出家，只要天天口颂“南无阿弥陀佛”即可摆脱罪孽，脱离苦海，修成正果。

净土真宗还大力鼓吹对所谓恶人的超度，吸引了大批士兵，武士，盗贼信教，只要对佛的信心，净土真宗门徒就能往生“净土”。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大师就带头实践了吃肉娶老婆（还娶了好几个），还生了一堆子女（5女2男）。

这个净土真宗就是日本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一向宗”，我们常常听说的一向一揆就是“一向宗”干的，可见那时候的一向宗势力是非常大的。
一向宗这股黑恶势力无论理论或作为都不是武士的效仿对象，织田信长甚至要在肉体上消灭一向宗。

日本战国佛教是一股重要力量，。。。一向宗这股黑恶势力无论理论或作为都不是武士的效仿对象，织田信长甚至要在肉体上消灭一向宗。
相比一向宗，禅宗简直是一股清流，禅宗大约是在中国宋朝，日本镰仓时代，日本荣西和尚从中国学习带入。宋末元初中国战乱，很多中国禅僧避乱到日本，使得日本禅宗迅速发展，主要有三个流派，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禅宗对日本的各种艺术门类都产生很大影响，对日本人的审美有根本性作用。

禅宗是悟的法门，主张悟道、破执、性空, 相关理念及训练方式被武士道大量吸收，成为武士修养的行动指南。

“武士好禅”成为战国上层武士风尚，他们自觉将禅宗的坐禅修行方式融入到武士道的日常训练当中，强化克己忍受, 不事浮华, 排除杂念, 摒弃欲望等思想，融入禅宗的空无观，做到喜怒不露于色，《叶隐闻书》里就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武士面带笑容走在街上，一个妇人上来攀谈。。。。。

此外，佛教以涅槃为乐，禅宗把死亡看的很平常，强调生得自在，死的洒脱，超越生死的观念，深刻影响了武士道的生死观，“生死皆妄念”“生为梦幻,死为常住”。在禅宗基础上，武士道把生死观与忠勇观念深度结合，对死亡简直发展到病态的迷恋的程度，一个武士从小就要反复推演死亡过程。

《叶隐闻书》开宗明义：“武士道者，死之谓也。”武士道者寻觅通向死亡之路，“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
《叶隐闻书》记载了作者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5岁时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的故事。武士大众，14、5岁就要开始实习斩首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叶隐闻书》里反复强调死对武士道的重要性，如“所谓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亡，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对于死亡的追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从二战时日军乘风特工队，及对中国人实施的百人斩也能看出这种思想表现。

• 武士道的第三个来源是日本本土神道教
  我们去日本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小各种神社，门口有一鸟居，正殿门楣上挂一铃铛，悬一粗绳，参拜者先要拉动粗绳，里边布置一般比较简单，就是神道教参拜的地方。神道教起源于日本萨满的万物崇拜，属于泛神教，据说有80万还是800万神。这种自然崇拜，最早并没有名字，也没有什么教义，随着佛教的传入日本，为了对抗佛教，抄袭了一堆佛教和儒教内容，加上它自身的崇拜体系，取名神道。奈良时代天皇下令编撰《日本书纪》，被认为是最早的神道教的文字记载，书中说「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教最崇拜作为太阳神的天照大神，天皇是他人间代表。

神道教特别强调尊皇忠君。据说日本有80%以上人信神道教，所以虽然天皇只是个象征，但这个象征地位无人撼动，很受人爱戴。

神道教的这种忠君思想正是武士道里，主君对下属生杀予夺，臣民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思想来源。这种基因为明治维新后在行政和教育上神道教与国家密切结合，宣扬国家武士道敬神爱国、崇祖忠皇教育，直至发展成军国主义，埋下伏笔。

武士道的经典著作《叶隐闻书》认为武士对主君要绝对信赖和灭私奉公。“所谓武士道，把身命恭敬奉献给主君是根本”，“武士道是死之道，就是意味着要把身命奉献给主君”。武士对主君，必须要有奉公无二的忠节精神，“无理无体地奉公、一心不二的效忠主人”，武士道的核心是忠，对主君忠。这种忠勇思想在某些时候保持了团体行动力，但很容易被煽动走向极端，是武士道思想危险的祸根。

