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詹姆斯•霍利斯
卡夫卡曾写道，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像一把斧子，可以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我们进入了野兽的腹地。他描画出了人们竭力想要隐藏的劣等领域。
用与其同时代的波德莱尔[112]的话来说，这个地下室的人就是“我的同类，我的兄弟”
这些症状表明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实质性的改变。痛苦会使人觉悟，而新的意识会带来新的生命。
一个人曾经努力创造的自我结构，现在被证明微不足道、担惊受怕、毫无头绪。在中年时，自性迫使自我结构陷入危机，就是为了纠正航向
在中年之路的典型症状背后，有一个假设，即我们能通过寻找和联系外部世界中的新事物或新人而得到拯救。唉，对于溺水的中年水手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救援。在灵魂的波涛中，虽然周围有许多人，但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游泳。真理很简单，我们必须知道的必然来自内心。
“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你。
事实上，一个人被反复地要求服务于外界，而且当冲突发生时，他仍要继续服务于原来的期望。再一次，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但代价是个体的牺牲。1939年，荣格在伦敦牧师心理学协会演讲时指出，我们被迫在外部意识和个人神经症之间做出选择，但只有个体化的道路才是可行的选择。[134]这句话至今仍然正确。
个体化是每个人发展的要务，即在命运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成为完整的自己。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没有决定我是谁；我的选择才决定了我是谁。”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命运的俘虏，就必须每天谨记这句格言。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有多自由或坚定，但正如存在主义者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像拥有自由一样去行动。这种行动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和目的，否则他只能继续做一个受害者。
当然，我们始终是社会性存在，但我们也是精神性存在，有自己的终极目标或神秘目的。在保持对外部关系忠诚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充分地成为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体的分化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就会越丰富。所以荣格认为，
个体化的悖论在于，我们为亲密关系服务的最佳方式是充分发展自己，不需要依赖他人。同样，我们为社会服务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个体，为任何群体的健康发展提供辩证的一面。在社会这幅马赛克画面中，每一块碎片都因其独特的色彩而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当我们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有最充实的自我时，我们对社会是最有用的。
，轴心会从“自我—世界”转向“自我—自性”，生命的奥秘会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展开。这不是对我们社会现实的否认，而是对生活中宗教本质的恢复。因此荣格建议，我们必须问一个人： 他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并感觉到，此生我们已经和无限有了联系，那么欲望和态度就会改变。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我们所体现的本质；如果我们没有体现出本质，那么生命就荒废了。
孤独不是当代才有的事物，对孤独的逃避也不是。17世纪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他的《思想录》中指出，宫廷小丑的发明是为了让国王摆脱孤独，因为尽管他是国王，但如果他反思自我，就会变得烦躁和焦虑。因此，帕斯卡尔认为，所有的现代文化都是一场尽兴的娱乐，让我们远离孤独，不去思考自我。[143]类似的，尼采在100多年前写道：“当我们安静地独处时，我们害怕有人在耳边低语，所以我们讨厌静默，用社交生活来麻醉自己。”
冒着孤独的风险来实现与自己合一，我们称之为独处；如果一个人要在中年之路上幸存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每天的某些时候，冒险彻底地面对自己，遵循一种安静的仪式，远离内外纷扰的交通，这是颇有好处的。当寂静开始言语时，一个人就获得了自己的陪伴，从孤独走向了独处，这是个体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我们更可能忘记了曾经生活中的自由、美妙的天真，甚至是快乐。中年时期最具腐蚀性的经历之一是例行公事带来的徒劳感和无趣感。而且，坦率地说，我们携带的自由小孩（the free child）在办公室里很少受到欢迎，甚至在婚姻中也不受欢迎。
在工作和亲密关系中，我们都因专业化而得到奖励。当被遗忘的天赋浮现并被使用时，它就会带来疗愈。鉴于自性万花筒般的特性，存活下来的只会是几个方面。这种不完整是存在主义悲剧的一部分，但如果存活下来得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丰富。
