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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伊萨克斯这本《群氓之族》，写于1975年，站在战后世界秩序重构的节点，作者试图回答一个在当代愈发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群体认同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能召唤战争？
书中所指的“族群”，不仅仅是血缘意义上的种族，更泛指一切能够形成心理归属、划分敌我边界的群体认同结构——从语言、宗教、肤色，到历史记忆、共同伤痕。
从苏联解体、印巴冲突、中东火药桶、恐袭频发，到卢旺达种族灭绝、黑人与犹太关系中的断裂与张力，这些血的历史无一不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紧密相连。书中“姆庇之家”的概念象征了这种原始而本能的归属冲动：人必须属于某个“我们”，否则就无所依附。而这一归属 —— 起于激情，终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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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自由开放，群体认同的底层逻辑还是无处不在影响，人既怕不同而被落单，又时常处处彰显与众不同以突出群体的优越性。 一个国家的历史既是一种开来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阻力，甚至诅咒。国家或民族都在寻找历史的遗迹，来加持前进中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比我们认为的强大的多。如犹太人，几经灭绝，这点香火也就靠两千年前的精神传续，这种精神/宗教传统是犹太人的“姆庇之家”，笃信他们是上帝的天选之人，让民族能够形散神聚。
菲律宾人则是反面例子，菲律宾历史基本上是被征战和征战后的屈服，美国人来了就依附美国人，西班牙人来了就归顺西班牙，又被日本人蹂躏。美国人和西班牙人比菲律宾人更高贵，混血的也要高其土著菲律宾人一等，这以然成为文化，奴性深重。菲律宾人也逐渐反思这种文化。问题是菲律宾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鲜能找到让他们沸腾的抗争事迹。苦难中抗争是一笔巨大财富，尤其是对一个民族。当一些菲律宾志士想要去追索他们的历史时，他们发现其实他们一向看不上的土著马来人–他们的同宗同源的同胞–才是血统纯粹的，他们未被美国人、西班牙人、华人、日本人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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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也很有意思，国人称“国中土耳其，……”。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抬头，为复兴古老的土耳其，努力去寻找一个早于伊斯兰，早于奥斯曼，早于波斯人的古土耳其。1935年，土耳其名族主义领袖凯末尔，制造了一出戏码：在中亚某处，一个土耳其人站在文明的曙光中，面对太阳，吐出了人类第一个土耳其语的“光”，于是文明、语言从此诞生，从这个源头衍生开来俄罗斯、欧洲、中国、阿拉伯文明……。凯末尔国父的确很猛，不是玩笑，内外都能摆平，现在土耳其那些领袖没得比，包括现在左右摇摆搞平衡\暗地里与穆兄会眉来眼去的的埃尔多安。
到中国，文明是货真价实，汉文化源头从未中断，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可以讲者希伯来语，精神源头从未间断，不同的是犹太人是形散的，中国是形聚的，中国是向内的，汉文化像尊熔炉，总把其他入侵文化打散揉碎消化吸收消遁于无形。以色列人深刻认同自己犹太人身份，而又来自世界，犹太教底色上的多元，也是以色列复国后迅速崛起的原因。中国向内的文化传统，向来以中心和文化的俯视者自居的，容易有意识的忽视优质多元文化，开放性不够。文明的厚度是财富也是包袱。自信不盲从，更不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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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对超验的信仰，是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寻找的心灵的庇护，按此说，宗教绝对是私人的。但我们看宗教史，结论却是: 宗教绝对不是私人的。虽说从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总体上更偏向个人了，但组织性无处不在。
何以如此？宗教是一种手段借此区分族群，群体能够增加个体间的心理连接，这种连接可排遣个体的孤独无力感，连接形成了力量，因此，宗教不但是安慰的活水，也是形成权力的手段。宗教间的摩擦冲突从来没见间断，而究冲突的本源，宗教信仰中义理本身并不必定是最重要原因，常常宗教只是方便区分敌我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