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过程一般认为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开启(十年“文革”摧毁了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和商业基因)。但事实上中国在近一百多年来有很多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以至于英国剑桥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发出经典“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工业革命没有最先在中国诞生？这个问题在全世界有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分歧也很大。我们如果能比较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大概能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回顾下近120年来中国工业革命的几次历史契机，分建国前和建国后，四次工业化的尝试。
建国前
第一次工业化尝试
发生在1861-1911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之后。由政府上层主导开展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国防上提倡“自强”(“师夷长技以自强”)。
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在当时看来比较先进的工业，比如：
- 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
- 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 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
- 满洲贵族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
- 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清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建立了150多家现代大型工厂，包括：16家造船厂和机械制造厂、97家机械纺织厂、8家印刷公司以及4家钢铁企业。
结果
但是这些工业和军事成就并没有像看起来那么强大，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溃并被日本榨取了天量的战争赔款。
原因
- 这些现代工厂主要是由政府债务或国外贷款资助，是完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工厂是官办或买办，不能是民办。
- 这些工厂都坐落于大商业城市和地区，如上海（25%）和广东（60%）。而原始工业和乡村作坊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商业活动都被政府完全忽略甚至受到压制。底层劳动力完全没有被动员或参与，当时超过90%以上农民。
所以这次尝试终是绣花枕头。
日本吸取两次鸦片战争教训，在之后的明治维新中提出“全民重商主义”的工业化道路。日本在江户时期，明治维新之前手工业和匠人作坊是非常活跃繁荣的。倒幕运动 - 中下级武士、商人、大名组成倒幕派，群众支持。
第二次工业化尝试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甚至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并建立了现代企业、新的私有财产法律和从未见过的公立大学。政府鼓励自由贸易，欢迎外国资本，并且在中国全面推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尊严”，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业城市。国民政府也吸取了一些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教训，就是当时并没有动员起足够民族力量来配套工业化过程，所以，民国时期的确培育了一批民族资本家，比如四大家族&荣氏家族。
结果
1937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几乎毫不费力大举入侵。民国政府对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和国家和平与统一的无能，当时6亿农民赤贫状态，使其在1949年被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推翻。
原因
- 这次工业化的尝试同样是继续坚持了这种城市导向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但国民党政府极少关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和乡村作坊的培育，相反，集中精力在大的商业化城市中建立大型的现代制造工厂。例如，在1937年中国40%的工业产能（包括纺织业）集中在上海。
- 与第一次工业化尝试一样，民国时代缺乏国家统一意志和战略眼光去动员起商人和大众，为广大乡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棉花原材料供应链。(对比：同英国，日本工业化也是首先从食品、纺织业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轻工业发展开始的。1877年到1900年，食品、纺织业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程度分别为40％和35％，两者合计为75％，也就是说，在19世纪后期日本的工业增长中，3/4是依靠轻工业的发展。)
- 同样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受利益驱动，农民劳动力得不到释放，而工业化恰恰需要大量的失土农民来进行规模化生产。(参照英国工业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农村手工业和匠人作坊的蓬勃发展，类似现在广泛存在的家庭作坊)
这种城市导向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方式，与1868年前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的发展道路和工业化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江户时期（1603—1868）是从欧洲引进和开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准备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具有以下特征：商业和贸易繁荣、市场发酵、政治稳定、农业商业化发展、区域间交流和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民族不断融合、农村的手工制造业和工匠作坊繁荣、出现了富裕的商人阶层、中央政府（皇室）和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官方扶持、教育不断发展。[82]江户时期日本的原始工业化是如此的深入和成功，以至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坚信，“即使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日本迟早也会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
建国后
主要讲讲建国后的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也是中国何以能够走到世界GDP收入第二的关键。
第三次工业化尝试
49年-78年，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工业化尝试。
建国后背景是：
- 中国内部经过多年战争，国家千疮百孔，就平均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不到35岁）而言，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行列; 外部遭受美国打压，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
