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嘉映
1975年之后，我读杜威、威廉·詹姆士，读罗素，后来读海德格尔，读维特根斯坦，渐渐地，离开了唯一真理的想法。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
海德格尔说，永恒真理是基督教思想的残余，我们也蛮可以这样说唯一真理体系的观念。年轻时读观念史，都说比起多神论，一神论是一种进步，后来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一神论在什么意义上是种进步？近世以来，唯一真理的观念又有科学真理观的影响。科学追求唯一的真理，而人们由此认为，要么只有科学能提供真理，要么其他真理也都像科学真理那样是唯一的。这两种主张我都不同意。 我从普遍主义转开，这可能跟我的政治思想也有点儿联系，在政治观上，我也不再信从唯一真理。
我说代替，并不是说新的可能性一定更好。我不是进步论者。适应性不一定是好的，适应性在一个意义上当然是好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不一定是好的，蟑螂比熊猫更适应地球的环境。你要是站在公元前后的罗马展望此后的一千年，你不见得会为将来欢欣鼓舞，你倒可能感到挺焦虑的
丁方老说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画那些雕塑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内在信心——他用的就是“信心”这个词儿。他把那种内在信心和信仰连在一起。看谁的作品更靠近上帝，更靠近神性。艺术家也改变世界，是这么改变的：他借来神性的光辉，这个世界的面貌由于这种光照而改变了。哪怕在人世间做事，哪怕去造福民众，他都好像是要做出一个成就，让更高的存在满意——叫它“上帝”，叫它“天”——他在那儿。尘世间的变化倒是第二位的。今天，我们直接把眼光投向下边，通过政治、技术、实业，把世界变得好一点。
像陈寅恪、章太炎那个时代的人，在转折点上，他们一开始都还相信，吾侪所学关天命
是，没情趣，没情调。实际上，一个劳动者、生产者，一旦入了风雅圈，生产力就大大下降。他要是习惯了这种圈子，他作为一个生产者就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依我看，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不用要求什么创新，毕业论文写一篇好的读书笔记就好了。你好好读一本书，所谓好好读一本，你肯定读了好几本吧。你能从自己的角度讲一讲，他到底说了什么？如果你要说哲学也有什么训练的话，就是弄清楚“那个人在想什么”
智慧的一个要求是，不让任何一种智慧充当王者，来统治世界，统治自己。我们有智慧，形成智慧之友的朋友圈。智慧之光照射多远，不由我们决定。
缺了感受和思考，世界就索然无味了，然而，世界好像是为横冲直撞的人设的，不是为善感求真的人设的。也不尽然，想想希腊人。第一位的是活力，活力既是鲜活地感受、好奇，也是敢作敢为。不要盯着自己的感受，放开来去感知世界，不要盯着自己的善意，出手去为你在意的人多做点儿什么。
瞎说几句，只说防止过度反思，不说反思不足。一、我们循着道理反思，反思时，时不时停一下，跟自己的经验对勘。别只被道理领着走，因为我们认之为道理的，不一定是真道理、实实在在的道理。更不要事事“上纲上线”。二、跟不那么好反思的人交谈，跟未经反思的想法对勘。三、体会一下自己的生性有多厚，反思以不压垮生机为限。四、参加足球、篮球之类的团队体育活动，要求你即时反应，即时与他人互动。归结为一点，用厚实的生存托起反思。
我也不是说要重建等级社会，但是你知道那样的社会，其实才像是一个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阶层比较高的那些人，至少在比较好的历史时期，会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意识，所以他就会对自己有一种要求，不能落入低俗，不能做出低贱的事。比如说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中，不能老弱妇孺还没下船，我就去坐救生艇，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人，即使被拉到断头台上了，也得穿件像样的衣服体体面面地上去，因为“我是一个上等人”。 那么作为社会底层的人，如果这社会有阶层流动的话，我看到别人真不错，我得好好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如果这个社会流动性差，可能就是纪念碑式的想法，我是一只蝼蚁，只要法老有金字塔，我们所有的埃及人也跟着荣耀。
