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也夫
蚜虫、水蚤和许多其他无脊椎动物的种群会连续通过无性克隆的方式进行繁衍，但是，需要经过远距离或长时期去散布的幼体，就会通过有性生殖的方式产生。”（威廉斯，1962：103—105）两性繁殖这样的战术在生活中也有。比如一些房子的电、水等设施坏了，如果问题确定了，派一个维修工就行了；如果问题不确定，就需要派一个包含管工、电工多功能的维修小组或者一个多面手，以应对不确定的要求。环境的多样性逼迫物种也要拿出多样性去适应它。生活中的策略与生物学中的策略有时是暗合的。
内源变化小一点，产生的变异少，其中的一种非常适应，就可能代表一种方向。多方向即没方向，多中心即无中心。适应的种类过多，就没有方向了。概言之，物种在遗传上有很大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还一直产生着变异，而变异的比例不会太大。
就是说变异的比例小一点，倒有可能有积累性的效果，如果变化率太大，反而没有积累性效果。
对西方世界来说，145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450年西方出了一个叫古登堡的人，发明了印刷术。
中国元代灭亡是1438年。根据中国文献学家的统计，1438年之前中国古代一共拥有图书的种类是4万种。这两个时间大致接近，在此以前，中国拥有的书籍总量比整个欧洲还多三分之一。当1450年西方人发明了印刷术以后，情况大变。过了150年，到1600年，西方拥有的图书是125万种，与之对应中国当时拥有图书是1.4万种。这期间西方拥有书的种数是中国的89倍。再往后走，从1600年到1900年共300年时间，西方的图书种类是1125万种，中国的图书种类是12.6万种，
这暗含着一个道理，当一种文化开始大规模复制的时候，与此伴随的一定是创新也在增加。
将文化与物种对比，可以看到，物种复制10万次时可能有一个新的基因出现，已有的图书不断复制就会激发新书的产生，文化产品复制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出现新的东西。这就是模仿与创新的关系。
本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控制着文化选择。
人类不适合在家庭之外同其他人一起吃大锅饭，一起搞核算，这样很快就会把食物全部吃光。相反，在一个家庭里，就可以精打细算。前面讲了，无条件的利他只能发生在近亲当中，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利他只有互惠。
当发明家要创造出一种理想的基因的时候，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要把他认为好的因素繁荣、光大，要影响到十代百代的人。这不是一种狂妄吗？你怎么知道十代百代之后的人类还与你认同？你怎么敢有信心让十代百代以后的人们都说，21世纪初叶的先辈真是伟大，使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觉得最有人类学（不是狭隘的人类学）味道的是这样一个定义：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
米德著作受到的欢迎标志着博厄斯的人性观的胜利，即人生来是一块白板，文化为之刻上了人格和行为。但是在这本书出版后55年，弗里曼重新研究萨摩亚人的著作《米德及萨摩亚》问世了。该书以扎实的证据揭示出米德的每一项观察都是错误的，说明了那里有等级，有暴力，有战争，有起义。米德的神话破灭了，她的研究显然在侍奉一种先验的
综合这两种计算方法，一些学者认为，智商的遗传率为60％，也就是说环境因素在智力中只占40％。
但是此种病病症有个不寻常的特征，就是它有时会伴随着创造力的爆发。舒曼终生都是躁狂－抑郁症患者。艺术家患此症概率是普通人的2—3倍，诗人是普通人的10倍。
基因对解释IQ的相对差异的贡献从幼儿那里的20％，上升到儿童阶段的40％，再到成年人的60％，而到中年人那里则甚至可能达到80％。……到成年期，智力就像个性：大部分是遗传，小部分是由于个人所独有的环境，极小部分是你所成长的家庭的影响。这是一个反直观的发现，它摧毁了那种认为基因先起作用，培养后起作用的观点。”（里德利，2003：95）
斯卡尔的主张：“非共有环境”（孩子们虽然在一个家庭中，但因性格的差异导致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并不相同，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决定的）比共有环境起的作用大得多，而首先是基因促成了“非共有环境”。
基因和环境是交织在一起的。（赖特，1998：48）里德利说：“环境不是某种僵化的实在之物：它是由行动者本人所主动选择的独特的影响因素的集合。具有一定的基因，会使一个人倾向于经历一定的环境。具有‘运动的’基因，会使你想在体育场上锻炼；具有‘知识的’基因，会使你寻找知识活动。基因是后天培养的代理者。……环境，作为小的遗传差异的一个放大器，把喜欢运动的小孩推向给他们以回报的运动，把聪慧的小孩推给他们以回报的书本。”（
