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人于野)
人们普遍觉得日本NHK的灾难报道非常的理性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的捐款。
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最简单的背景——则更乐于出手相助。
讲故事的力量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们的原始本能使他们热爱大自然，他们赞美花、赞美蓝天、赞美山水、赞美健康的动物和异性，这些赞美会演化成艺术。可是只有刚接触艺术的人才喜欢令人愉快的东西，审美观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感觉，改为欣赏愁苦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什么艺术，而现代社会却能让艺术普及。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里流行歌曲的趋势是感情越来越忧伤和含糊[6]。美学不可能是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别人的审美观和被别人鄙视，我们在审美观的鄙视链上不断移动。文人有时候研究病态美、悲壮美、失败美等，也许更高境界则追求各种变态美。但本质上，他们研究美。
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
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12]，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13]，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能赚钱。观众想要什么呢？娱乐和确认。观众需要你的新闻能用娱乐的方式确认他们已有的观念。
可是如果你认为福克斯新闻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
比如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你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想引用乔布斯的话：王小波说得太乐观了。真正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剌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们的做法不是杀掉坏消息，而是只听“好”消息——那些能印证我们观念的消息。
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
调查显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共和党人，越不相信全球变暖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民主党人，则越相信这一点。
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认知科学家梅西埃（Hugo Mercier）和斯珀伯（Dan Sperber）2011年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6]”，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我做了一点小调研，这个理论有很多推论。比如说一个真正理性的人，如果他认为其他人也是理性的，那么他不应该买股票。为什么？如果他买股票，就必然有人卖这只股票——这就意味着两人对这只股票的升值前景（不一定是确切的预测，可以是一个概率）有不同看法。可是奥曼已经证明理性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不同看法。
进化使我们大脑中恐惧的优先级高于浪漫，也许这就是负面偏见存在的原因。
比如有个笑话说一个人坐飞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颗炸弹，他认为这样就不会有恐怖分子炸飞机了——因为一架飞机上有两颗炸弹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小！
发现规律任何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下去，而理解随机性却是只在现代社会才有意义的一个技能。
问题的关键是随机分布不等于均匀分布。人们往往认为，如果是随机的，那就应该是均匀的，殊不知这一点仅在样本总数非常大的时候才有效。当初iPod最早推出“随机播放”功能的时候，用户发现有些歌曲会被重复播放，他们据此认为播放根本不随机。苹果公司只好放弃真正的随机算法，用乔布斯本人的话说，就是改进以后的算法使播放“更不随机以至于让人感觉更随机”
而小数定律说如果样本不够大，那么它就会表现为各种极端情况，而这些情况可能跟本性一点关系没有。
哪怕一个硬币再完美，你也可能会连投四次都是正面朝上，这个结果看似有点怪，但跟连投十次都正面朝上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你的统计样本不够大，你什么也说明不了。
他们旁征博引，无所不知，从国际政治讲到国内形势，最后归于两点：第一，所有坏事，都是国际敌对势力故意针对中国搞出来的；第二，所有好事，都是中国政府巧妙安排的。总而言之，中央正在跟美国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篇奇文把近期的国际形势——包括乌克兰局势、日本右翼政府的态度软化、朝鲜半岛的微妙变化、西方阵营出现的裂痕和泰国局势未能朝预期方向发展——和国内形势——改革进展、两会前金融波动、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和河南隧道爆炸事故，通通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全盘考虑这些因素，还要结合“三年前发生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人质事件与奥巴马即将在四月展开的访问活动”，才能理解一架客机为什么会失联。