如果有学生特别愿意多学哲学，不妨多学一点，但是我不赞成他在本科阶段专门读哲学。即使格外好哲学的学生，在本科阶段也应该另有专业，好思考的学生，对概念追根问底，自然而然地会来到哲学问题上。他们到研究生时期，可以专门攻读哲学，但没有任何专业基础，一上来就弄哲学，容易把哲学做空。在我看，这样学哲学害处大于益处。哲学是对经验的反思，是对知识的反思。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没多少人生经验，没有专业知识，他反思什么？你做政治哲学，探究什么是政治，什么是良好政治，但你从来没什么政治经验，对中国的政治史外国的政治史也没多少了解，你反思什么？你讲心理与物理的区别，要是你多懂点儿心理学，做起来就会实在一点儿。他对伟大哲学家基于深厚经验和广博知识而来的思想无所体会，学哲学变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运转。可悲的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
人性的改变和技术造就的改变不是同种类型的改变——人性的改变不是设计出来的。（历史上不止一次有政治家和思想家企图通过设计来改变人性，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社会结构因此会发生巨大变化，只有少数人是有用的，大多数人变成了“无用阶级”
论证的教化意义大于谁输谁赢。
。如果我说服了你，是狭义的说服，是完全靠道理的说服，那么可以说这个道理在你那儿其实已经存在了，我只是帮你把它揭示出来
政治活动要直接改变世界，它不能一味去追问终极的真与不真，跟哲学家比，政治家更多依赖信念——我不说这是一个缺点。
这个争论在不同的前提下会有不同的走向。假如我的前提是柏拉图是对的，的确有一个真的order和disorder，求真活动就有助于我们达成那个真正的order。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柏拉图是对的吗？是不是有那个真的order和disorder？另一个问题是，论证或说理是否有助于我们达到那个秩序？保松大概认为，只要我们大家讲道理，平等理性公开地展开讨论，我们最终就会获得某种关于（最低限度的）自由民主的共识
在当下的语境中如果只是当“好人”而不去做“好公民”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坏人”，其实非常有害。如果当坏人的话你还没有粉饰太平的作用。而在中国最需要好公民的时候，冯小刚的电影把好人和好公民这个区分抹去了。电影可能很有感召力，但越有感召力就越是把缺乏好公民这个问题给遮蔽掉了。他就是说让大家都去做好人，这就好了。但是，如果都去做好人的话，如果这个世界都是好人组成的，我们要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也完全没问题。这就等于把问题是取消了。只要我们是好人，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不满、内疚，然后遇到困难就去帮助嘛，体谅国家嘛。
“我那饱受苦难的祖国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这句感叹看似深情实则无情，因为饱受苦难的不是无人格的祖国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民。这句话不仅让真正的加害者隐身，让真正的受害者——人民隐身，而且最令人齿冷的是，祖国的代理人也即加害者摇身变成了受害者。
，斗争的一部分就是用道理给自己的抗争行为赋予合理性，并且用道理来诠释斗争的成功，把这种成功说成是理性的胜利，价值的进步，让斗争的失败者、也就是男权本位主义者不得不接受，甚至口服心服。
有的学生特别容易被修辞性的表达所感染，谁的现场效果好谁就容易得到更多的掌声。我发现有些学生慢慢在有意识地摆脱这种外在效果的影响，认真辨析到底谁是真正在讲道理。
但是对于一般人，他们是很想归属到一个更高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感到稳定，安全、温暖、有归属感，他需要这个东西，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是把你暴露在信心的荒凉地带，作为一个纯个体的存在，背后无所依托。
民哲有民哲的毛病。他不管别人怎么想，想过什么，就是自己在那儿想，就好像思想是从他开始的。
我们一方面看到古代生活的某些好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因为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使得一些好的东西，它只是博物馆里的好，而不再可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好。
