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建龙
任何现象都可以以增加概念的方法来圆通，却无助于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针对于此，威廉·奥卡姆提出了一条规矩：除非必要，勿增实体，[2]禁止人们胡乱地制造概念。
在程朱理学体系中，有一个仿照佛教心法的“十六字心传”，这个心传从《尚书》的一篇文章《大禹谟》中摘取了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为这十六个字包含了儒学的精华，据此把人类的心分成了两个部分——人心和道心，认为人心就是普通的心，而道心就是体会天道的心，这两个心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心。体会天道的过程，就是压抑人心、通达道心的过程。要通达道心，又必须专注和中庸。
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加深，许多学科从哲学中分化了出来。比如，在牛顿时期，人们仍然不提“科学”，只是将之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有关自然的哲学，牛顿最著名的著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之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继续细分成了物理、化学等。
在最初，人们将一切关于智慧的学问都称为哲学，此时的哲学是无所不包的，既包括对宇宙、社会的看法，也包括数学、天文、物理这些专门化的学问。人们从信仰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种知识，都受到哲学的统辖。
两汉经学类似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都是一种宗教信仰。两汉经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世界是由“天”创造的，而“天”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老天爷会通过灾异、祥瑞、符命、谶纬等方式，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人类，又派出了皇帝作为他在人世的代理，来统治人类，并形成了一整套儒教体系，来约束人类。第三，人应该听从老天爷的指示，学习谶纬、符命等知识，看懂老天爷的命令，再按照命令来做事情。同时，人类必须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遵循礼法，达到人类社会与老天爷的同步。
而天主教思想则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第一，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二，人类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通过教会来领导人类。第三，人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也就是服从教会的领导，遵循教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戒律。
宋代理学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这个世界是由“天理”这种抽象的宇宙真理所创造的，天理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类社会也是“天理”的创造，所以人类也受天理的约束。第三，人类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放弃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应该首先学习这个天理，其次再遵循这个天理做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最典型的是“未知生，焉知死”[19]“子不语怪力乱神”[20]，对于人死这种接近于自然的现象不去考虑，只是考虑人们活着时候的伦理问题。
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一代人的洗脑过后，可以维持两千年。
但到了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式和组织，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和哲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宗教带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洗脑特征，并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强制性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到这时，所谓的“儒”早已经脱离了孔子时期的本意。孔子的儒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学派强调“礼”，但也强调“仁”，他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一切的宇宙理论，只是试图解决人世间社会里遇到的问题
当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时，这一刻，就是儒教诞生的时刻。
任何一个博士点的增加，都意味着残酷的斗争，但在表面上，所有的人又必须维持着儒教要求的君子风度。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到太学体系的完成，汉代思想就迅速被以《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为代表的集权理论所禁锢，又由十二家学阀形成了组织上的垄断。到这时，西汉的政治神学就接近完成了。
在思想束缚下和谶纬横行之下，汉武帝之后的汉代学术一直停滞不前，除了语言铺张却言之无物的汉赋之外，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古文经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今文经学家更好，而是迅速同流合污，变成了食利阶层。实际上，任何的学术，只要沾上了官僚的气味，都会变成同样的货色。