中年之路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让我们去问：“我的内在小孩喜欢什么？”是回去上音乐课；是上美术课，管他天资如何；还是重新发现游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采访过一些退休人员，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希望在办公室里花更多时间。没错，我们需要应对外在的职责和关系，但我们也必须为失落的孩子腾出时间
我们被召唤活在当下，要活得充实。在接近死亡和年老衰弱时，我们不能犹豫不决、心怀羞愧，然后抱怨过去。如果我们要做完整的自己，那么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但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内心，害怕自己的激情，那么应该更害怕没有活过的生命
这里有一些箴言需要记住： （1）没有激情的生活，是没有深度的生活。 （2）激情是生命力的表现，虽然它对秩序、可预测性和理智来说是危险的。 （3）如果不冒险去过神性所要求的、激情所提供的广阔生活，就不能接近神性，接近原型的深处。 （4）寻找并追随自己的激情，有助于我们的个体化。
充满激情地生活，是热爱生活的唯一途径。
个体化的目标是尽己所能地达到完整，而不是自我赢得胜利。
当我们从“自我—世界”轴心上移开时——它使我们的前半生充满活力，我们就需要进行“自我—自性”的对话。
他虽然已经离家千里，但仍然向父母“报到”，仍然是受压迫童年的受害者。
简而言之，这个梦强调了他需要从母亲情结中解放出来，解放他的阿尼玛——荣格称之为“生命本身的原型”。[153]
从第一个成年期的角度来看，后半生是一场缓慢的恐怖表演。我们失去朋友、伴侣、孩子、社会地位，然后是生命。然
她承认，癌症摧毁了她的身体，但最终唤醒了她的生命。她过着美好、负责任、受尊敬的生活，但她从未了解过自己。在分析过程中，她激活了自己未触及的部分；她学习音乐、空手道和绘画。我敬佩她的勇气、日益增长的谦卑，以及她朴素的智慧。到她去世的时候，她已经获得了比自己本身更大的成就：生命旅程中美妙的谦卑和壮丽。
矛盾在于，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恐惧和希望，都依赖于必有一死。这就是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57]所说的“死亡是美丽之母”。[158]美来自恐惧，对确定的欲望也是。有如此多的恐惧，所以有如此多的美。
通过放弃旧有的自我依恋，肯定自己逐渐步入神秘之中，生命作为一种缓慢消逝的感觉，一种不可替代的丧失体验，得到了转变。
悖论在于，只有通过放弃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才能超越安全和身份的虚假保证，放弃所有的追求。接着，最奇怪的是，剩余的存在会充盈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从头脑中的知识——尽管它有时重要——转向心灵的智慧
一个人没有完成中年之路的标志是，他或她仍然陷在第一个成年期的自我建设活动中。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活动只是对有限和不可靠的权威的投射。它们是虚幻的偶像，虽然在生命早期是必要的，但后来可能会使我们在旅程中迷失。当然，旅程本身是象征性的，是运动、发展、爱神战胜死神的意象，是努力创造意义。我们在中年的任务是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放弃前半生的自我要务，向更大的奇迹开放自己。
中年危机的体验不是核心自我的崩溃，而是一系列假设的崩溃。当我们环顾四周的过来人时，我们自然会寻找行为和态度的范例。我们的假设是，如果我们遵循前人的道路，我们最终会确定自己是谁，并将了解生活的意义。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时，我们会感到幻灭、焦虑，甚至是背叛。我们了解到，没有人真正知道生命的意义，也没有人知道生命的奥秘。那些吹嘘自己知道的人，要么仍然在向外投射，要么就是在自吹自擂；充其量，他们是在证明自己的真理，而不是我们的真理。因此，没有什么大师，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是不同的。
正如几个世纪前圣杯传说所言：“走别人走过的路是一件可耻的事。”[166]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才能感受到灵魂的激励，正是这种对内在而非外在真理的强调，区别了第一个成年期和第二个成年期
新发现的与内在生命的关系，足以平衡外部世界的损失。灵魂旅程的丰富，至少与世俗成就一样有价值。
甫一出生，我们就被赋予了多种“视角”—遗传基因、性别、特定的文化，以及迥异的家庭环境，所有这些奠定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
甫一出生，我们就被赋予了多种“视角”—遗传基因、性别、特定的文化，以及迥异的家庭环境，所有这些奠定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多年后回头看，不得不承认，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家庭环境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感。甚至不得不承认，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我们看待现实的视角
世世代代的人都被人类中心论所吸引，试图捍卫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身的视角比其他物种更优越。同样，我们也深信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是唯一正确的，很少怀疑自身感知所受到的限制。
人类学家描述了所谓的原始文化的认知过程，并注意到它们如何复现了我们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的特点便是泛灵论和魔法思维。
内在和外界的能量被认为是同一现实的不同方面；这就是泛灵论思维。
根据特定父母回应特定问题的有限经验，个体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这种经验被一种魔法思维过度个人化了，即“所有这些都是为我安排的，都是关于我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过于笼统，因为人们只能根据已知的事情来评估未知。基于这样一个偏颇的开端——狭隘而充满偏见，个体开始了一系列的感知、行为和反应，带着一种片面的眼光步入生活