- 建国初期的中国在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实力都十分薄弱。工业生产方面，与抗战之前的最高年产量比，建国初期的生铁产量只占23.9%，钢占 17%，煤炭下降了 42.4%，发电量下降了28.3%，水泥下降了71.2%。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没有现代国防工业。农产品供应已无法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全国共有两万公里铁路、200多个隧道和 3000 多桥梁受到战争的破环，无法继续使用，这对各种生产性资源的运输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 建国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苏联、部分东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探索，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
49~78年工业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
- 恢复时期（1949-1952）
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将钢铁、煤炭等工业基础原料以及交通业的恢复作为重点，为以后的“一五”计划建立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 - 过渡时期（1953-1957）
同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企业为核心，包括煤炭、电力、钢铁有色、化学、机械加工、医药、食品等，几乎囊括了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它帮助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 “大跃进”时期（1958-1960）
1957 年“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工业的喜人成绩，党内滋生了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的激进思想，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提出了十五年钢铁产量赶超英美的口号。1958年，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代表的“大跃进”运动展开。这场运动虽然客观上使中国工业各项指标有着较大的增长，比如同 1957 年相比，1960 年炼钢、炼铁、铁矿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开采的新增生产力分别增长了 4.45 倍、3.95 倍、1.32 倍、2.13倍和 3.82倍。1960 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增加了 1.34 倍，但是由于生产的低效益低质量，许多产出品都是无法进行工业再生产的废品，并且由于工农业比例失衡**，国内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在1958—1962年“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工业化运动，不是简单地错在分配太多的农民到社队企业工作，导致粮食生产短缺；而是错在不允许社队企业生产超过本地需求的产品，不允许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
而且这些社队企业也不按市场原则进行淘汰，对需求无反应，进而不可能有纠正生产决策错误的竞争压力。因此，因为市场缺乏，“大跃进”时期的社队企业比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家庭经营的小规模手工作坊的效率还要低很多。 -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中央在八届九中全会后出台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简称“八条”），后续所有调整政策都围绕这八条展开，核心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同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也对党内检讨问题和统一思想提供了良好基础。通过“硬”和“软”两方面调整，1962年开始，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农业和工业也相继恢复。 -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1966-1978）
60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不仅单方面撤走了在中国的大量专家和技术人员，使中国工业化建设陷入僵局，还试图与中国在军事上制造事端，并且美国此时对越战争局势不断升级，威胁到了我国的国防安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意识到必须加强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才能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
“三线建设”应运而出，“三线建设”开始于1964年，1978年基本收尾，横跨了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共400多万，安排建设项目 1100 个。
评价
49年-78年这段历史的评价总体上毁于参半，尤其对大跃进、文革、三线建设的负面评价是比较多了，这个不好评说，积极一面也不是没有。
前三十年，对完善工业体系和资本积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就没有后三十年的厚积薄发。也有些经济学家成为工业化的“胚胎发育”阶段，主要贡献有几方面：
-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生产模式及规模化动员机制为引爆中国的工业化酝酿了“火种”。
- 生产队模式锤炼了一大批工厂管理人员，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很多工厂厂长原来就有生产队长的经历。
- 一大批农民工队伍得到锻炼，为后来的工业化输送了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三线建设历时15年动员了上千万人，南方到中西部大迁徙。
一些成就：
- 1952年，工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1975年，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快速递增。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滩。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无铁路的历史。
- 1949年至1979年30年的水利建设总投入245亿元人民币。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其中“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了初步控制”。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只有大中型水库23座，到1979年全国共建成库容量1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小型水库8.6万多座。水塘460多万口，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区5000多处。
- 搞成了“两弹一星核潜艇”。
-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珍宝岛之战、西沙收复战等战争。创造了工业发展的稳定环境。
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但如果以结果论的观点看，第三次工业化尝试中战争思维指导工业生产，生产过程也没有考虑到需要端的特点，工业产品结构极其不合理，质量不过关等等不足。发展带来的增长不能满足人口增加的新增需求，老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极低，还得靠天吃饭，实际上并没有跨越“马尔萨斯陷阱“。计划经济忽略了盈利能力，以供给决定需求的整个苏维埃式工业组织的国家体系几十年里都是亏损的。中国即使在1949年后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工业基础，它的经济在1978年改革之前事实上仍“处于崩溃边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198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时代的第一个10年，改革的核心动力是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下的大规模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发展到将近2000万个。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统一的国内自由市场，轻工业、手工作坊式的乡镇企业因为满足了短缺经济产生的巨大需求而迅速崛起，一下子在全国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联合起来的广大的市场。