比如加格纳（H. Gargner）认为，不存在普遍的智力因子，智力分为7种类型：语言，音乐，空间，逻辑-数学，运动，个人，人际交往的能力。但是更多的人们似乎还是赞同智商测定。
多年以来，心理学家都了解，美国黑人儿童测定的智商比白人儿童低15分，很少有人对这一测试和统计提出异议。流行的解释是恶劣的环境造成了黑人的劣势。1969年，詹森发表文章，提出原因不是儿童们的环境，而是他们的基因。这文章一问世就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问题——种族差异可否研究，药物治疗由谁来选择——不仅重要，而且切近。
为什么何物能吃要通过后天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出一份更宽的、弹性的食谱。“由于必须要通过学习才能认识到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人类和动物就能够灵活地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如果动物紧紧依靠本能觅食，一旦它本来的食物来源忽然消失或减少，它就有可能会被饿死。”（
通常的观点认为，如果一种行为能够通过模仿普及一个群体中，一定是被模仿的行为中包含着某种奖赏。而小猩猩的敲打几乎是五年的无用之功，几乎相当于人类读小学的年头。如此模仿的动机不可能是功利上的奖赏。
曼宁指出，这是人在子宫时睾酮暴露浓度导致的。“控制生殖器生长的同源框基因也控制了手指的生长。……忘记手相术，这是真正的预测。无名指不同寻常地长的男性有更大的危险患上孤独症、失读症、口吃、免疫机能障碍，他们也会生育相对较多的儿子；而无名指不同寻常地短的人，患心脏病和不育症的危险更大。……
灾荒期孕育的胎儿，出生时体重较轻，即使以后生长正常，后天易患糖尿病，“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节省的表现型与战后充裕的食物之间不能相配所导致的。”巴克尔提出了一种对饥荒的适应。“一个营养不良的幼儿的身体，由于刻印有出生前的经历，所以出生时就‘预料’到一生都生活在食物匮乏的状况中。
古氏的结论是：小鸭能判定声音，是因为它们在孵化出来之前已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觉得这摧毁了整个本能概念，因为它带入了一种出生前的环境触发因素。”（
所以胎教有科学依据 基因提供中枢神经系统的整体结构，而神经系统的活动以及感官刺激将该系统予以完善，使其正常工作。这一完善过程并不是靠增加新的成分和连接，而是通过消灭原始存在的一些东西来实现。……
是：“神经键的密集使正在发育的大脑具有很大的弹性。……1岁前的儿童能够辨别任何人类语言的声音，而在1岁时，他们渐渐丧失了辨别非母语语音的能力。……在他刚出生时，辨别这些音的神经键连接是存在的。但由于在他生活的语言环境里这些连接从来不曾使用过，因此这些连接很快就消失了。……这一发现证实了大脑发育是一个逐渐丧失神经键连接的过程，当大脑发育完全时某些能力就会丧失。”（齐科，1995：11—12）
遗传行为学曾经打破了老派环境论的一些僵化的认识。现在轮到从环境的视角思考遗传论的一些僵化的认识了。
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埃及因为其南部沙漠的隔绝，在交流上几乎是属于欧亚而不是非洲。
所不同的是他们以两种不同的天赋来解释两种现象。一种是以个人的天赋解释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另一种天赋是一个民族所生存的土地上的动植物的天然分布。戴蒙德雄辩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动植物资源上的天赋，即上天的赐予，是他们能否独立打开驯化动植物大门的钥匙。幸运者可以独自敲开。不幸者只好等待他人的传播和引领。
全世界一共有20万种会开花的野生植物，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而成为主打的十几种食物占了人类植物食品全部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在数十万年的时间中，人类几乎尝试了这个星球上的全部植物。
对大型动物的驯化全部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完成的。其顺序是羊、猪、牛、马、驴、驼。
一只食肉类动物吃掉10磅肉食，只能增加1磅体重。换言之，如果饲料最终都以植物来换算的话，饲养食肉类动物比饲养食草类动物昂贵10倍。这至少注定了，饲养食肉类动物作人类的食品，是得不偿失的。