。例如，一个成年男性，由于母亲不断要求他超越父亲，他成了一个“成功者”，成了一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但同时也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而这导致他的经济生活和情感生活最终破产。他的成年生活，看起来是一个理性、自由之人的选择，实际上却是对“他人”压力的被迫服从，并伴随一种无意识的反叛，这种反叛把寻求失败作为一种消极的抗议。
儿童无法形成自由表达的人格；相反，童年经历塑造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由于童年的创伤，成年人格与其说是一系列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早期经历和生活创伤的反射性反应。
在华兹华斯看来，社会化就是一个与人们先天的自我感逐渐疏远的过程
只有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主情结的作用，以及我们的本性与现实选择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我们的生活才会沦为悲剧。
内在的自我感和后天的人格之间的差距变得巨大，以至于产生的痛苦无法再被抑制或补偿。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代偿失调”（decompensation）。一个人继续使用旧的态度和策略行事，但它们已不再有效。事实上，中年痛苦的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深藏于后天人格背后的本能自我，而且代表了迎接新生的强烈要求。
那些满足了父母期望的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长寿和价值观的复制带来的并非全是好处。
但现代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心理力量已经从传统组织向个人急剧转移。现代世界的意义已经从王权和宗教转移至个人身上，这比任何一个变化都重要
通常，在人们意识到危机之前，各种迹象和症状就已经出现了—抑郁、酗酒、吸食大麻，以促进性爱、出轨、反复跳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忽视或摆脱内在的压力。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些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指向伤口的箭头，还显示出一个健康的、自我调节的心灵在运作。
我看到许多人在遭遇重大疾病或丧偶时，开启了中年之路的旅程。但也有人即使到了五六十岁，仍然保持着浑浑噩噩的状态，被个人情结或集体价值观所支配，以至于中年之路的问题被挡在了门外。
我认识一个人，在他28岁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获得了博士学位、组建了家庭、出版了自己的书、拥有很好的教职。多年后他意识到，第一次波动的征兆是他感到无聊和乏力。他做了大多数人所做的事，大同小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写了更多的文章，生了更多的孩子，在更好的岗位上教书。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被合理化，因为它们在表面上是富有成效的，代表了典型的职业阶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个阶梯上。当他37岁时，不断累积的深层抑郁爆发，他经历了近乎彻底的衰弱和意义丧失。他辞掉了工作，离开了家庭，在另一个城市开了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冰淇淋店。他是否过度补偿了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压制了中年之路召唤他回答的那些有益的问题？或者他靠误打误撞找到了度过下半生的最佳方式？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只有他自己能给出答案。
饱经战火的T.E.劳伦斯[17]则看到他荒漠般的希望被和平会议上的老人们出卖。尽管如此，年轻人还是出发了，就像命中注定那样，跌倒再爬起来，磕磕绊绊地走向与未来的约定。
。任何一个中年人都见证了投射、希望和期待的坍塌，并体验到天赋、智力以及勇气本身的限制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知道自己的中年之路是何时开启的。它就像一个想法，脑子里的一句话，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这个想法就是：“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完整（无缺），只有各个部分。”他的心灵在向自己宣布，年轻时膨胀的期望是实现不了的。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认识是一种失败，但有人却会被触动并提出下一个问题：“那么，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希望通常基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知识是有价值的经验之谈；而智慧总是使人谦卑，永不膨胀。
在现在的文化中，显然缺少进入成年的有意义的过渡仪式，因此许多年轻人延伸了他们的依赖性。我们的文化如今如此多样化，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神话根基，只能传递20世纪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的信仰，外加一些计算机技能，而这一切都无法提供救赎，无法提供与大地及其伟大律动的联系，也无法为我们的旅程提供深度和意义。
自我从来就不在控制之中，而是被父母和集体情结的能量所驱动，被投射的力量所支撑——这些投射指向文化为即将成年的人提供的角色。只要这些角色具有规范的力量，只要这些投射起作用，个体就成功阻止了与内在自性的约定。