比如那时的忠君观念，臣僚坚守这种信念，单看其中的忠诚，挺让人感佩的，但是这种忠诚生长在其中的那种制度，皇帝一高兴把我九族都杀了，那种忠诚再让人佩服，这种制度我要是躲得开我还是躲着。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中产阶级的子女去投奔ISIS，对他们来说，仅仅好日子满足不了他，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说，人性中有某种东西是好日子不能满足的。 周：您的说法让我想起亚里士多德对三种幸福生活的区分，他认为大多数人想要的只是快感人生，少部分人想要过政治生活，只有极少数哲人把沉思的生活视为幸福生活。这么看来的话，所谓“过好日子”这种需求，从古至今都是绝大多数人的向往，现在的问题可能在于，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取向，无论是制度安排也好，或者整个的政治文化心理，都是向下看齐或者倾斜的。 陈：对。我认为现代社会的第一大特点是平民化。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还体现在——这一点谈得比较少——平民的生活理念成为基本理念。 周：所以您会觉得，现代社会对快感人生意义上的好生活的追求，就有点遮蔽或者说侵吞了其他几种对好生活的理解，而在古典社会，虽然像伯里克利这样的卓越之士在数量上不占多数，但他们以少数就足以压倒大多数了。 陈：过去，人们的视野里，the few处在中心，现在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the many。平民化还不只是民主制带来的，在观念层面上好多是基督教带来的。 周：对，平等这个价值就是源自基督教。 陈：只不过，基督教提倡的平等不是人世间的平等，它接受封建等级制的社会。基督教的平等建立在另一极上，上帝绝对高高在上，在这绝对的高度面前，众生都是平的。现代的平等观念里这个信仰维度被抽掉了。对于the many，抽掉了信仰，就只剩下过好日子了。 周：就是所谓世俗化意义上的好日子。 陈：好日子压倒一切，这本来就是世俗化，或者说此世化。人从来就有过好日子这样一种愿望，但是好日子是跟其他东西配合在一起的，比如信仰，比如德性，比如某种社会理想；今天好像好日子就是好日子。 周：我觉得您说“配合”挺好，换一个词就是“配套设施”，从古至今，普通人当然都是想过好日子，但是笼统地说，古代人那种好日子的配套设施还是连着向上的东西，而且上面的东西始终不仅是一个价值上的优位，也是一个事实意义上的优位。到了现代的话，它的整个配套设施完全是平面化的，而且是为这个好日子服务的，不是凌驾于其上的，无论是建筑、音乐、艺术、哲学、制度安排都是这样子。它这个配套设施的中心是普通人的好日子，一切是为它配套服务的。 陈：说得好，我们仍然有艺术、哲学、社会理想，但它们似乎失去了提升生活的作用，它们都在好日子的同一个平面上。有一次我对西川说，你们艺术圈，西川开玩笑说，不是，是我们娱乐圈。不完全是玩笑，报纸版面上，艺术圈娱乐圈排在同一个版面上。只
在各种乌托邦里，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然后，生活变成平稳的不断重复。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平民化是不可逆的，这就要求我们去设想，在现代生活里，有益的张力在哪里。
那回到您刚才谈到的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比如说法国的或者英国的一些中产阶级的孩子，去投奔ISIS，你当然可以做出一些非常轻而易举的判断，比如说他们被洗脑了，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能够完全抹煞他们对一种更超越的精神生活的向往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强烈的看法，我不敢说是独特的看法，但的确想得很多，有很强烈的看法，对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一路，对哲人王这一路，从柏拉图一直到海德格尔这整个一路，一直很警惕，而且我不只态度上警惕，我也希望把事情想得清楚一点。
我始终相信海德格尔是个深刻的哲学家，但是他竟以为他那套思想可以用来指导德国政治。你也知道，我是一直不能同意这种想法的。马克思也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而且实际上有必要深深浅浅从很多方面来检讨宪政民主制度，没什么不可质疑的不可批判的，但我们这时候不能假装忘了奥斯维辛，卡廷，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国民被杀掉被送进古拉格，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国民被饿死，这些都发生在二十世纪别的体制之下。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建造起强大的宣传机器，这台机器编造历史，歪曲现实，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民生活得最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现在回顾，我们会说当时自己被洗脑了。听说，我们邻邦朝鲜的民众今天还是这么想的；我们会说，那是他们被洗脑了。