但是猎豹古怪的求爱和交配方式——以雄性追逐雌性数天为交配的序曲——在圈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白种人征服新大陆时，他们身上的细菌杀死的印第安人远远超过他们的武器。1519年600名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登陆，去征服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初次交锋他们损兵三分之二。使他们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西班牙人传染给对方的天花病杀死了阿兹特克帝国的一半人，包括其皇帝。1618年墨西哥的2000万人因传染病减少到160万。与此同时，印第安人缺乏一种细菌可以有效地打击对方。戴蒙德没有将细菌归因于人种，而是认为它们与钢铁、枪炮一样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农业。
大仲马所说的伎俩中的道理显然是拉马克“用进废退”的思想。而戴蒙德讲述的病菌中的道理则是标准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思想。
所以说，“个体”是与“性”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性就没有个体。
生活中的两个最大的主题“性”和“死亡”都是与“个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三个基础概念是有密切关联的。
所以又可以说，没有性和个体就没有充分意义上的死亡。
就人类来说，每个人有46个染色体。父母亲各拿出23个，组合成其某一子女的46个染色体，子代的染色体一半和父亲一样，另一半与母亲一样，但和兄弟姐妹又不一样。因为精子与卵子的每一次结合都像是一次发牌，父亲从46个中随机地发出23个，母亲也随机地发出23个。所以与兄弟姐妹有些相似，又不完全一样。其他的两性繁殖的物种也是这样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父母产生后代，有人称之为“赌博遗传论”，就像发牌一样，子代的天赋一发完牌就确定了，无论是好牌还是坏牌。扑克牌的魅力为什么那么大？因为每一次牌都不一样，所以能常玩常新。
两性繁殖的优势就是造就的后代具有多样性，进而当环境产生变迁时，物种中可能会有一些成员适应变化，从而使这一物种不至于统统都生存不下去。如果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两性繁殖更有可能使物种存活下去。
每一种本能都能够遗传，可惜无条件利他的本能会被淘汰干净，因为利他者率先死了，有后代的机会就少了。所以最终不是它们有意识去竞争，而是经过大自然选择形成的。物种之间、同种的成员之间都是如此。
亚洲男性中超出8％的人拥有事实上完全相同的Y染色体，意味着他们共同拥有一位祖先。这位男性的后裔如此众多，以致光男性后裔现在就有差不多1600万人。定下这位伟大的授精者大约生活在1000年前，科学家们认为他最可能是成吉思汗。”（瓦尔，2005：73）如是，成吉思汗的子女超过摩洛哥国王似乎不成问题。
一位生物学家说，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
有学者调查了68种灵长目动物。其婚配方式的选择是这样分布的：一夫一妻制11种，多偶制（就是性垄断）23种，群婚制34种。
采取群婚方式灵长目动物的睾丸占体重的比例比较大，比如黑猩猩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0.27％，倭黑猩猩的比重更大，这是同性竞争所需要的。
首先隐蔽的排卵期产生于群婚制或多偶制的物种，而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物种，是“杀戮”理论所作出的解释在这种变化中起了更大的作用。而后，随着隐蔽的排卵期出现后，具备这种特征的物种中的一部分，向一夫一妻制转变。“家居父亲”的理论更适合解释后一步骤。这一解释很细致。（戴蒙德，1997：50—64）汉语读者只能从戴蒙德的《性趣探秘》这部书的转述中了解这一理论的梗概。我们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一理论的原本或全译本。
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男性之间的妥协。那个制度的奠基时代是男性的时代，女性没有发言权，男性占据支配地位，一夫一妻制是“强男”（这里只指资源占有上的意义，非道德上的）向“弱男”的让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妥协，一次制度建立。为什么需要妥协？为了减少社会生活的暴力。
当大家都有了武器的时候，强者也害怕。这样男性之间完成了一种妥协，这妥协之前可能是一段残杀。这不是自然选择了。人类已经有了意识、有了理性。理性的思考使人类社会中的强者也认识到不能垄断性资源。这一制
婚姻抚慰了男性。男性比女性生猛。社会学家作了很多统计，犯罪率最高的是未婚的男性，已婚的男性犯罪率比未婚的男性犯罪率低很多。有个理论说男性在婚姻中精力得到释放，精神变得松弛，侵犯性削弱了，状态不一样了，减少了犯罪率。
但强者毕竟不会放弃他们对资源的争夺。于是社会又从主导制度中穿孔打洞，向强者妥协让步，使纳妾合法化。