汉代哲学强调的是与政权的捆绑，但到了东汉后期，人们开始远离政权，过一种悠然甚至放浪的生活。当一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如此众多的文人死节时，另外的人却发现了一条通往鸟语花香的道路。
但班固的精神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却成了一种风尚，人们习惯于对人物进行评级，甚至曹魏建立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也带着这样的痕迹，要求把人才分成九等，便于任用。而郭林宗对于人物的品评显然起到了推进作用。
他们之所以这样，只不过是因为政权不接纳他们，或者他们不信任政权。这是经学哲学瓦解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玄学哲学建立的时刻。要想建立玄学，必须等到人绝望够了的时候，才会想到重新建立另一套。
这就像我们现代一样，人们开始四处寻找新的信仰，有的人回到儒家，有的人找到民族主义，有的人回到宗教，而宗教又有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但仅仅在现成的理论中寻找答案，最终是无法满足人们需要的。于是，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就是创新。
魏晋哲学的本质却是思辨，要求人们从“什么都不相信”出发，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汉代哲学讲究的是灌输和盲从，不要求学者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是将“天人合一”的理论灌输给他们，要求他们必须相信
所谓玄学，是一种质疑精神，一种方法论，对五花八门的现象提出质疑、辩论，恢复人的思考能力，这种态度就是玄学
玄学为了发展思辨性，也有着一定的理论储备作为弹药库。这个弹药库包括三本书：《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书称为“三玄”。其中《周易》是儒家经典，《老子》《庄子》是道家经典。玄学更偏向于道，之所以对《周易》重视，在于这本书与其他的儒教经典有所不同。
董仲舒说，天人是合一的，天的运行反映了人间的状况，而人也影响着天的征兆。只要人们遵从皇帝的领导，皇帝又遵从天道，那么世界就会和谐、和平、和睦，不会有天灾人祸，也不会有朝代更迭。
从宇宙学上来讲，人的这三个属性是从不同的源头得来的，人的“质”是来自于“元一”，也就是天地间最基本的气或者元素，是万物的根本。“元一”作为根本的气分化后，轻气上升形成了“阳”，浊气下降形成了“阴”，于是就生出阴阳，而阴阳则是生成人的“性”的源头。从阴阳继续变化，生出五行，而五行就是构成人的“形”的源头。 刘劭通过区分质、性和形，就与元一、阴阳和五行联系了起来。
金木水火土五行，对人的影响是在身体上的，木对应着人的骨头，金对应于人的筋，火对应于人的气息，土对应着肌肉，水对应着血。除了生理上，五行同样影响着人的性格，木对应着人的“仁”，火对应着人的“礼”，土对应于“信”，金对应于“义”，水对应于“智”。所以，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因为五行而生的。再进一步分析性格，人的“仁”外在表现叫弘毅；“礼”的外在表现叫文理，所谓文理，就是气质清朗；“信”的外在表现叫贞固，所谓贞固，就是体质端庄诚实；“义”的外在表现叫勇敢；“智”的外在表现叫通微，也就是通达精微。
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国家统一后，最重要的政策是无为，不要破坏自发秩序的稳定。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创玄学的人太年轻太轻浮，当他们找到了道路之后，却无法将思辨精神贯彻到底。玄学比起汉儒来是进步多了，但是与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起来，它又过于浅薄了。它过于倚重于“无”这个概念，却缺乏更深厚的内涵，而很快地转向玄谈和辩论这个方向上。
嵇康的死让人明白，集权的笼子里不会有自由的鸟儿，只要你在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就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哪怕你想回归山林，不问政事，但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这个政权就会自动把你当作敌人。
嵇康死后，哲学虽还保留着反叛之名，却再无反叛之实。文人们那种故作超然的姿态，实际上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表演，既要彰显独立性，又总是在谄媚着权力者。
一个真正的君子既要在思想上超脱于俗世之外，但又甘心在行为上做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毫不强求。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时，就是对帝国最大的威胁。
可是怎样才能“无待”（不依赖于外力）呢？不依赖于外力的物体所处的状态，就叫“玄冥之境”
从独化又可以引出另一个概念：逍遥。所谓“逍遥”，就是“无待”，就是“独化”。比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看上去很逍遥，但是，它要依赖于风才能飞翔，这就不是“无待”，也就算不上“逍遥”
可是怎样才能“无待”（不依赖于外力）呢？不依赖于外力的物体所处的状态，就叫“玄冥之境”
魏晋玄学从“无”开始反对汉儒的“天人合一”，后来人为了反对“无”，提出了“有”，最后又有人同时反对“无”和“有”，提出了“独化”，再次回归到对政治的参与感
从玄学之后，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已经土崩瓦解。即便到了隋唐时期，人们已经跳出了玄学主题，但思辨精神却保留了下来，直到元明时期，中国的学术才再次被威权主义所笼罩。
其中《杨朱》的主要论点是：人应该及时享乐，不要管死后会怎么样。没有天人合一，各种教条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听话，从而丧失掉享乐的本能。
