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风云录

作者：陈舜臣

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是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周边其他民族的称呼，在这里都悉数出场了。

从三皇五帝到禹的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史记》中记述禹“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过，《楚辞·天问》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禹的原形是头熊，妻子涂山氏不小心看到后就变成了石头。禹对着石头大喊：“还我儿子！”于是石头面向北开启，儿子诞生了。这个神话解释了禹的儿子名叫启的原因。

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杨坚，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

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

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

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

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号老残，清末文学家、金石学家、实业家。《老残游记》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

甲骨上出现的裂纹是神意，谁都不敢违抗 —— 殷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觉神就在身边，可能并不认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么悲伤的事情。

殷商的天命观。商王纣可以从容赴火。

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话。周远祖是后稷（官职名，管理农务的长官），名字叫弃。他的母亲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脚印，心中欢喜就踩了上去，于是有了身孕。她原以为这是个不祥的孩子，就将他丢弃在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的时候都避开而不践踏他。再把他丢弃到原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山林，却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看到发生在婴儿身上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她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周作为部族同盟盟主，其实力到了古公的孙子昌的时代，已经到了殷必须重视的程度。昌被任命为西伯。这位西伯昌，就是周成为天下之主后，谥号“文王”的人物。

目前在卜辞内还没有找到被视为各种罪恶源泉的“妲己”这个名字。不过卜辞中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没有出土犁，卜辞中却有犁的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卜辞中也没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甲骨片上未发现刻有指代铜的“金”字。 毫无疑问，暴君纣的形象以编造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被夺去政权的失败者的命运。

至于轻鬼神一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这是胜利者所编造的。根据卜辞，我们了解到纣虽然减少了牺牲的数量，但仍然热衷于实行祭祀，而且比前代更加虔敬。

周首领文王在位五十年，还未能取代殷。他的儿子发，在继位九年后准备进攻殷。发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还在殷”，大概是对攻击殷没有胜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全部赶来助阵。

如果说殷是神圣王朝，那么周就是礼乐王朝。周王除了是祖传的农业指导，还有礼乐指导的性质。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边，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来，人们用礼乐在神人之间设置了距离。这个世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神的迹象。农民本来就是现实主义的，拥有现实性格的周人，没有殷人那样奔放的想象力，设计青铜器时也就不会产生跃动的思维。

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

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

被压榨的人自然要言不平。针对于此，厉王派卫国（河南省）的巫作秘密警察。巫放出密探检举诽谤王的人，并处死他们。人们因恐惧而噤声，开口就可能会被怀疑是在诽谤王上，所以熟人在路上见面的时候并不开口，而仅仅以眼神互相示意。《史记·周本纪》中将此形容为——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诽谤者消失了，厉王很得意。召公对此警告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人暴动是前841 年西周京城百姓因厉王残暴而集体起义，驱逐国王的一次政治大事件。它导致“共和行政”，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起点。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但也称不上是个明君。他在和西戎各族交战的时候，损失了征自南方的军队。宣王的儿子是幽王，这是个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糟糕的昏君。夏末有妹喜，殷末有妲己，似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总有妖女出现。幽王也是因为宠爱一名叫褒姒的女子而丢了国家。幽王有正妻申氏，立申氏所生的宜臼为太子。不过，在褒姒生下叫伯服的儿子后，幽王就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

史家把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亡之前周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西周”，次年宜臼移都洛阳并即位后的时期称为“东周”。宜臼称为平王，从武王算起是周的第十三代王，但也可以看成是东周的第一代王。 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迁往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正好550年。

西周起点：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终点：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攻灭镐京（西周灭亡）。276年。 东周起点：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建立东周。终点：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周王室灭亡。515年。 共791年。

霸主的愿望是成为诸侯的盟主，带领各路诸侯，入朝拜见周天子。晋文公被承认是霸主后，怕有人不服，就召唤周天子（襄王）到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河阳（黄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来喝去的，可以说颜面扫地。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成是： 天王狩于河阳。

在重视礼乐秩序的孔子看来，诸侯召唤王上简直无可想象，但却发生在现实中。孔子深思熟虑地遣词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后世学者中，也有人把这种写法定义为批评晋文公的“春秋笔法”。

尽管这只是个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名义上的周王室，西周东周合起来也持续了八百年而没有被篡夺，所以不得不说封建制度是成功的。

周是个出乎意料的广域政权，而像殷那样的神权性质的独裁政权，要统治如此大的地域则是极为困难的。在统治辽阔地域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

如果是草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中国的铁文化就应该从北方开始才对，然而中国造铁的发达地区却在吴、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铁使用锤锻的锻铁法，但是中国造铁一开始就是使用铸型的铸铁法。

