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十二堂podcast》，精彩！
有感于第六章<甘地论自治>某段：
“甘地認為我們不可能將手段與目的分開，「認為手段和目的之間沒有聯繫，是一個嚴重錯誤的信念……我們總會以當初播種的方式收割。」舉例來說，你不能為了達到和平的目的而實施恐怖統治，或利用恐懼來驅逐恐懼，或期待能藉由武力來創造秩序，因為這些手段最終都會污染你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是这种分离的典范，认为暴力革命是达到目标所不能或缺的，暴力阶段和治理阶段可以泾渭分明的分离，甘地说这在现实上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说：甘地所面临的局面简单，对手怀柔，甘地才得以用最小的牺牲换得最大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国反殖状况复杂得多，敌人凶残的多，甘地的反抗方式轻描淡写的如同儿戏，怎么行得通？
这很难假设，结果也许如同他们所言。但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甘地式的非暴力似乎隐含着一种晋绥，一种软弱无能。甘地的路线确实减少了暴力冲突带来的整体伤害，但也并不软弱。对甘地本人来说，需要极大的智慧和意志力量，他所受的肉体上的摧残也并不小于任何一种暴力形式，而且最终甘地殉身了。可以说，这种宗教式的自我牺牲需要很大勇气，是坚定无畏的，是很沉重的。
你或许可以说他是另类的理想主义，但与软弱无关。
我倾向于同意甘地这番道理，至少在某些问题场景，是值得尝试的解决之道。法国大革命和光荣革命从正反两面验证了，中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事及影响也部分验证了甘地的观点，马丁路德，曼德拉…。暴力制造暴力，非常手段制造与之对应的非常手段，过程中目的总会被污染。
了解过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我甚至认为甘地的方式更适用于困局中的阿拉伯人。但问题是暴力象一头利维坦，一旦唤起就自我催化，阿拉伯人的悖论在于尝到过暴力的甜头，也体验暴力带来的苦难。
手段终将反噬或反哺目的，似乎包含着我说不清楚的朴素自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