比较看得清楚的区分，在于是否屏蔽异见，而这恰恰是区分真假的一个先决条件。
从教师一方面来说，他虽然有一套自己的课程，但他并不限制学生接触别的东西，这恰恰表明他自信他所教的是正确的知识、正当的道理。实际上，这种自信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不禁止学生接触不同的东西、相反的东西，反倒鼓励学生时不时跳出他所教的东西。洗脑者却没有这份自信，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但他显然不够自信，所以需要禁止你接触与他不同的那些东西。
你们可能读过杨绛的《洗澡》，对，当时不叫洗脑，叫洗澡。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眼界并不十分闭塞，好多知识分子从前读过好多别样的书，了解别样的世界，不少还是从美国欧洲回来的。但思想改造运动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总体上主动参与了这场改造运动。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前辈，读过不少回忆录什么的，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有很多当时的确抱有某种真诚投入这场运动，后来也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早在前面几十年，受到种种思潮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存着想要融入时代潮流、想要接近工农和广大人民的念头。
没有强权做靠山的主张，即使流于喋喋不休的宣传，也很难把它说成是洗脑。祥林嫂喋喋不休，是让人烦，但没人说她在给我们洗脑。前面提到过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我恐怕这本身就是一句谎言，因为它不提纳粹暴力机器的支持，没有这种暴力支持，那套宣传即使再重复几千遍恐怕也难变成“真理”。宣传和屏蔽异见是洗脑的明面，背面得有暴力支持。你要是不信他的宣传，你非要去打听你不该知道的事情，那里可有一套拳脚伺候。在洗脑过程里，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往往起到“压仓石”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洗脑，我们首先会把它和强权连在一起。
离开暴力，洗脑很难成功，即使成功，一旦暴力胁迫消失或减轻，洗脑的效果往往很快就挥发了。刀尔登最近出了一本小集子，叫做“亦摇亦点头”，其中一个反复提到的观察是，他小时候，铺天盖地都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可是后来读到一点点相反的或只不过是不同的东西，脑子里原来那套观念挺快就瓦解了。你也许会说，刀尔登这个人比较聪明，智商比常人高一点儿
被洗脑的人不觉得自己被洗脑，洗脑这个说法是从外部加给他的，由此生出一种有趣的现象——你指斥他被洗脑的时候，他可能反过来指斥说，你这么认为，是因为你自己被洗脑了。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张自由教育，而洗脑通常发生在专制政体下面，由此，自由主义者通常对洗脑更敏感，对专制政府的洗脑机器更加警惕，但现在有人反过来指斥自由主义——你们反复宣讲自由主义主张，这也是一种灌输，这些主张本身也是被洗脑的结果，被西方意识形态洗了脑。这样说下去，只要有不同看法，就是有一方被洗了脑，或者干脆双方都被洗了脑。那当然就说不上教育和洗脑有什么区别了。
按照前面的分析，洗脑还要依靠屏蔽异见、暴力支持等多种因素。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言论自由，信息流通自由。而且，从我们的现实情况看，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个社会处于边缘地位，本来没有禁止我们了解其他道理的实力，更靠不上暴力
我们说纳粹政府对民众洗脑，因为它掌握着宣传机器，它有力量控制资讯，它有钱操纵舆论，在这一切背后，它还有实实在在的武力。把所有想影响别人的活动都称作洗脑，就抹杀了这层根本的区别。如果它没有这些，只是不断编造谎言，宣传歪理，那你可以起来批驳他呀。
总的说来，我会建议我们要慎用“洗脑”这个词。尤其是，凡在我们看不见暴力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不要因为别人的立场和做法显得荒唐就指斥他被洗脑了。朝鲜民众以为他们那种穷困的日子是幸福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洗脑的结果，因为在朝鲜，大多数外部信息是被屏蔽的，支持这种屏蔽的是巨大的暴力。