第三个阶段即第二个成年期，是在一个人的投射消解后启动的。背叛感、期望落空、空虚感和丧失意义，伴随着投射的消解而出现，形成了中年危机。
我们认为，像大人们一样行事就能成为大人。刚步入成年期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大人有时不过是拥有高大身躯和重要角色的孩子。
大多数婚姻在这种期望的重压下破裂，而那些坚持下去的婚姻往往伤痕累累。爱情以距离、想象和投射为食，婚姻则以邻近、在场和共通为饮。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已经见怪不怪，但父母甚至潜藏着对孩子成功的嫉妒。因此，源源不断的信息——公开的和隐蔽的——轰炸着孩子。这个孩子将承受父母的愤怒和伤害，并遭受各种各样的操纵和胁迫。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期望这个孩子能让我们开心，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如果我们意识到，父母情结作为个体成长之路上的障碍有多么难对付，就会知道，那些青少年拒绝成为父母的延伸是正确的。
对于每一个在职业阶梯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背后都有一个精疲力竭的高管在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
一个人的职业，就像婚姻和教养一样，成为以下投射的主要载体：（1）身份的投射，人们通过对专业知识的明确掌握来确认身份；（2）滋养的投射，一个人将被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滋养；（3）超然性的投射，一个人通过接连不断的成就来克服精神上的渺小。当这些投射被消解，当一个人对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满已无处安放时，他或她就踏上了中年之路。
丈夫已经抵达职业的顶峰，公司对他而言只是个停车场，他很乐意放慢速度或者退休。妻子把自己奉献给了家庭生活，感觉受到了欺骗，既没有得到赏识，也没有充分发展，她希望回到学校或者重新找工作。对于男性来说，中年时期的工作瓶颈往往会导致抑郁，以及希望和雄心的破灭。而重新开始工作的女性，常常会对自己的胜任力或竞争力感到焦虑。
年轻人总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
即使那些功成名就的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些教子“有方”的人，也不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免遭限制、收缩和死亡
对年轻人来说，另一个与自我有关的希望是对完美关系的期待。虽然我们看到周围许多不甚完美的关系，但还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更聪明，更有能力做出选择、避开陷阱。《古兰经》训诫：“你以为你将进入极乐世界，而不用像前人那样经受试炼了吗？
我们可以像华兹华斯评价布莱克（Blake）那样评价他：“有人认为这个人疯了，但我更喜欢这个人的疯狂，而不是其他人的理智。”[34]
生命的自然历程要求年轻人献祭他们的童年，放弃对父母的幼稚依赖，以免他的身体和灵魂仍被无意识的乱伦所束缚。[41] 恐惧意味着挑战和使命，因为只有鼓足勇气才能挣脱恐惧。如果选择对危险退避三舍，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某种亵渎，整个未来就会变成一潭绝望的死水，一束忽明忽灭的火光。[42]
人格面具会伪装成个性，但归根结底，正如荣格所说，它“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妥协”
人终有一死，时间有限，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生活的重担中解救出来，这些事实将促使我们更充分地做自己。
整合内心的真实，不管是让人快乐还是不快乐的，对于带来新的生活和意义的重建都是必要之举
每天生活在一起，会无情地消磨投射；最后，一个人所面对的只是对方的特性，后者根本无法满足大量的投射。所以，人们会在中年得出结论：“你不是我当初结婚的那个人。”事实上，他们从来都不是。他们始终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们当时几乎不了解的陌生人，现在也只是稍微了解了一点。由于我们把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投射到那个人身上，因此我们实际上是爱上了自己缺失的那部分。这种联结感和归属感是如此美妙，并带来大量的希望，以至于失去它时，我们感觉那是一场灾难。[49]
要想拥有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能够坦言：“没有人能给我我最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只有我自己可以。但我会赞美这段关系所切实提供的，并为之真心付出。”亲密关系通常提供最多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持，以及辩证的对立面。一个用亲密关系来支撑脆弱自我的年轻人，不可能满足成熟关系对勇气和纪律的要求。从前他需要肯定和认同，现在他必须接受差异和不同；从前他想要简单的合而为一的爱，现在他必须学习如何爱上差异性
当一个人放弃投射，把重点放在内心成长上，他就会遇到自己浩瀚的灵魂。“他者”帮助我们拓展了心灵的可能性。
真正的亲密关系源于一种有意识的愿望，想要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旅程，通过对话、性和关心的桥梁，走向生命的奥秘。尼采曾经指出，婚姻是一场交谈，一场伟大的对话。