中国流行国际大棋论，美国则流行专门针对美国政府的阴谋论。
A和B同时成立的可能性小于等于A成立的可能性，这是概率论的常识啊！
生物学家路易斯·沃伯特（Lewis Wolpert）有本书叫《反常的自然科学》（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在此书中他指出，想要摆脱童稚状态搞科学，就必须首先抛弃目的论。
很多人研究为什么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这本书中说，中国之所以没有自然科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认为天道是有目的的。我们认为上天有道德观，它降下自然灾害是对皇帝的警告，或者是对坏人的惩罚。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段话什么意思？苦难是老天想训练你。
所以“TV Tropes”的口号就是“TV Tropes Will Ruin Your Life（TV Tropes会毁了你的生活）”。无形之中，剧情数据库把观众分为“会看电影的”和“不会看电影的”两类，只有不会看电影的观众才会被剧情感动，而会看电影的观众则永远失去了这个乐趣
所谓“健康无价”，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冒着交通事故的风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橄榄球是一个高风险但高利润的运动，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蒂尔曼拥有3年360万美元的合同，但他在“9·11”事件之后选择了一个更高风险，却更低利润的职业：参军。结果死在了阿富汗。
可是事实是我们中的所有人，早就选择杀了！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以十万计，可是我们该开车开车该坐车坐车。从来没有人提议禁止一切汽车。
扯淡 完全不同 杀或不杀 是说我们选择是否作恶 关键是生命不是数学题 不可如此算计 中国市场的励志书特别喜欢谈“人脉”，讲人脉的书随便就能找到几十本。如果再加上从人脉衍生出来的相关领域，比如关于“谈话的艺术”、“影响力”、乃至“气场”，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中国，社会关系就是第一生产力。
不管是什么，中国文化虽然不怎么擅长科学思维，也不太明白意志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却在意志力的实践上遥遥领先。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优势吗？那些全神贯注听讲的小孩，比每隔三分钟就得吃点零食的小孩酷多了。
劣势的好处还包括精神上的。二战期间德军对伦敦进行大轰炸，英国政府非常担心伦敦市民可能会因为恐慌而逃离城市。可是轰炸真的来了，而且在造成极大的人员损失之后，政府惊奇地发现人们不但不恐慌，反而非常淡定，甚至是这边空袭警报响着那边老百姓该干啥干啥。不但如此，后人研究轰炸期间伦敦人写的日记，发现他们简直是爱上了轰炸！他们产生了一种你怎么炸都炸不死我，我是不可战胜的兴奋情绪！这个效应是普遍的，民权运动中有个黑人领导者，费雷德·舒特尔·斯沃（Fred Shuttlesworth），屡次遭到三K党袭击，结果每一次躲过袭击之后他的勇气都会再升一级，他最后无所畏惧甚至获得了一种宗教领袖般的气质。那些刺杀他的人简直就是来给他送经验值的。
其实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绝非中国所独有，美国就是靠游击队打赢了独立战争。在战争初期美国一直采取游击队战术，局面很不错；乔治·华盛顿突然想建立一支英国式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起来之后就连续失败。类似地，法国打越南，越南游击队一直赢法国，一直到1951年越南决定使用正规军，使用法国打法跟法国打，立即遭遇惨败。
错误。《天才密码》一书介绍，美国最好的一所音乐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甚至干脆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连贯地演奏。学生只能跟着她练分块的小段。她规定如果别人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地在练习！
所以训练必须要有针对性，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必须一切从实战出发，且有明确的每次训练要完成的目标。
美国的基础教育受到过很多批评，但美国的研究生制度却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好的。这个制度正是学徒制。导师的英文是“advisor”，这个词放在学校以外是顾问的意思，比如“总统军事顾问”导师允许学生有相当的独立性，你原则上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项目，而导师给你提供建议和随时的反馈。研究生入手的项目不再是为了训练，而是一上来直接就是真正的科研，以发表论文为目的。
我们来看看贝尔实验室的学徒制景象。这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室，晶体管、激光、太阳能电池、C语言、Unix操作系统和无线电天文学都诞生在贝尔实验室，而且还有七个诺贝尔奖。
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学生都了解一个道理：真正决定你水平的不是全班一起上的音乐课，而是单独练习。