武士道提倡君臣的效忠观念，我们就有一个疑问，战国为什么还会频繁出现下克上现象？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1. 武士阶层，归根到底是封建庄园主。其核心利益是土地，本职工作是作战，其生活核心是血缘家族。所以武家看重的是：一、获得土地，二、建立功名，三、荣耀家族。而所谓主从关系，不过建立在这三点的保证上，名义上日本的民众的主君就只有天皇。所以无条件忠诚的也只有天皇一人。
2. 战国时期天皇和幕府的掌控力都变得相当微弱，公家贵族和守护大名无力在经济和土地上供养武士。原来主从之间存在的赐恩、奉公默契在主君无赏可赐的情况变得脆弱。建立功名就成了最大的驱动力。
3. 战国时期武士阶层的成分复杂，被打下来的公家贵族、农民、地主都有，各种势力涌动。旧的秩序打乱，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乱世出英雄，英雄不问出处，这个时候有机会都要捞个大名当当。
   所以下克上现象是战国特定时期造成的，提倡绝对忠君不顾身家的武士道精神与下克上的确矛盾，到了丰臣秀吉后期，随着幕府的稳定，尤其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新秩序建立后，下克上也就成为了历史。

战国武士的行为艺术

我们应该有个共同感觉就是，日本人特别重视仪式感，凡事都要弄个道道出来，然后用一套流程来约束。日本战国历史，武士们的两个行为是比较有特点，一个是写绝命诗；一个是切腹。

绝命诗

这个传统我分析可能来自禅宗，这个不确定，禅宗大师涅槃前都会做偈/就是佛诗。战国时期武士死之前基本上都会留下个绝命诗，很多写的还挺优美。据说二战时，战败士兵切腹前要大喝一声，也是这个传统的延续，毕竟士兵古文修养有限，大喝一声权当绝命诗了。

切腹

切腹是武士道标志性行为，切腹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可考证，主流说法是始于日本战国武将清水宗治。织田信长派丰臣秀吉攻打高松城时发动水攻，即将破城危急时，高松城城主清水宗治（毛利家家臣）与丰臣秀吉达成和解协议，以切腹换取全城百姓性命。 据说，清水宗治乘着小舟，跳完一轮舞蹈后，庄重地切开腹部，再由介错人斩下首级，后世武士赞赏清水宗治作法相当干净利落，此后武士切腹维护名誉的做法被广为效仿。

禅宗对死亡过程没有过多描述，武士们却有意让死亡更加艺术性，死的如樱花般华丽。日本战国比较出名挂在切腹上的人物就有，仁科盛信，织田信长，浅井久政，浅井长政，平手政秀，千利休，丰臣秀赖及其母茶茶。

这种行为艺术在日本战国不计其数的武士实践中日渐变得繁复起来。
切腹的动机据说有13种之多，有劝谏，名誉，道义，财产纠纷等等，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是切腹解决不了的。刀法也相当讲究有横切、竖切，十字切，切的次数，走到路线，深度和分寸都十分讲究，还要切的干净利索。切腹的流程也相当复杂，切腹前须沐浴更衣，对服装道具都有要求的。切腹时要有正副两位介错人在一旁见证。 这不光是技术活，在如此疼痛下能保持有条不紊，对切腹者的头脑是相当考验。

我们熟知的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是武士道的忠实践行者，他在切腹前先做了一个公众演说，相当于绝命诗了，本想搞一个完美的十字切，但切腹过程并不顺利，拖着肠子痛的打滚，第一个介错人连砍三刀都没有砍下三岛由纪夫的头，疼得三岛实在无法承受了，只好试图咬舌自尽，但还是不成功，最后还是随三岛由纪夫一起来的专业学过剑道的盾会成员古贺浩靖出马介错成功。据说前面那位三岛由纪夫的介错人事后觉得自己对不起三岛由纪夫，随后也切腹自尽，而他的介错人也是古贺浩靖。

后来据说只有川端康成获准进入三岛由纪夫的切腹现场。川端康成看过现场后沮丧地说：“三岛被砍下的头颅应该是我的。”，不久之后，川端康成口含煤气管自杀。

可见，日本人过分着迷于这类仪式感，在战争时代，这种仪式感能够利用人性缺陷，鼓动民族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宣泄隐藏着巨大的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