《力命》则成了一种对“好有好报”的反思，认为命运是绝对的，不是每个善良的人都有好报，也不是每个恶人都受惩罚。所以，弱者总以为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在未来会受报应，这种想法只是鸵鸟政策而已。对于命运的绝对化，又让人们转而追求享乐主义，放弃那些渺茫的希望。
在《力命》篇中，还给出了享乐主义的理论基础：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采取苦修的态度，或者行善积德，也并不能真的积来德。比如，有的人省吃俭用一辈子，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家业，一旦革命到来，反而成了掉脑袋的事情。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教一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作为哲学的道家是一个出世、崇尚自然和简朴的学派，但作为宗教的道教却是一个极其世俗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宗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就由道教提供，是位于陕西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著名的天师道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印度早期的上座部佛教，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四谛”，即“集、苦、灭、道”四种真理。人类在轮回中承受着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跳出轮回，即灭谛。道谛，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
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将上座部求解脱、跳出轮回的目的称作“解脱道”，也就是只注重自己脱离苦海。大乘佛教同时提出“菩提道”，即帮助众人共同脱离苦海。所谓菩提道，就是成为佛陀那样的“佛”，是更高级的解脱。
大乘佛教根据修行理论的不同，又分为“中观”“唯识”和“真常”三支。前两支流行于印度，并传入中国。后一支发源于印度，在印度却并不流行，反而在中国找到了最佳土壤，发展出了不少中国本土原创的分支。
最初在这里发展宗教的，是一位叫作张脩的人[1]。当全国各地都尊孔子时，张脩却反其道而行，独尊老子。他虽然尊崇老子，但最具有号召力的把戏却是治病。如果谁生病了，他就叫这个人进入一间安静的房间清修，再派人为他祈祷。祈祷的方式是制作三份咒符，写上生病人的名字，一份放到山上，另一份埋到地下，最后一份则沉到水里。为病人祈祷的人有一个名字，叫“鬼吏”。另外，还有一种人叫作“奸令”，所谓“奸令”，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能够背诵《老子》的文化人。他们要帮助病人学会背诵《老子》。这些文化人平常被授予“祭酒”的职位，也就相当于组织里的官僚阶层，在帮助病人学习时就被称为“奸令”。 当然，治病是要收费的，每一个病人要出五斗米，所以，又称为“五斗米教”。张脩时期，这个组织还比较粗糙，不能算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权。
张鲁自称是“师君”，也就是宗教导师和政治君主的合体。刚刚加入组织的人被称为“鬼卒”，经过训练后，已经皈依了教门的，就称为“祭酒”，祭酒们可以建立支部，如果他的支部规模很大，权力也就很大，这样的人被称为“治头大祭酒”。
张鲁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宣布他的爷爷叫张陵，父亲叫张衡。他还宣称五斗米教是他爷爷在四川旅游时创建，并在汉中实施的
民间却相信他造的神化，张陵也被民间授予了另一个名字——张道陵，他被封为道教的祖师，又称为张天师。
人们在谈论道家时，往往会认为所谓道家，就是主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从而以为道教也必然符合这个主张。但实际上，道教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世俗性的、功利性的组织，以控制人为目的，而不是实现最大化的自由。
这也是一个宗教与普通思潮的区别，一个思潮只是探讨，不具有强迫性，一旦一个思想与政权相结合，要求人们必须以某某主义为指导来生活，那它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所谓萨满教，指的是相信万物皆神的一种原始宗教。它一般出现在人类早期，或者发展较慢的游牧、山林部落之中。到后来演化成一种多神教体系，与更加思辨的一神教相对立。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一直有万物皆灵的传统，并持续到了现在
道教的符水也不是它的特色，这是从儒教的谶纬变化而来的，而且更加具有功利性。
黄巾军的领导人张角曾经得到过这本书，被它的理论所吸引，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开始了对东汉政权的反叛。张角的组织号称“太平道”就来自于此书，而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号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就来自《太平经》对数字“三”的解读[5]。
张角最初的特色是以符水咒来治病，相当于对人实施信心疗法。即便现在，国内还存在着许多巫医，有的巫医门口车水马龙，大到地委书记、富商大贾，小到平民百姓都去治病，可见两千多年并没有太大长进。与张鲁的五斗米道一样，张角的符水也并不包好，而是教病人叩头思过，如果病人好了，就说他信道了；如果没有好，就说他不信道活该[6]
由于道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功利化的，总是希望与政权相结合，导致道教一直长不大
和佛教相比，佛教是思辨性的，可以独立于政治。但道教出生于汉代，汉代的哲学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逻辑能力的，导致道教不喜欢思考问题，只习惯于用一系列的比附和符咒，动不动就跳神，失去了进化的能力。