因为制度是社会成员间博弈的产物，博弈不会随着制度的建立而终止。绝对刚性的制度在现实中是非常稀少的。
赖特说：“毕竟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唯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赖特，1994：89）常识告诉我们，继父母对待孩子同亲父母是不可比拟的。所以赖特对这种“变相的”一夫一妻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大量浪费，即爱的浪费。无论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彼此功过如何，在某种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多种形式的一夫一妻制，即变相的一夫一妻制，是所有形式中最差的一种。”（赖特，1994：90）
一个种群中某些少数分子便因此而可一直保有发展偏爱同性恋的潜能。
这一观念可称为同性恋之来源的‘亲族选择假设’。”（
可见同性恋群体中的多数具有双性恋倾向，而有双性恋倾向但在现实中未表现出同性恋的显然要高于现实中的同性恋者。
68种灵长目动物中仅有11种实行一夫一妻制（人类是大部分一夫一妻制，小部分多偶制），23种实行多偶制，34种实行群婚制。
在多偶制乃至群婚制的群体中，很多雄性长期得不到异性，如果没有同性恋作替代，一方面内部的冲突将趋于白热化，另一方面雄性中的弱者的性能力将弱化（它们还将在郁闷中变态），而那又将导致该群体中的首领及其他少数强悍的雄性没有了替补和候选，
借用NBA的话语来说，群婚或多偶制的动物世界中，同性恋者是“板凳队员”，他们鲜有上场的机会（即同异性交配的机会），但必须不停地操练（即在同性恋活动中操练性能力），这样他们才不致荒废了“球艺”，在机会降临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
无论是看待人还是物，在审美上都有一个通则：稀缺是美的要素之一。
工业的本质是什么？是物品的复制。只要有需求，任何物品都可以大量复制。美的物品被大量复制，遂使一种物品难于保持其审美上的地位。而美人不能复制，固可以保持其稀缺，稳定人们对人之体貌的审美。
所以 人造美女工业化产物 不美 人们追求时尚的本质是显示个性、吸引眼球的心理需求。在美与稀缺二者中，稀缺更重要，泛滥最要不得。时尚能兼备美与稀缺当然好。
自然选择筛选出体貌及对体貌的感受力，是服务于交配、生育和繁衍的。其效率和成功的指标就是吸引力充足与否。
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女子最富生育力的时候最美——其实人们的常识早就认识乃至不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宣告的知识。
我们钦佩他的鉴赏力，更惊讶他带有自嘲意味的一句话：美食家的味觉其实是畸形的。我的理解，过于发达的味觉和过分的追求其实就是畸形。
因为青春即美，找青春的性伙伴更可能产生后代。
权势者获取女性的权力有余，但自身的性能力不足，要靠女子的姿色来提升。
男子性欲初萌时的盲目性降低，审美拔高，对美便有了过高的追求。晚婚对姿色中下的女子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男子都是不利的。
性欲方面的一部分激情，通过一小撮特殊的人群，转变为文学艺术。这是一种移情。艺术其实都是移情。艺术造就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参考印度其那教士 现实生活中，两种男人不好找对象。一种是大龄未婚者，自身性欲与性能力的下降使他们对性吸引力的要求提升；另一种就是沉溺在文学和媒体中的人，他们的美的阈值被大大地提升了，成了梦游中的唯美主义者。 三、
对称几乎也是全球性的春药。一个对41个物种的研究发现，在75％还多的个案中，对称的动物更有吸引力，也更有性吸引力。
平均是美，是达尔文的表弟，因提出优生学闻名的高尔顿率先提出的。
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比合成图像更具有吸引力。”（埃特考夫，1999：182）终于有学者将这一认识同进化生物学挂钩。“1979年人类学家西蒙斯提出一种基本思想：美即平均。……
出众的美其实竟然是平均化，这一认识深刻而神秘，但确有逻辑上的根据。
物种的成员必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多样性，要保证大多数人审美上相互吸引，使尽量少的成员因体貌缺乏美感而不被接受，将最大的吸引力放置在平均值上面是最有效的。
雄性的策略是广种博收，是寻找更多的性伙伴。雌性因为卵子的稀少和宝贵，要寻找的不是更多的，而是更好的性伙伴，并悉心养育子女，争取“丈夫居家”帮助养育子女。
给更多男性带来莫大快乐。但收益多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它冲击着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有时是破坏了夫妻的感情，有时是导致家庭解体，进而导致子女不能兼享亲生父母的日常性爱护。