如果一个人没有准备好参与长期的对话，他就没有准备好进入长期的亲密关系。许多年老的夫妻早已无话可谈，就因为他们停止了作为个体的成长。如果重点在于个人成长，那么每个人都将有一个有趣的交流伙伴。若一个人阻碍自己的成长，即使这种牺牲是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侣也将注定与一个愤怒且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成长受到另一半的阻碍，同样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婚姻必须重新开始，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成熟的婚姻中，在开放和辩证的婚姻中，我们会经历第64页图中所示的最深层的关系，即两个神秘事物之间的交流，两个内在异性能量之间的碰撞；这就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
相信魔幻“他者”是一种残酷的自欺欺人。即使找到了这样的人，肯定也是一种投射
当一个人有勇气转向内在时，他将有机会面对自己人格中被忽视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不再急切地从伴侣身上寻找生命意义，他就会被召唤去激活自己的潜能。
关于心灵，永恒不变的真理是：要么改变，要么在怨恨中枯萎；要么成长，要么在内心中死亡。同样，中年婚姻的悲剧在于，这段亲密关系经常被怨恨所污染，以至于修复的可能性受到致命损害。
如果夫妻中的一方阻止改变，他或她无疑仍被焦虑所控制，并热衷于第一个成年期的投射。很有可能，这个顽固的伴侣永远拒绝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是这样，他或她定会因为否定他人的生命而受到惩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碍他人的发展，这是一种精神犯罪。
分享自己的挫败、恐惧和希望，才是真正的亲密；但很少有夫妻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们结婚多久。性爱是夫妻间的桥梁，孩子是两人之间的纽带，但真正的如胶似漆是两个人感同身受。
我们因为自己不快乐而埋怨伴侣，并私下怀疑自己是同谋。这简直是自掘婚姻的坟墓。
就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她必须在别人的要求和对自己负责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做出牺牲的女性，既不是好母亲，也不是好伴侣。女性成为圣徒的代价，需要她和别人共同承担。
个性不是由上帝赐予的；个性是通过每天与怀疑和反对的魔鬼抗争而得到的，如果不这样做，等待我们的将是抑郁和绝望。
我认识一位父亲，他在女儿上大学时对她说：“考虑到现在的离婚率，以及男人更短命的事实，你有80%的概率会独自生活，不管你有没有孩子要抚养，不管你有没有经济能力。因此，你最好有自己的职业，有足够的自尊，这样你的价值感就不必依赖于身边的男人。”这些话不是乐观的话语，不是早点结婚的告诫，不是辈辈相传的鼓励依赖。这位父亲并不享受说这番话。这番话唯一的优点就是它的真实。
鼓起勇气，重新定义自己，重视亲密关系，但不被关系所限制，这是中年女性的一项任务。
男人追逐年轻的女性，反映了他们不成熟的阿尼玛；女人仰慕有地位或年长的男性，是对她们自身阿尼姆斯发展不足的补偿。难怪外遇具有这么大的“神圣性”[65]（numinosity
中年婚姻的转变包括三个必要的步骤： （1）双方必须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 （2）双方必须承诺分享自己的经验世界，不因为过去的创伤或未来的期望而埋怨对方。同样，他们也要不带防御地努力倾听对方的经验。 （3）双方必须承诺长期保持这样的对话。
正如荣格所指出的，孩子最大的负担就是父母未曾实现的生活
林肯曾说过：“既然我不愿做奴隶，我也就不愿做主子。”[74]我们希望父母赋予我们做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就必须给孩子这样的自由。我们为做自己而努力奋斗，常常希望父母能意识到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分道扬镳。
我们感受到被滋养的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养育他人的能力；我们感受到被赋权的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过自己生活的能力。
到了中年，没有人需要被提醒经济现实。人到中年，我们肯定都听到过这样的陈词滥调：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就像第一个成年期的其他投射一样，金钱到头来只是流通的金属或纸片，虽然有用，但在任何终极意义上都不值一文。因此，每个人都背负着经济任务和经济创伤。对许多辛苦持家的女性来说，经济自由是她们所没有的权利。对许多中年男性来说，承担着孩子的正畸账单和大学学费，经济就像一件紧身衣，根本脱不下来
当他对“使命”俯首称臣时，耶稣最终成为基督。因此荣格说，正确地模仿基督，不是像从前的拿撒勒人那样生活，而是完全地活出个性，活出使命，就像耶稣活成基督那样。[82][就如圣保禄（St.Paul）所说：“我没有成为基督，但基督活在我心中。”]
牺牲自我以及它对物质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无疑令人痛苦，但这种痛苦远不及我们回顾生活时对于没有回应召唤的后悔。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地成为自己，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实现的方法。评判我们的标准，不仅有内心是否善良，还有我们是否勇敢。放弃奋力争取的安全感也许令人恐惧，但它根本比不上否认我们自身使命带来的恐惧。灵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资和福利并不能满足它。
我们在专业化上走得越远，人格受到的损害就越大，灵魂也就越迟钝。
阴影体现了所有未被允许表达的生命。它体现了我们失去的敏感，这种敏感一旦被否认，我们便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
过好自己的生活已经够难了；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个体化，而不是纠缠于别人的事务，每个人都会更加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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