即便到了现在，道教所谈论的东西其实和汉代没有太多区别，仍然是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等东西，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这也导致道教一直不如其他两种教派昌盛。
到了唐代，人们嫌炼丹更麻烦，于是兴起了炼内丹，也就是不再炼实体的丹药，而是通过养性修身，让丹药自动在体内形成，就达到长生不老了。
除了修仙之外，葛洪还定义了道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儒道双修”，或者“内神仙，外儒术”
虽然有所差别，认为神仙之术更加高贵，但葛洪主张的人生哲学是：在人世里规规矩矩遵守礼法，暗地里炼丹成仙，不和社会对抗，也不违逆世俗的社会规则。
在这样的理论下，道教走的是一条妥协的路，服从中央帝国权威的管理，不做任何让政权不高兴的事情。到了后世，这已经成了一种交易，即政权默许甚至支持道教的存在，而道教一方面炼自己的仙丹，另一方面则帮助政权稳定局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经过了改造的道教几乎从来不闹事，反而是闷声大发财，甚至和佛教争宠，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权资源，其原因就在于葛洪对道教的改造。
在葛洪的影响下，东晋南北朝的道教终于脱离了民间，形成了一个上层集团和文人参与的宗教，他们越来越不重视民间的信仰者
但总体而言，这三派要么热衷于成为国师，要么热衷于成仙得道，都以皇帝的好帮手自居。
在道教被改造成顺从的宗教，希望能够获得政权支持时，另一支外来的宗教却以更快的速度席卷了全国，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它就是佛教。
印度的原始人口是达罗毗荼人，后来来自亚欧大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成了统治阶层。为了便于统治底层的达罗毗荼人口，雅利安人制造了种姓制度，将人口分成了四种姓，分别是：婆罗门（教士阶层）、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吠舍（商人阶层）、首陀罗（底层人口），另外还有不入等级的贱民阶层。
悉达多（我们应该称他佛陀了）的理论可以用“四谛”来概括，所谓四谛，就是“集、苦、灭、道”四种真理。
苦谛，指的是轮回之中的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都是人生必须经受的苦难。
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所谓集，就是人类的欲望的集合体。 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消灭了三毒，也就跳出了轮回。这就是灭谛。
而道谛，也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佛教弟子修行的行为规范，一般来说是指八正道，“正见解、正思想、正语言、正行为、正职业、正精进、正意念、正禅定”。这些正道帮助人们消灭三毒，跳出轮回之苦，从而达到其活着的意义和死后的永恒。
后世的佛教基本上都承认这个“四谛”，特别是在“集、苦、灭”三谛上，大乘、小乘、金刚乘都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对于“道”谛，后世的发挥却层出不穷，因为“道”是跳出轮回的方法，每一个派别提供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而看待世界的理论也各个不同，所以，各个派别的争执，主要都是争谁的“道”才是正道。 在争执中，主要又分成了几个派别，分别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
与《巴利三藏经》对应的，是最早形成的佛教派别上座部，也称小乘佛教，由于现在的上座部主要通过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也称为南传佛教。
第一个概念是“业”
第二个概念是“十二因缘”，也就是把“四谛”里面的“集谛”继续细化，总结了人类的十二种活动，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无明（最初的浑浑噩噩的状态）”、“行（从最初状态开始有了行动）”、“识（行动之后有了辨识能力）”、“明色（有了辨识能力之后，对事物开始分门别类）”、“六入（通过各种感官获得认知材料）”、“触（接触外界事物）”、“受（感受外界事物）”、“爱（感受之后，对外界事物做出评价）”、“取（有了评价之后，主动获取喜欢的事物）”、“有（占有主动获取的事物）”、“生”、“老死”。 第三个概念是修行的细化，即修行要从“戒（遵守戒律）、定（禅定）、慧（对教义的领悟）”三方面入手。关于遵守戒律，并没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而修行功夫主要在于禅定和领悟。
第四个概念是对四谛的总结，提炼出三句话，号称三法印：“诸行无常，诸行皆苦，诸法无我”
通过这些概念，小乘佛教就建立了一套修行体系，信徒们用毕生的工夫进行修行，希望积累他的“业”，等业积累够了得到解脱。而修行的内容主要是禅定、戒律，加上一定的教义探讨。与后来出现的大乘佛教相比，它更加原始，更少理论化的，更强调行动，缺乏思辨性。
除了小乘佛教，佛教第二个分支是密宗，也叫金刚乘，由于主要流传于西藏，也称藏传佛教
密宗之所以出现，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人类的心急，等不了太久的修炼，另一种是受更加原始的宗教，比如萨满教、苯教的影响，相信自然界的超能力，并且超能力可以传授。
所谓顿悟，就是在一瞬间，人的“业”从零突然增加到百分之百，
相对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来说，密宗是一个不入流的分支，只是在最近全民信佛的功利背景下，才又将它炒作了起来。现代人绝对等不起慢慢的修行，只想赶快就见成效，好拿着那点成效四处招摇撞骗冒充活佛。当然最终的目的是经济上的，得来了活佛名号，就可以开个公司授课或者卖产品。
为了区分自己修道和为天下修道，他们提出了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导致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根本性分歧：“解脱道”和“菩提道”