而灵长目动物中分明也有这样的物种，壮岁的雄性垄断着雌性，青春期的雄性过着禁欲或同性恋的生活。适当长度的禁欲期对锻炼耐心、学习自控，很可能大有助益。
达尔文否认物种有高级、低级之分，他说：假如一个阿米巴可以很好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像我们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一样，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等的生物呢？达尔文几乎独自坚持认为，生物的变化只能导致提高生物更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而不是导致结构的复杂性。达尔文只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后才使用了“进化”这个字眼，是因为这个字眼的使用才导致了人们的误解和混乱。（古尔德，1977：22—24）
达尔文在一本鼓吹进化论的名著上写下这样的眉批：“千万别说什么更高级、更低级。”达尔文在回答同行的信中说：“经过长期思考，我无法不相信，所有生命都没有天生的进步趋势。”（古尔德，1996：152—153）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只能导致物种适应当地的环境，适应局部的环境，这种适应不可能产生全面的进步。
这一生动的例证使我想到了我们社会中流行的“寄生”现象：一方面那些腐败者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在全面退化——腐败是绝对不需要高智力的；他们自己会发问，能够获得利益为什么还要“进化”呢？另一个更雄辩的例证是细菌。古尔德说，细菌有36亿年的历史，它是整个生命历史中的耐力冠军和主宰者。
甚至人类自身的重量中10％是细菌。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而细菌是最简单的。二者中谁的适应性更好呢？人类不能在地下六英里处靠玄武岩和水维生，也没有能力利用地热，没有能力离开太阳能生存。细菌比人类有更强的适应性。一切抗生素都消灭不了细菌。原子弹可以消灭人类，根本奈何不了细菌。
他的建树是提出，简化这一边有一堵“墙”，因为简化不能无限发展，到了细菌这种程度就到头了，不能再简单了。而复杂这一边没有“墙”，可以一直走下去。
物种的变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自然选择是靠清除不适应环境的种类，而不是靠主动设计更好的版本，因此更简单的和更复杂的都有可能被拣选。文化选择则不同。它是人类主动的、有目的的设计。拉马克的“后天继承性”在解释动物进化中失败了，却歪打正着，可以用来解释文化的继承。
十万年来尚未产生看得见的影响。但是这一历史就要终结。一个消极影响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发生在其他物种身上的自然选择——弱者被淘汰出局，已经不再作用于人类。或许其结果是使人类这个物种更稳定。而一个积极的影响大概就要开始了。那就是以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对人类自身的研究的深入。
相对于发育速度，人类的孕期显然太短。生物学家估计，如果人类的孕期与生长期合乎比例的话，婴儿在子宫中还应待上七个月至一年。（
大象在出生十一年内发育成熟，在子宫内的时间竟长达二十二个月。（格林菲尔德，1998：68）人类的孕期只比猩猩长几天。而“人类的脑出生后的六个月才达到黑猩猩出生时脑所占的比例”。（
为什么大自然把人类的新生儿过早地暴露在危险的世界中，是一个令生物学家们备感刺激的问题。
20世纪最出色的灵长类解剖学家舒尔茨说：“当选择肯定有利于具有大盆腔的雌性时，选择无疑也不会利于孕期的延长，或至少不利于无限大的新生儿。”（古尔德，1977：69）利基说，骨盆开口增大以适应脑子的增大，但是两足行走的工程学的需要为之设定了限度。（利基，1995：36）实际上人类生产的胎儿已经过大，因而成为分娩最艰难的动物，他只好在婴儿远未成熟时生产。古尔德一语概括：“人类的婴儿是胚胎。”（古尔德，1977：63）
人们一般认为早产儿大多聪明，同时又认为早产儿大多不够“厚道”。
胎教中受教者的唯一的感受器官是听觉。而出生后的婴儿则是以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味觉，全方位地感知外界。但是“一分风险一分利”。如果早产只有利益，没有代价，“十月怀胎”岂不是成了自然选择弃优择劣的证明，岂不是越早出生越好。
自然选择不是可以将物种身上的很多缺陷淘汰掉了吗？为什么衰老没有遭到淘汰呢？
自然选择下的“适者”有着更多的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而后者是关键，有了繁衍才有“适者”的生存和延续，丧失繁衍就不是适者。而物种的繁殖期是在衰老之前，即使繁殖者身上带着导致衰老的基因，这种基因也一定会传递下去，因为它繁殖成功了。削弱动物青春期生存和繁衍的某种基因，一定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因为这样的动物无后代，或少后代。而衰老不在此列。