西方不一样，西罗马灭亡以后，文教传统基本上断掉了，识字的人很少，能够读希腊文的更是凤毛麟角。中世纪，大大小小的领主都不识字。整个社会上，认字的没几个。文字传统主要靠寺院和僧侣保存下来。在东罗马，在拜占庭帝国，情况好一点儿，他们使用希腊语，文字传统的保存要比西欧好得多。后来，阿拉伯人攻占君士坦丁堡，那里的基督徒教带着典籍带着学问逃到西欧，这倒促成了西欧的文化复兴。
在中国，士人集团既服务于皇廷，也与皇廷分庭抗礼——皇族把着治统，士人集团把着道统。西方掌握文字的是僧侣阶级，他们跟贵族的关系也有点儿是这样：这个世界由贵族统治，但基督教这个大传统由教会管着。
普通人也好不到哪儿去，钱锺书说，猴屁股都是红的，只是那些爬到高处的猴子，红屁股格外让人看得真楚。
常听知道不知道大踏的人说：能几十年把抬杠坚持到底，这本身就是个成就。
大踏及其同伙儿，倒有点儿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嘲世派（通译“犬儒主义”），他们拒绝一般认作上进的东西，拒绝兢兢业业、守规矩、奢侈荣华，自愿忍受贫穷、脏乱差、身体的痛苦。他们不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他们只是在笼统的却也轻微的意义上是“反社会”——社会是组织起来的，而他们反感任何组织起来的、正式的东西，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任性才能获得心灵的提升。
。作者是医生，一路写来，就事论事，没有任何煽情痕迹，而同时，不论是描述还是思考，都饱含着深厚的、古典的人道关切。在我眼里，这是最高一级的写作——岂止写作，实是最高一级的人生态度
人人心知肚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垂老的父母要照顾，有身患绝症的亲友要看望，而且，当然，或迟或早，每个人自己都要面对人生的结束。就此而言，可以向之推荐这本书的，不只是老年人、医护工作者、政府官员，而是更为广泛的读者。书写得好，译文也好，读下来，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衰老和死亡，调整我们的观念，而且有可能为我们如何处理实际事务提供技术性的帮助。
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同时还得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异见出现，更不允许它传播。
现在越来越难以分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了, 即便纳粹德国, 你怎么就笃定他是虚假意识形态呢 这台宣传机器还要跟严格的审查制度配套，
洗脑包括三个要素：灌输、查禁、暴力。
归纳下来，大致意思是：强行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有的说法更周全，加上了“为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别人强行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
从洗脑一方面说，它似乎也不一定都靠强行灌输。我们刚才说到一些欧洲青年，听了ISIS的一套宣传，几千人跑去参加圣战，没有人强迫，他们自愿跑过去。甚至说不上灌输，他们所在社会，ISIS那一套不是主流，他们要自己千方百计去了解。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人们说，他们都被洗脑了，但他也不是因为受到胁迫才加入圣殿教的。
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基督教的一整套信仰和学说都是虚假的，我们是否因此就能认定千百万人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信仰都是洗脑的结果？如果基督教信仰不是洗脑的结果，那么，圣殿教教徒是被洗脑了吗？自杀式袭击者是被洗脑了吗？
教育难免有灌输的成分，不过，老师虽然规定了你必须学什么东西，他通常却不禁止除此之外你学点儿什么。换句话说，他并不屏蔽相反的信息和异见，不禁止你去参照比较，也不禁止你去琢磨这些东西背后的道理。
二战期间，美国和日本都提倡爱国主义，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很爱国。两相比较，美国人有相对较多的自由来接触各方各面的信息，他们相对比较容易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有较多的自由了解到反战的思想，等等；不像在日本那种军国主义环境里，掩盖战争的起因和实情，禁止讨论政府的决定。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你教孩子吃辣，他也许慢慢就喜欢吃辣了，教一个人喝酒，他慢慢就爱喝酒了。钢琴和数学也是一样，实际上，如果他将来成了数学家、钢琴家，一定是他后来慢慢爱上这个行当了。这是从正面说，如果从反面想，你教给他什么他就爱上什么，正是洗脑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如果洗脑足够彻底，你再也不改变被灌输的观念呢？圣殿教徒直到自杀前的一刻，可能仍然相信他的人生受到了正确的指引。这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反过来再看看你受到的是教育还是被洗脑