只不过铸铁法所造的铁，虽然硬度很高，但却有过脆的缺点，所以导致中国的铁一开始就用于制造农具而不是武器。

春秋五霸有很多种提法，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较多。也有把吴越二者替换为宋襄公和秦穆公的提法。

晋文公名叫重耳，因家族内乱出走，经历了在各国流浪十九年的生活。

晋文公流浪的时候，得到了楚成王的极大关照。当时成王问他：“我帮了你这么多，如果你回国后当了君主，该怎么感谢我呢？”文公回答说： 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王孙满: 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春秋时期，楚庄王凭借国力强盛，率军北上至周王室的疆域洛邑（今河南洛阳），在周郊陈兵示威。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劳军，楚庄王借机询问周王室传国之宝 ——“九鼎” 的大小与轻重。

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禹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

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

当地方的记录官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着，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

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中国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则绝对不是。从春秋直到战国，人类思考的力量持续井喷，可以说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驱。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 《論語。微子》

儒家的“仁”也是一种爱，但这是把对父母、家族的爱延及到他人的一种差别之爱，故此遭到墨家的批评。墨家强调无差别爱，称之为“兼爱”。墨家还倡导“尚贤”，尊崇贤者的意思，说的正是才能主义，主张不管出身或阶级如何，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被授予天子、诸侯、宰相等地位，他们也必须尊奉上天的意志，勤劳工作。

墨子重视的除了“兼爱”、“尚贤”外，还有“非攻”，这正是否定战争的观点。把攻击视为非，而受到攻击后的反击则是被允许的。如果有国家遭到攻击，墨家就会集体前去援助防卫。据说楚将要攻宋时，墨子的三百弟子赴宋协助防卫，而墨子亲自去了楚国，劝说他们不要发动攻击。

国际主义精神。先秦的极左派。

堪称可以匹敌儒家的墨家势力到后来还是逐渐失势，在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了。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是墨家势力衰微的原因之一，而且天下人人平等的思想为特权阶级的统治者所厌恶，这也是加速墨家没落的一个原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孟子·尽心下》

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晚年安居在故乡邹，指导后生们的学业度日。此外，对孟子思想应该关注的地方除了容忍革命的思想外，还有重视经济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中讲到：无恒产者无恒心。

荀子观点中有与墨子“尚贤”类似的部分，主张不问出身、录用贤能的人为士大夫。如果排斥了世袭制和门阀主义，国政就会交到有能力的官僚手中。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开拓官僚制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

军功是按战场上获得的首级数量来计算的。这就是等级以“级”来表示的缘故。

“五家为一保”的邻保制被创立，这项政策使人们开始承担连带责任。

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各自做着不懈的努力。不只是诸侯如此，他们下面的宗亲也在网罗着有能之士。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拥有众多食客已是耳熟能详。战国时代如果能持续再长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会有国家被这样的宗亲（只有楚国春申君不是）或重臣取而代之。

此时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车战变为步兵战，武士直接骑马的骑兵战也成了强有力的战法。骑马是从北方塞外民族那里学来的。和塞外民族接触较多的赵最先采用了骑兵，也因此改换了军队的服装。《史记·赵世家》中详细叙述道，采用筒袖、裤子这样的胡服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下了大力气才说服他们。从马背上射箭是有很强机动能力的新式战法，被称为“胡服骑射”。

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不过出了一个名相申不害，整顿内政，也具备了不可轻侮的实力。 燕远离中原，和其他六国往来不多。但有辽东、辽西的腹地，拥有的实力也是个未知数。

齐王由太公望家族变为田氏，但齐和春秋时代一样仍旧是个大国，拥有稷下学士，可以说文化水平特别高。

秦国的司马错非常清楚，文化水平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秦国虽然因商鞅的集权主义政策变得强大，但软实力反倒变得薄弱，司马错对此心知肚明。

在战国活跃着一批纵横家。除了实力的斗争——士兵们互相残杀的战斗以外，外交、谋略方面的斗争也愈发激烈。 关于外交和谋略，有个叫鬼谷子的人物，他手下还有两名俊才——张仪和苏秦。苏秦取“合纵”之策，指的是为应对超级大国秦，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起来的政策。与此相对应，张仪的做法是，秦和六国中的每一国缔结和亲条约，破坏他们之间的联合。因为联合是横向的，故称为“连衡”（或为“连横”）之策。因此，谋划“合纵”和“连横”，四处奔走致力于外交与谋略的人被叫作纵横家。张仪和苏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有其他拼命来回奔走游说的二三流纵横家。 这种现象是在秦成为超级大国后出现的。合纵是对秦的防波堤。苏秦一手促成了合纵的成立，据说他身兼六国宰相。与此相对地，张仪的分化手段也很辛辣。在鬼谷子老师门下学习的时候，张仪始终成绩优于苏秦。然而因为苏秦的合纵，秦在十五年间无法向函谷关以东发兵。强烈的自尊心使张仪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全力以赴破坏合纵就在意料之中。