为什么雄性和男性寿命更短？尼斯与威廉斯的解释是：“雄性的生殖成功十分依赖它的竞争能力，雄性在生理上要更多地奉献给竞争，因而对自身身体的保护便相对较少了。它们的生活游戏是为了更高的赌注而表演。如果特别强壮的雄性能够成为更多的子女的父亲，而平庸的雄性便没有后代，为了达到十分强壮的目的，就必须付出重大的牺牲，在这个过程中牺牲掉的可能就是和长寿有关的因素。”（尼斯，威廉斯，1994：122）
这些基因无疑会被“选择”，因为它帮助了生殖期的年轻人。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就是“神似”祖先的生活方式，因为后者是久经考验的，是穿越了自然选择的剪刀的。要长寿还需多吃蔬菜水果。
其一是减少能量的摄取。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就是“神似”祖先的生活方式，因为后者是久经考验的，是穿越了自然选择的剪刀的。要长寿还需多吃蔬菜水果。氧气是人类必需的，但氧化的腐蚀性也很可怕，铁都可以被它腐蚀。蔬菜水果可以抵抗氧化腐蚀。
可惜维生素E多在油料与坚果中，后者的热量较高。或许维生素E正好反映出生殖与长寿的某种对立。
长寿将增加社会权力分配的变数和复杂性。
那么为什么进化没有将疾病淘汰，换句话说，为什么疾病在极其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穿越了自然选择的剪刀，得以幸存？
既然进化只能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就只能同它妥协；太激进了不成，不仅思想和观念，人类的身体本身都是保守的根据和证明。
在今天与昨天的对比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人们的头脑更清醒，斗志更旺盛，吃饭都更香，并且更长寿。
所以要以疼痛为友，保持欢迎的态度。……健康的人要多参加紧张激烈的体力活动，检查自己的感觉极限。运动员与疼痛为友，通过疼痛倾听身体。”（
的。“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和厌食，可能是为了限制孕妇的食物，目的在于
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和厌食，可能是为了限制孕妇的食物，目的在于使胎儿接触毒素的机会减少到最小。”这期间胚胎的发育还不需要母亲吸收大量的营养。到需要大量营养时，恶心和厌食已经自然消退。但是恶心和呕吐毕竟难受，于是孕妇求助医生，医生研究出了药物，药物服用的结果却是出生了大量的畸形儿。这种情形说明了那一期间的痛苦是必要的，必须尊重、接受和忍耐的。（尼斯，威廉斯，1994：88）
布兰德说了一句非常耐琢磨的话：“一个征服了疼痛和苦难的社会似乎很难应付痛苦的残余。”（布兰德，扬西，1995：347）
在准备产卵的过程中，消化系统会萎缩以至于使得以后的生存不再可能。但是这种萎缩却为配子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并且还卸去了鱼的多余的重量，因为在它的溯流旅行中，这种负担对于单纯的生殖功能来说是不必要的，雄性鱼的口部也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在争夺雌性的战斗中取胜，但是却不利于它有效地去完成摄食的功能。”（
自然选择筛选出来的这种机制显然是为了繁衍后代连父母的身体都准备牺牲的，痛苦更不在话下了。
这实验告诉我们，一味沉溺快乐的追求将带来灭顶之灾。
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被自然环境中的诱惑吸引、一味追求快乐致死的动物，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早就被淘汰了。换句话说，经自然选择存活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一味追求快乐的。
人类呢 自然选择不再有效的情况 唯一的出路难道是娱乐致死 抑或不得不在未来接受自然选择的考验 大脑通过两种方式将快乐加以限制，……进化使得人不可能有永久的快乐——太多的快乐只会使我们无法专注于基本的生存。”（
性欲当然是同样的，长时间做爱忘乎所以，极易成为天敌的猎物。所以当代的人类希望自己有更长时间的做爱能力，但是自然选择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遗产，因为这样的品性已在原始时代及其之前的严酷岁月中被淘汰干净。