教育哲学家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认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它是异常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本来应该是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为什么美国大多数体育明星都是黑人？黑人身体素质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但凡有点能耐的白人家庭都不会让孩子把赌注押在体育上。在阿根廷、巴西、葡萄牙和英国这些传统足球强国，只有不太富有的家庭的孩子才从小就把踢足球当做此生追求。C·罗纳尔多小时候家里地方太小，以至于冰箱得放在房顶上；英国所有球员都来自工人阶层，以至于中产阶级孩子就算想踢球都无法融入队友的“文化”[37]。
我学物理的时候记了不少笔记，但我记的不是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而是自己对这一门知识的整理。我完全抛开课本和老师的讲述顺序，而使用逻辑顺序重新归纳要点。这种笔记的关键是抓住重点，而细枝末节都能被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来，这样自然就把一本书从厚读到薄。
当没学问的人大惊小怪的时候，有学问的人可以见怪不怪；当没学问的人熟视无睹的时候，有学问的人却可以见微知著。
政府的有些政策，表面上为了公平，但客观上是促进了稀缺，比如说不让优质小学的入学市场化。
幽默是智力过剩的体现”，想法也只在带宽过剩的时候才会冒出来。只有当你读第二遍的时候，你才能气定神闲地发表意见。第一遍读是为了陷进去，第二遍读是为了跳出来。
对于领先的企业，更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谚语说，If it works, don’t fix it[5]！
奥卡沐剃刀 如无比要 勿增实体 可是女人的基础睾酮水平只有男人的七分之一。基础水平低是一个因素，如果在赛场上能临时多分泌一些也不错，但很多研究发现，女人在比赛中的睾酮水平并不像男人一样增加。
玩游戏实在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如果你随便玩，你只能体验一点小小的快乐情调。如果你陷入即时正反馈系统不能自拔，你会获得更大的乐趣或痛苦。只有当你进入更高的境界，你才可能成为游戏界的泰格·伍兹，甚至是矩阵（Matrix）里的尼奥。
所有人都喜欢强联系，哪怕是风险投资者和斯坦福MBA也是如此。我们愿意跟他们混在一起，我们愿意给他们打电话，我们愿意转发他们的微博。但是熟归熟，工作归工作。当我们考虑找人创业，找人合作，哪怕是找人了解什么信息的时候，“弱联系”才是最佳选择。现在社会学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对工作来说，同乡会和校友录不是扩展人脉的好地方。
如果要用一根绳子紧贴地面绕地球一周，可以想象必然是一根很长的绳子。现在如果我们想把绳子抬高到距离地面一米，请问绳子要加长多少？不会算的人可能会被地球这种大尺度给蒙住，而会算的人会立即指出绳子只需要加长6.28米就够了。再比如说防洪的时候想要用铁板把河岸临时增高一米，请问这个铁板需要多大的抗水压能力？不懂的人可能会设想一个非常厚的铁板，而只要你知道水压只跟深度有关，你就会明白铁板其实用不着比水桶厚多少。
有相关性未必有因果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
这个实验使我想起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之争。这两种可乐的味道非常接近，但如果你仔细品的话，会发现百事可乐更甜一点，而可口可乐略带一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做过实验，在不公布品牌的情况下把这两种可乐倒在小杯里，找一帮受试者品尝。结果是大多数人认为百事可乐更好喝。 在实验结果的刺激下可口可乐决定改良配方，使得味道更像百事可乐，结果是惨遭失败！消费者抗议新配方。怀旧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实验室里喝一口和拿回家去喝一瓶，感觉是两码事。如果
如果只喝一口的话，可能很多人认为汽水比茶好喝。
有人做实验，拿着一个随机生成的股价波动图给股评家看，股评家也能从中看出庄家的操作来。
一个是“animism”，万物有灵。他认为每个物体都是活的，比如汽车之所以不走是因为它累了需要休息。更重要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意愿，比如“太阳在跟着我们走”。另一个是“artificialism”，人为主义。小孩认为一切东西都是人出于某种目的造出来的。比如为什么会有太阳？太阳是人用火柴造出来照亮用的。
背后有什么精神力量，而是物理定律决定了它就会这么做。
认为凡事都有目的，是普通人思维区别于科学思维的根本之一。
据一个志愿者跟记者说[8]，他们的决定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出于逻辑：“我今年72岁，大概还有十几年的寿命。而就算被辐射了，也需要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症。所以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小。”
写大著作，你必须构建一个完全自洽的想象世界。“自洽”（self-consistent），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我们都同意你的理论是疯狂的。我们的分歧在于它是否疯狂到了足以有机会是正确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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