六国中实力最强的是楚，接下来是齐。张仪收买楚的大臣，扶植亲秦派，成功使合纵派尤其是主张和齐同盟的一派没落失势。亲齐派的屈原被流放，后投身于汨罗江。为了使楚亲秦，张仪许诺说，要割让秦的领土给楚国。不过，楚和齐绝交后，秦看到两国若想重新修复关系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就撕毁了约定。 之后出于复杂的缘由，楚怀王亲自出武关，前往秦谈判，被秦逼迫割让领土，他严词拒绝，于是被扣留在秦。怀王在秦国的土地上思乡不已，在焦思中死去。

来往于各国的商人中，有一个叫吕不韦的人物。他通晓各国的情况，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他在赵的国都邯郸见到了秦送去的人质——秦昭王的孙子子楚，说：此奇货可居。

据说此时她已怀有吕不韦的孩子，至少《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是这么写的。生下的儿子起名叫政——这正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昭王死后，赵送还了子楚和他的妻儿。子楚的父亲安国君继位，称为秦孝文王。不过这个孝文王在父亲昭王死后一年就随之而去了。华阳夫人的养子子楚即位，真的是个“奇货”。 子楚就是秦庄襄王。之后庄襄王也在在位第三年时死去。不言自明，刚满十三岁的太子政即位，时间是公元前246年。商人吕不韦任相国，被秦王称为“仲父”。这来自齐桓公对名宰相管仲的称呼，意思是“等同父亲的人”，也可以说仲父就是实际的摄政。

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 – 《荀子・王霸》

完全贯彻礼义之道，就能成就王道；杂糅功利与部分礼义，就能成就霸道；两者都不具备，国家就会灭亡。

吕不韦的功绩被全盘否定。被送往赵国的可怜人质子楚之所以能成为秦王，都是因为吕不韦的功劳。那时，吕不韦评价他为“奇货”。如果不是吕不韦对华阳夫人做工作，子楚是不可能即位的。始皇帝也因为是子楚的长子，才能继父亲之后登上王位。不能说吕不韦没有功劳。始皇帝清除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吕不韦，必然是在为建立王的独裁体制做准备。被勒令前往蜀的吕不韦觉察到自己“可能就此被诛杀”，于是服毒自尽。始皇帝还进而调查在参加吕不韦的葬礼时哭泣的人，并对他们处以流放。时间是公元前235年。

九岁之前，他过的是头颅寄放在肩膀上的生活。对于始皇帝，我曾形容他是“魔性之人”。始皇帝不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

始皇帝是韩非著作的忠实读者。韩也知道这件事，于是就把公子非送去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流传到了现在。始皇帝在读后甚至说，如果能和作者相会、交往，死也愿意。 《韩非子》是冷酷的法家著作，里面有句话—— 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始皇帝放弃了起用韩非的念头，但韩非是他曾经私淑过的人物，于是惜其才能，决定予以赦免。然而，李斯深知韩非的可怕之处。只要这位法家的一号人物还活在世间，李斯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个二流的法家。他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迫他自尽。

肉体上消灭对手，是法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所谓最佳策略。

秦不允许士大夫掌握较大的权力。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不得不自杀，百战百胜的将军白起也被以“有余言（怨言）”的理由处死。

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军四十五万、在伊阙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进而攻陷楚都郢甚至使楚来不及迁都的大胜，悉数出自白起的指挥。可谓是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名将，却因为一句牢骚就被轻描淡写地杀了。多嘴只是个口实，军功过于辉煌才是被清除的真正理由。从那时起，秦就在推进王权的绝对化。如果要依据法家思想推行政治，这样的事就是无法避免的。

仅伪造一封指名胡亥为继任者的玺书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又炮制了赐死扶苏和蒙恬的玺书。在视法为绝对的秦，玺书是不能违抗的。扶苏在接到玺书后立刻自杀，将军蒙恬虽然对命令存疑，也被迫入狱服毒自尽。

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见不到匈奴的身影，也是因为它没有南下的实力。然而曾在月氏当人质的冒顿从月氏成功逃脱，杀了父亲头曼单于自立，进而击破东胡，赶走月氏。

法家化身的李斯也犯了致命的失误。

李斯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他的恐怖之处体现在，从男到女一个不留，十二个公子和十一个公主全部成为牺牲品。他用这个恐怖政策警告人们，如果胆敢反抗二世皇帝和他身后的李斯，就会性命不保。