罗伯特·赖特的批判更是直接指向“快乐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他说：“博弈论家设法使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变得简洁，设想了‘愉快’、‘幸福’、‘功利性’来概括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东西，但因此付出了代价。进化心理学可以指出这种错误，人类不是计算工具，而是动物，他们不仅受理智还受其他因素的指引，长久的幸福不可能被设计去追求。”（赖特，1994：175）
自然选择没有使人快乐的“意图”，进化而来的我们的身体不是一味追求快乐的部件，但是二者中间其实有一道鸿沟。人类是有意识，有动机，有意图的。而人类的前身，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自然选择的动物是没有动机和意图的。自然选择的机制同样是没有意图的。达尔文和其继承者早就将目的和意图从进化论中抹掉了。
快感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基因决定了的行为策略。无数行为策略参与到一场竞争之中，能留下更多后代的行为策略可以胜出，因为后代继承了这一行为策略。这一切演化，都是在无意图——无论是被选对象还是筛选过程——中完成的。生物学家只是告诉我们，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快乐不占据重要的地位。
灵长目动物和人类之所以更多地沉溺于性，在于它们对快感有明确的意识，以及它们拥有更多的余力，不至于在这一追求中丢失或减少了生存的机会。
尽管文化可以滋养英雄情结，但就其原初的性质而言，英雄情结是一种本能。这一本能的原初形式是什么？是性炫耀。
在黑猩猩和原始人的团体里，最好的女子或雌性是属于群体中的最强的男子或雄性的，甚至要经历一场强者间的角逐。而现在，我们有了比食欲和性欲更惬意的感官享受：毒品和药物。明天将通过电流刺激脑神经来追求快感。
性的欲望，是英雄情结这一“多级火箭”的初动力。更准确地说，英雄情结的最初目标是性，以后便升华了，大大地超越了性。
潜力的不断开发与野心的不断提升相辅相成，超常的追求一发不止，成为独立的、不单独侍奉一个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性欲与性能力要求无法与他的野心和扩展了的能力同步提升，前者无力垄断和禁锢后者。
吴冠中先生说，他当年外出写生的时候，不敢多吃多喝，怕没地方解手，画上整整一天，中途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居然蛮好，什么事没有，很舒畅。我以为那就是所谓“气功态”。
这样的工作从事过就很难离开，不是因为报偿，而是因为工作本身将当事者带入的状态，即内在的“奖赏”。
我以为，攀岩的状态是此种状态的极致，身心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没有一丝多余的念头，身心聚焦在岩石上。
我读过一本克格勃的书，说有一位克格勃官员每天工作16个钟头，乐此不疲，他的全部兴趣就是设计阴谋。
广义的游戏则可以囊括一切工作，只要那工作者不是为着结果，而是为着过程中的乐趣。
幸福不是某种物质，不是某种目标，它是从事某一活动的副产品，是因专注于这一活动过程而获得的状态。心流是个例证，它是一种幸福（我们不敢说它是唯一的幸福状态），而它是从事我们所热爱的、富于挑战性的活动的副产品。
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或某种理想主义，都曾经是可以拢住人类身心的东西。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归宿变得个性化。每个人要去寻找能拢住自己身心的东西。对幸运的人来说，工作就是乐趣所在。但对更多的人，工作是谋生的手段，是被动的、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必须在工作之余寻找某项持久的兴趣。兴趣帮助我们热爱生活，帮助我们以相当的强度面对和融入生活中的一些主题。
无论是种内的冲突大于种间的冲突，还是同一阶层内的冲突大于阶层之间的冲突，原因都是因为前者要共享同样的资源，而后者或是根本不消费同一资源，或是在享有资源的差异上远远大于前者。
内jUan 越是凶残的动物、越是攻击本领卓越的动物，就越有一种强大的机制制约残杀同类，制约吃食同类。比如说最凶残的动物狼，恰恰有最好的自我约束机制，它们从不向同类发起进攻，更没有互相残杀。（洛伦兹，1966：134）因为它的武器——牙齿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没有约束机制的话，那么几乎会给种族带来灭顶之灾。而在它进化出最强悍的武器的同时，也进化出了一种机制来约束自己。
最后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就是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层次不高的人，但这也可以算是君子的最低标准吧，光具备这个不能说是君子。孟子说得更彻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多数动物有发情期，并且有一个外在的鲜明信号告诉伙伴排卵期来了。