自然修行方法上也不能满足于小乘佛教的方法，所以，除了“戒定慧”和“八正道”之外，又增加了许多修菩萨道的方法，比如六度和四摄。所谓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个要素；而四摄，是指日常生活中要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也正由于概念众多，大乘佛教又分成了无数的支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凑在一起吵来吵去，辩论充满了思辨性，使得佛教骤然间复杂化，成了世界上最难懂的宗教。当大乘佛教进入中国后，立刻让玄学的思辨成了小儿科，相形见绌，被淘汰了。从此以后，思辨哲学的代表被佛教取得。
所有的世界和所有的道都处于“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的状态。
三种“妙有”情况称为“三自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
所以，唯识派绕到最后，实际上就变成了“认识你心中的第八识”的问题。只要开发出了第八识，你就是佛，觉察不到你就是凡人。
围绕着“第八识”的性质，唯识派又分成了三派，分别是“摄论宗”“地论宗”“唯识宗”
除了中观派和唯识派之外，佛教的“真常”一支出现得更晚[24]，也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真常”和“中观”“唯识”两支的区别在于，“中观”认为一切皆空，即便佛法也是空的，而“唯识”认为，一切皆空，只有蕴含着佛法的“识”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这种有称为“妙有”。而“真常”则认为，一切皆空，只有佛和佛性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佛性称为“真常”。
人人有佛性的说法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虽然最初中国人大都采用中观论，但到了唐代，最著名的几家都是从真常论出发，来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至于唯识论，由于它理论过于复杂，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虽然经过玄奘的大力弘扬，却仍然免不了落寞的命运
竺道生的观点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实际上，后来的禅宗就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观点。
鸠摩罗什有一个弟子叫竺道生[32]，他从北方来到了南方，脱离了一般的般若学，建立了另一个学派：涅槃宗。他所持的观点与般若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般若学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法，比如被称为“一阐提”的人就没有佛性，而竺道生却认为任何人都有佛性。第二，把“佛”这个概念抽象出来，认为“佛”是一种最高的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第三，认为人们可以顿悟得道，也就是某人某天突然间就成佛了，不一定需要持续的修行。
佛教特权引起的政府财政失控和政治失调，最终摧毁了南朝的繁华，让中国再次统一在北朝手中。
到了晚年伤害仕途的反而是另一件和佛教无关的事，他受到尚书令王亮的牵连而被贬往广州。[26]即便到了广州，也被追封为中书郎、国子博士，说明皇帝对于他学问的认可。可以说，范缜的一生不仅不说明他战斗的性格不容于当世，反而说明了当时的学术宽容精神，一个有性格的人即便持有与官方不同的观点，仍然可以受到善待。
现代人在讨论西藏的政治结构时，往往被它过于庞大的僧侣团所震惊，在高峰时期，僧侣竟然占西藏劳力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劳力被抽走，无缘生产性活动。然而，西藏由于是一个封闭性的社会，依靠天险足以保证土地安全，这样的代价似乎还可以承受。但对于南朝社会来说，他们的边界并非封闭的，北方的强敌虎视眈眈，如果僧侣团过于庞大，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备战
在他几乎严格的苦行僧方式下，南朝恰好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保持了和平而迅速恢复，人们的文化和修养都处于南朝的黄金时代。在刘宋时期，皇帝的修养仍然单薄，萧齐时期过于短暂，而且被一些稀奇古怪的皇帝拖了后腿。只有萧梁时期，皇帝的品位和社会的繁荣都达到了高峰。梁武帝认为，之所以社会如此精彩，是和他尊奉佛教有关
但是，他忽略一点，梁朝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内部的稳定与外部的和平。而外部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北方的魏国处于一次衰落期。在刘宋和萧齐时期，北方的北魏正好强大，而梁朝时，北魏经过了六镇之乱，朝政随后又被尔朱荣把持，最后高欢、宇文泰的崛起使得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33]当两个魏国征战不止时，没有人腾得出手来入侵南方，南方才保持了长期的和平。
梁武帝去世后，侯景之乱虽然被镇压，但梁朝的盛世再也没有回来。梁武帝当年建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繁华顶峰。
与佛教的思辨相比，道教是一个信口开河、缺乏逻辑能力的宗教，在辩论中屡战屡败
北魏太武帝灭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难。此后，这样的行动还有三次，历史上将这四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5]灭佛，这“三武一宗”也就是迫害佛教的四个皇帝。然而，每一次法难之后，都会进入下一个迅速恢复期。
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建立宫殿，建设了宗庙社稷等宗教建筑，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录取了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四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6] 道