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在1978—1988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爆发式增长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收入具有产权，由此产生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许多大公司的作用，官员能调动地方资源并组织其农民，并且冲在前面，其实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农民就是产业工人。这些政府官员与当年英国商人阶层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
从1978年开始，中国没有选择集中精力在重工业的建设上，也没有再次选择快速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或许是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以及先前失败的教训）。相反，中国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低发展目标，并开始鼓励在乡村设立大量的，小规模的，在英国18世纪原始工业化时期才能见到的，原始的、劳动密集型的、低质量、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乡镇企业。它们生产各种在国内外具有广阔市场的廉价轻工消费商品**，比如筷子、牙刷、塑料盘子、杯子、水桶、容器、扣子、别针、铁钉、纺织品、毛衣、裙子、衬衫、鞋子、帽子、手套、陶器、瓷器、桌子、椅子、窗帘、沙发、厨具、办公用品、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简单农具、化肥、学校用品、玩具、黑白电视机、低质量手表，如此等等以满足基层民众的需求。这些乡镇企业就地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体劳动力的80%以上。从而促进农民工工作机会、收入、消费能力增加。反过来，这些乡村工厂又为许多城乡家庭提供了大量的日益多样化的价廉消费品，持续刺激需求的增长。这一过程，实际上正是暗合工业化本质和最基本经济学原理，即“供给不能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相反，只有先创造市场，供给才能应运而生。
Note: 农民劳动力的动员是必不可少的：1. 带来产业的真正规模扩大，2. 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梯队培养，3. 农民收入的提高，购买力的提升，促进需求市场的繁荣，需求之下的供求是才是有效供给。4. 使大市场成为可能，而大市场才使工业化成为可能，工业化成本的边际成本逐步降到0，大市场使利润提高
其他国家对比
如果我们对比下英国工业化过程和日本明治维新走上工业强国的过程，再反观俄罗斯、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失败经历，大体可以解释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很多决策从大方向上是非常正确的。
1750—1840年，英国经济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5%，但是英国却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因为在这之前它已经用一两百年的时间打造了全球最大的贸易网络、纺织品市场以及羊毛和棉花供应链，完成了工业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原始工业化积累。
和1978年以后的中国类似，明治政府调动了日本农村的全部劳动力参与到原始工业化积累中来，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促进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它在明治维新后采取的正确的重商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
是什么阻碍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1978年以后的中国或当年的英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是无法获得技术吗？不是。印度已经能发送飞船到火星。是缺乏民主吗？不是。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没有私有产权吗？不是。印度千百年来一直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没有法制吗？也不是。印度在18世纪就继承了英国普通法。那印度为什么选择进口玩具而不是自己生产呢？印度没有自己的玩具供应链是因为缺少良好发酵的日用品市场和市场创造者，以使印度千百万自给自足、自由放任的农民能在基于劳动分工的原理上组织起来从事规模生产和销售。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市场创造者，阻碍了农业社会的印度用规模化生产的工厂替代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印度缺了一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来开启它自身的工业革命，来创造和培养一个广大的商人阶层，来提高草根民众的购买力，来将农村剩余人口转变为有组织的劳动大军，来推动劳动分工并形成全国性的产业链和分销网络，来投资国家和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但在这点上，印度似乎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结论
中国近200年历史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经历了各种大事件，在工业化上进行了各种探索，大体上到了70年代末通过乡镇企业这种看似草根的方式，开启一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来来推进它自身的工业革命，创造和培养了一个广大的商人阶层，来提高草根民众的购买力，来将农村剩余人口转变为有组织的劳动大军，来推动劳动分工并形成全国性的产业链和分销网络，来投资国家和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并在90年代实现了初具规模和充满活力的工业化，90年代以来，我们不单实现了机器化生产，也在众多领域和行业实现了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机器，从而催生了重工业和基建的爆炸式发展，这一发展又给经济崛起注入能量。
而建国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的一系列尝试，比如建国后前30年以供给决定需求的整个苏维埃式工业组织的计划经济虽然忽略了盈利能力，但这种几十年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模式培养起来的动员能力\工业化的基础\工厂模式锻炼农民工和企业管理者,为为70年代后引爆中国的工业化酝酿了“火种”。
总之，自下而上的、由简到繁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创造”到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工业化成败是最为关键的。发展问题不能通过一次性“供给侧”的“大推进”，即依靠外国资金或技术援助、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方案(如洋务运动、国民政府)，或“供给方”投资浪潮来获得解决（如大炼钢铁）。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许多轮自下而上、用市场“需求”来驱动和创造“供给”、按次序进行的“产业升级”，这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公共商人”作用很重要，底层动员很关键。工业化的本质是实行规模化大生产，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的支撑才能盈利和变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