他说：“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即肉体的变化直接跟随对引起刺激的事实的感觉，而且，我们对这同一些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我们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哭了，……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在发抖。”（转引自亨特，1997：205—206）
洛克提出，物体有能力使我们产生某种感受和观念。物体的某些性质为其本身所有，他称为第一性的性质，坚硬、广袤、形状、动静、数目，都属此列。第二性的性质则不在物体之内，如颜色、声音、味道。睿智先哲的论述，
广袤和颜色都是感觉，且两个性质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贝克莱强化了洛克的“感觉”，提出了自己的招牌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存在而不被感知那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他说：“凡直接感知的东西都是表象，任何表象能够在心外存在吗？”
这一道理统摄其他感官。“坏鸡蛋臭不可闻，并不是因为硫化氢气体本身有臭味；糖的味道是甜的，也不是因为甜味是糖分子的特性。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脑已经发展了神经系统，能够根据外界的不同事物是有利于抑或有害于基因生存，而产生相应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感觉。
我们说有色，其他动物可能认为无色。我们说无色，其他动物可能认为有色。大多数哺乳类动物只能看到蓝色和绿色。灵长目动物可以看到蓝色、绿色和红色。鸟类可以看到蓝绿红和紫外线。人类成员其实也不相同，其中有一些色盲，色盲也不同，有红绿色盲，还有全色盲。常人看到的色彩，全色盲者看不到，但是他看到的常人也看不到。
自然选择不在乎它是否忠实反映外界，仅在乎它对身体的功能。不同的物种通过不同的感知，把握外界。
它不是将感觉同虚无缥缈的“心”，而是同大脑、神经系统这些有形的东西连接起来。
康德并不企图，其实也根本无力解释“先验”知识的由来。洛伦茨“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关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先验知识实际上是人类神经系统进化的结果”。（
中国人在惊叹和不解某人超强本领时爱说：非一世之功。其实人类的每个成员的本领和潜能都不是一世之功，祖先在神经系统上的适应经自然选择存留在我们身体中。
如果将生存比作博弈的话，情绪是博弈中的“快棋”，思维是博弈中的“慢棋”。
互动这种陈腐的说法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科学上的信息。”（平克，1994：472）哪一种本能不需要依赖后天的最基本的环境去发育呢？当老虎一出生就被关在笼子中，成年后它的捕捉猎物的本能还存在吗？而我们可以因此认定那不是本能吗？大象的鼻子极其灵活，富有多种功能，堪称奇迹。没有人怀疑那是本能。平克认为人类的语言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语言需要学习。但是学习不是因，而是果。（平克，1994：170）“学习并非是取代天赋的另一种选择，若是没有天赋的机制供他学习，学习根本不可能发生。”（平克，1994：473）是因为你携带了天赋——一种语法，所以你才能够在蒙昧中神速地学习语言。
选择是彻头彻尾的偶然。
走向复杂之路是成几何级数锐减的。人类是跌跌撞撞地走到生物世界中的复杂的巅峰的。说人类更复杂是没有问题的，更适应却谈不到，甚至不敢在适应性上向细菌夸口。
它们的食性活动统统是“快餐式”的，瞬间完成。交配甚至被限定在了发情期，时间上决不溢出既定的轨道。
个体无须知道臭味与细菌污染或者甜味与ATP生成之间的关系，自然选择已经建立起来了涌现的意识情感与基因生存之间的联系。”（
人类提出新的伦理基础“要尊重别的生物的”，这不是大自然进化出来的本能，而是人的理性。这高扬了人类的理性，这恰恰不是自然的产物，实质上还是人类中心论。这说明走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就是典型的悖论：放弃人类中心论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人类中心论。
威廉斯认为，如果内源变化太大，就很难有任何积累性的效果。（
雄性和雌性最简易的定义是，双方各拿出一部分东西参与生育，每次参与中谁拿出来的大谁就是雌性，谁拿出的小谁就是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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