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10]道人统也成了如今国家宗教局的前身
不过，寇谦之与崔浩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赞同用武力对待佛教，曾经苦苦劝说太武帝，并与崔浩发生了争执。没有效果，寇谦之只好对崔浩说：你很快就要得到报应，灭门不远了！[12] 四年后，崔浩果然遭受了灭门之刑。不仅清河崔氏被灭，就连崔浩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灭族。
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浮游，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
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天下三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二百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唯一没有从这种默契中获得太多好处的是道教，于是，道教开始反击了
在未来几百年里，中国还会发生多次大规模论战，而每一次的主题都围绕着老子的身份展开。道教认为，佛教是老子西行之后创立的，把佛教当作道教的一个支派，而佛教则坚决否认这一点
《笑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了佛道大辩论的最高水平，作者利用道教文献，再加上逻辑的力量，指出道教文献本身就有着太多的逻辑错误，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可以看成是伪造的
这三十六条又可以主要概括为五点[29]：第一，道教书籍中记载互相矛盾，比如所谓“造立天地”，道教经典中的记载就是矛盾的，在《太上老君造立天地》中声称老子的身体变成了日月山川[30]，可是其他书（比如《老子开天经》）又说天地是从混沌中诞生的
除了北周的理论辩论之外，佛道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了元代。由于明代是铁板的儒教治国，清代又明确了喇嘛教的地位，汉地的佛道二教处于在野地位，纷纷到民间吸引普罗大众去了，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争夺高层资源而辩论了。
北周武帝灭佛与当初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太武帝对不听话的僧人进行武力消灭，而北周武帝却没有消灭僧人，只是强迫僧人还俗。北周武帝的措施之所以更缓和，得益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措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慧远说了这些话，竟然还能平安无事地从宫中出来。皇帝没有对他下手，只是命令众僧先回去，把参加辩论者的姓名留下。不过最后他也没有处理慧远和尚
可惜的是，这一次灭佛持续的时间也不长，第二年，北周武帝去世了。继任者很快转变了方向，佛教再次兴盛起来，并在隋唐达到了最高峰。
唐代在玄奘之前，流行的已经是大乘教法。大乘佛教主要包括了般若、唯识、真常三支[2]，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是般若学，其他两支也有所发展。到了唐代，真常一支逐渐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说。
唯识则认为在世界为“空”的前提下，佛法却不能是“空”
在印度，主要流行的是般若和唯识两支。而第三支真常虽然也产生于印度，却由于中国人的发挥，主要在东亚流行。所谓真常，就是说佛和佛性是真实的存在，不是“空”，这种真实的存在叫真常。
般若主要讲“空”，世界的一切，包括佛法都是空的，只有理解了“空”，才找到了通向菩提的道路
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中国人理解不了，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
，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中国式创造，才能被接受，
从思想开放的角度看，唐代之所以创造出这绚烂的一切，和不强调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个朝代也最像现代社会模式，或者说，站在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到了宋代，整个社会生活仍然带着唐代留下的底子，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唐代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宋人的头上，并产生出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让唐代的现代萌芽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坠落回了
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两人都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通过了进士科考试，后来又分别通过了博学鸿词科考试，进入了仕途。[7]而当时的另一位大家韩愈则没有这么好的命，他考了四次进士才考上，参加博学鸿词科又考了三次，却全部落榜[8]，考试的艰难催生了韩愈对于唐代多元制度的不满，开始谋求回归儒教，开启了宋儒的先河
中国的诗歌在《诗经》中就有发展，到了屈原时期告一段落。从汉代开始，人们写诗就在古代风格中打转，多少人仿过《离骚》，又有多少人仿过《诗经》，却很少有人敢于用自己的语言来写诗。汉代的汉赋更是空洞无味，充满了各种古典的词语，但大部分内容都是歌功颂德，即便有一点不是歌功颂德的，也隐藏在华丽的辞藻中让人看不出来。
唐高宗、玄宗时期，都曾经把《老子》加入到考试当中，而唐玄宗时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科目——“道举”科，考试的书目是《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这是道教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享受的最高待遇