如果自由主义者宣传自己的思想不算洗脑，那么，男尊女卑观念呢？忠君观念呢？圣殿教呢？很多观念，在很长时期内是主流观念，在我们看来，它们却是错误的，甚至是恶劣的，但仍然，当时的人们不是因为被洗了脑才持有那些观念。总的说来，这样的观念都与当时的特定生活形态相联系，与当时人们对其他事物的理解方式相联系，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联系，有些观念不管怎么错误，都不能说是洗脑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文化，文化这个词就已经说明这点了，“文”就是我们华夏有“文”，其他人都没有文，都是蛮夷，所谓文化就是用我们的“文”去化他们。这个“化”比较好，虽然是普世主义的，但不是太强加于人。孔子有一段话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宽容也有它的困境，典型的困境是，一种宽容的文化碰上了不宽容的文化，你该怎
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接受西方观念，主要是天演论所带来的这一套进步观念。天演论当然是一个生物学说，不过在中国人当时接受它的时候，主要是把它当作一个社会学说接受的。
文化相对主义是弱势文化很容易走上的道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用文化相对主义来自我保护。
大致说来，自然科学依赖于这样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而且它也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
很多反思只是给固有的观念披上一层层衣裳，找出或发明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明：说来说去，还是我自己最优越
正当的反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你的确有什么东西要坚守，另一方面要留心不要让你的反思变成自我美化，给你固有的观念披上理性的外衣
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反思的时代，甚至是过度反思的时代，我们遇到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上纲上线，从很高的理念层面上讲出一番道理，但有些事情很基本，拉到很高的理念层面上来讨论，反而越绕越糊涂，例如老虎扑过来，你首先是奋起自卫。
有人把二十世纪叫做意识形态的世纪，所谓意识形态化，就是沿用宗教思路来讨论世俗问题，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把自己投入的事业看成是正义的事业，凡与它敌对的力量都是邪恶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社会，从开明的自由的理念开始，最后长成了一个消费与娱乐至上的社会，可能都等不到极端主义分子来毁灭了，
大学的出现，小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航海和扩张，科学革命，西方文化的改变翻天覆地。
拿张照片来一看就知道了，但照片无法取代“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这样的文字意象
读书能让人变得谦虚，你自以为聪明，你读读费曼，就知道自己跟傻子差不多，你自以为博学，你读读雅克·巴尔赞，就知道什么叫渊博了。
暴力对某些知识分子总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同希望得到激进的、绝对的结论是一致的”（
知识分子远不是极端个体主义的、不随波逐流的，他们的行为有某种固定的格式。……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主导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
他自己说得最到位：“跟时代抬杠”，用“小折腾小反抗小颓废”抬杠。大家发财，他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他偏要落魄，大家体检健身，他偏喝大酒吃大排档——好在他那身子板儿硬朗，几十年还没折腾零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