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天生患有唇颚裂，童年时曾两度接受矫形手术；亦因为这个先天缺陷的关系，使他无法清楚咬字，并严重影响到他的社交生活。有语言障碍的哈贝马斯却发展出了沟通行为理论。足见思想比语言能触达的更深广。
人们担忧高度发达的理性、世俗化导致宗教大厦岌岌可危。就像马克思韦伯认为的那样：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但近年的事实是美国的信教人数在稳步增长，美国大选中，宗教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堕胎问题，性少数群体等看法，本质上是宗教议题。阿拉伯原教旨主义主义也并未因世界“祛魅”而销声匿迹，反有卷土重来并在很多点上立足脚跟的态势。所有迹象似乎指出，现代性和消费主义包围下，宗教并没有萎缩，反而有壮大趋势？
理性强大、宗近萎靡导致现代人缺少精神支点，堕向虚无； 反之，宗教野蛮生长，又导致现代政治遭受侵扰，出现政教边界淡化，甚至走向政教不分的危险。
这的确是一对悖论。信仰和理性在本质上不可调和的，宗教要求:
“割断与所有世俗感性有关的爱的连结，并同时还确信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就像上帝要求亚伯拉罕以最爱的儿子以撒献祭，亚伯拉罕没有犹豫，这种把一切交给上帝的“信”。在世俗主义理性视角下，这等同于“谋杀”，这样的行为是解释不通的。
这对看似无解的悖论，也是阿拉伯世界对抗西方世界和很多其他问题的病因。在宗教全面干预生活的世界里，现代性带来的思维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导致宗教的影响力削减。阿拉伯国家，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现代进程带来的物质改善的好处，因此他们并不反对美元，但另一方面又痛恨人们在现代进程的影响下用世俗主义的思维替代宗教思维后对宗教的独断性形成的挑战。宗教的唯一解释权遭到破坏，权力的来源遭到瓦解，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以至于，他们用各种方式，抵御现代性影响，尝试着让人们退回到宗教传统的硬壳中，而不管个体对社会进步带来的新的权利诉求，用一刀切的宗教教条统辖所有方面，从而倒向原教旨主义。
哈贝马斯后期思考这个问题，提出的解药是，“宗教回归”或“神学转向”。一方面用宽容的姿态对待宗教，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让宗教进入精神日常甚至政治公共领域。而另一方面，给宗教进入政治领域画上一条界限，即宗教不应保留在神秘主义境界来约束人，在政教分离和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立场上，才谈得上宗教信仰和结社自由，主张宗教语言应翻译为哲学的命题范畴，加以探讨、检验而为人所接受。
哈贝马斯的理想是建立在对现代性问题充分体察之上。现代性代表了人类的进步一面，也蕴含了堕落的因子。宗教则在更高维度，隐藏着人类底层的智慧和世界和人性的隐喻，世俗和宗教相互资借。这种范式看上去很美好，值得借鉴思考，如能够践行，必定能够完善政治，也能滋养精神生态。然而，这对悖论岂会如此轻易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哈贝马斯的思考，很多人并不能同意。一面是人们担心宗教平等参与政治协商的过程，宗教的内生力量纵容宗教的侵入，出现政治倒退，甚至可能促成宗教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很多宗教人士对此也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哈贝马斯划红线的做法，要求通过“翻译”成世俗或哲学语言的方式来表达宗教精神，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做法。这种方式，极有可能丧失宗教语言的魅力和富有洞见的意义，导致宗教过度“理性化”，使得超验的宗教性丧失灵性、话语权，沦为“理性”的奴仆和装饰物。
开头的美国宗教壮大的现象，恰恰说明哈贝马斯所谓“宗教回归”推演的前瞻性，这种回归可以作为马克思韦伯对“祛魅”的现代性的担忧的回应，这也提醒我们对现代性的担忧是不是应该转向或兼顾宗教的“侵入性”对政治领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