唐代以来，佛教在三点共识之上又产生了三大宗派，这三大宗派分别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天台宗出现最早，还带着南北朝时期般若学的痕迹。它发源于南朝陈、隋时期的僧人智顗，尊崇的佛经是《大涅槃经》和《法华经》。天台宗对世界的认识隐藏在智顗最流行的理论之中，这个理论叫“一念三千，百界千如”。
在武则天之前，天台宗和玄奘建立的法相唯识宗是主流。但在武则天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的信奉者大都出自士族大家，这些人和李氏一起反对武后，于是，武后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扶持了两个小门派取代了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的地位。这两个新的门派是华严宗和禅宗。
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也属于“真常”一系，都主张佛性和顿悟。它们的教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来源上却有所不同。天台宗是从般若一支发展而来，加入了真常的教义。而华严宗则是从唯识一系的地论宗发展而来的。
至于《坛经》的教义，也是最简单的。它比起其他宗派，更看重“禅定”的作用，也就是打坐进入无我的状态，认为通过禅定，就可以达到佛性。在佛教中，讲究定、慧双修，也就是禅定和经义同时修炼。禅宗却认为，禅定和经义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是等同的，通过一种修炼，就可以达到佛性，所谓定慧无二
韩愈对于佛道的痛恨反映在他自己的文字之中，他曾经说：释迦牟尼和老子的祸害，比起杨朱和墨子当年要大得多，并自诩虽然不如孟子贤良，却试图以螳臂当车的勇气来阻止佛道对于社会的破坏。
从韩愈开始，儒家的道统就把孟子加入进来。孟子在汉代并没有受到儒教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他只是诸子之一。而孟子和孔子的学问也是有区别的，孔子最核心的主张是“礼”，靠礼仪调解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他们固定住。而孟子的核心主张是“仁”，国君只有仁慈地对待百姓，才能获得回报，建立起富强的国家。孔子的“礼”是对所有人的束缚，而孟子的“仁”则更多是对统治者的要求。
《大学》之中发现了这个过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发现效率太低，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融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武宗死后，到了宣宗时期，竟然需要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27]
通过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就控制了人才流动权。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改革措施，后来他虽然下台了，但由官僚系统提升上来的，已经变成了新法的支持者，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使得北宋后期的政治被新党所主导。
明清时期的僵化，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为了赢得改革，为新一轮的守旧打下了基础。
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的混乱让北宋初年的文人开始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战乱？他们得到结论是：唐代的自由太多了。
所谓自由太多，一是在意识形态上三教并立，人们的思想是分散的，缺乏合力。二是因为臣下对皇帝的不尊重，北宋太宗就曾经嘲笑过唐德宗。唐德宗时期由于藩镇割据，藩镇不听皇帝的话，皇帝也没有能力去教训藩镇，因为他没有钱，甚至只能朝着藩镇求爷爷告奶奶，请他们出钱。[11]
北宋保守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是有区别的。现代保守主义包罗万象，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基本上以主张小政府为主，也就是政府少管事情。而北宋保守主义只是提倡人们要遵从于儒教礼法，而在治理上并不推崇小政府。
王安石的改革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他，许多改革者都会有这个缺陷，这就是：他们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试图以大政府来指导社会，结果不仅指导不成，反而引起了更多的问题。
王安石想建立一套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框架，以政府插手金融、贸易、运输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结果，官员对经济插手之后，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搅乱了社会经济。
在打通了儒道释之后，苏轼对于政治的看法也相当清楚，就是：收缩官僚权力，简化政治流程，交给民间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这种做法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以及当时已经悄然兴起的道学家们都无法接受，所以，他注定只是个边缘人
这个宋代最有文采，也有能力的人几乎在一辈子漂泊中死去。他本人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既不表现出得意，也不表现出失意，只是当作一种生活状态接受下来。虽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成就，但他的遭遇仍然说明了宋代的问题：在一个过分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
原文载录，如侵权，留言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