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20200304/郭建龙/鹭江出版社 / 一本中国文化思想史，条理清晰，大量援引出处，出处文本载录详细，常有可参处，可见作者真下了功夫。思想史要写的浅出是比较难，一来中国历史纵深实在百花齐放，二来流派纷杂，化繁为简要取舍也要深刻理解，比如去年读的一本《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旁征博引包罗万千，可终归太过学究气，失之晦涩。
历史跨度从西汉到清末约2100年，按时间轴推演中国主要思想发展逻辑及影响。
中国特殊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与权力形态紧密结合，哲学思想有几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一要回答为那个阶层服务的问题？二要回答权力的正统性问题？其次才是第三个问题是否符合心理层面的需求？一统政治下，前两个问题总是主导着思想史走向。如两汉之前皇权都有个问题，就是合法性问题，凭什么你当的皇帝我当不得，“黄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催生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完成了儒家宗教化，皇权是天授，皇帝是天在世间唯一合法的代言人，而天又通过将以天象来确认这个代言人干的好不好，怎么样算干的好的，也有个标准，那就是董仲舒掺杂道家谶纬等内容的所谓儒学。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轨，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和哲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宗教带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洗脑特征，并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强制性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道教始于东汉中后期五斗米教，以《老子》《太平经》等为教义，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从创始之日与装神弄鬼和权力扯不清，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汉代的哲学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逻辑能力的，导致道教不喜欢思考问题，只习惯于用一系列的比附和符咒，动不动就跳神，失去了进化的能力。道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功利化的，总是希望与政权相结合，导致道教一直长不大，近代太平天国以道教借尸还魂又是一例证。
极盛时期往往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礼数规仪，如儒教的产生，大乱常常是破尽陈规追求自我的开始，如玄学的产生，玄学源于道，又不同于道教，不实用、质疑和思辨是最重要的特点。“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当时相比振聋发聩吧。如此，部分消解了人们对权威盲从，隋唐时期，人们虽跳出了玄学，但思辨精神有所传承，直至元明清时期又被权威主义倾轧。
南北朝佛教从假借道教这条大船出海，佛学早期为世所知者主要是清虚无为、省欲去奢等内容，近于黄老之说，故浮屠（佛）每与老子并祭，甚至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闻，说佛祖就是老子化身的。但当人们真正开始了解佛教后，佛教的体系和思辨又远远超于道教，因此，在历史上多次的佛道大辩论中，道教始终是下风。
关于佛教来龙去脉，书中有很好的总结梳理，值得看
佛教的迅速崛起壮大，姿态独立，给佛教自身带来了磨难，一统政治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为谁服务问题？这个问题回答不好就不可能有好果子。与皇家争辩，不行跪拜，这些传为美谈的佛家事迹当然听起来很爽，较之道教的谄媚，以法术糊弄朝堂，佛教的确姿态独立。佛教盛行又与皇权争资源，一边是国家水深火热，一边是佛教香火鼎盛。从而催生了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行动，这当然有主流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根因在经济和皇权。 至唐朝基本上佛道相生，轮流上位，总体上佛家更胜一筹。
唐中后期到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及一些大儒如韩愈的推动，让佛家归于世俗，管理内心，儒家归于政治，管理朝堂。程朱理学实现儒学大一统。 – 202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