在冷血这一点上，赵高绝不亚于李斯。赵高深知，如果自己一直不采取行动，那么早晚会为李斯所杀。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陈胜的话。

这个王朝因王莽篡夺，于公元7年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王莽也是十几年后就被灭，依然是继承了汉血统的刘氏王朝建立了起来，持续到禅让于魏曹丕的公元220年，大约维持了两百年。汉代以王莽时期为分割线，被分称为前汉、后汉。前汉的首都是长安（陕西省），后汉的首都是洛阳（河南省），故而根据位置，也被分称为西汉、东汉。

汉以史为鉴，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并用。全国置郡县，中央派遣官吏，同时也将皇子、皇族立为各地的王，并以国称之。秦末动乱中，秦代皇族的实力派中并没有掌握地方势力的人。如果王朝改变，官员们只需要改变主人就可以了，而皇族就必须和王朝休戚与共，他们被期待能尽全力防止叛乱。

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我是太后的儿子，不能治天下。 惠帝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后他沉湎酒色，不再关心政治。吕后有一子一女，女儿就是鲁元公主。她让鲁元公主的女儿做了惠帝的皇后，也就是说，让惠帝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做了惠帝的妻子。按吕后的想法，她期望吕氏的血脉能在汉王朝血统中越来越浓。但期望落空了，皇后未能产下子嗣。

在高祖的时代，汉和匈奴缔结的是屈辱性质的和约。文帝时代，匈奴同样屡犯边境，但不是大规模的侵略，汉也把和亲作为首要问题。即便如此，汉朝仍然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做出蓄势待发随时远征的姿态。于是匈奴退兵，但其实汉也不会真的动兵。

1971年发现的著名的马王堆古墓，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二号墓中还出土了《老子》的帛书，但根本没有《论语》等儒学系统的著作。

也有人形容说武帝是从石榴裙间即位的。只要为了自己的帝位而前后奔忙的几位女子还在，少年武帝就不得不稍受点委屈。 尽管如此，汉武帝也必定能亲身感觉到国库充盈的活力。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朝廷的仓库被装得满满的，征收上来的税金铜钱甚至因为用不上，缗都腐烂了。

除了向匈奴雪耻，武帝深深留意的还包括完备国家体制。文帝、景帝实行无为而治，对民众不做过多干涉。武帝则倾心于儒家，希望通过努力使国家更充实、更有序。这不只是他天生的性格，还有后天所受教育的影响。

武帝起用了宠爱的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后来又起用了卫子夫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为军中首脑。卫子夫曾是贵族府邸的讴者，身份几近奴隶，她的亲人也是卑贱出身。然而论及人品和才能，却是极为优秀的。

卫青为车骑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他们发挥了军事上的天赋。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是和三公同品级的军队司令官。三公中的太尉是国防部长，但实际指挥军队的则是将军们。

独裁者的老化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有人专门迎合这样的皇帝的心意，并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

宣帝即位时，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在霍光请求将政务全部奉还的时候，决定—— 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日本官名中的“关白”，就是由上面《汉书·霍光传》的记述而来的。

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出典。对欲望无止境作自我反省的说法，确实是光武帝式的章句。

与周围开阔的长安相比，洛阳被围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因为这个理由，西汉最终确定长安为国都。应该说，长安适合扩张的时代，而洛阳则适合紧缩的时代。

《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的《两都赋》和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展开了对长安和洛阳的比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实风格的洛阳与虚浮的长安相比，总是处于胜者的位置。而对国都的比较，自然就是对时代的比较。

紧接着东汉之后的是三国时代。而三国归晋后，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创作了比较三国国都的《三都赋》。于是有个典故说，因为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纸抄写，为此洛阳的纸价飞涨。畅销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即由来于此。

光武帝令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伐反叛的当地女首领徴侧、徴贰姐妹。建武十九年（43），马援斩了姐妹俩，平定了这个地方，但徴氏姐妹在越南被奉为民族英雄，她们的故事至今仍在传承。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已是定论。汉武帝以后，来往西域的道路贯通了，所以不仅是贸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也自然通过这条道路进行。王莽时期，有一段时间里往来西域的道路曾经封闭，但东汉班超向西域各条道路进兵，为保障东西方贸易路线作出了贡献。班超派自己的部下甘英前往罗马，但甘英在途中听说前方路途艰难，于是折返。如果东汉到罗马的直接通道被打通，获益于中继贸易的沿路各城市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们起码要掌握住主动权。

太平道号称可以通过让病人忏悔并饮用符水治病，召集信徒。教祖张角自号大贤良师，自称是“黄天”神的使者。他宣称肉体和精神上的病痛都是黄天降罚，所以病人必须认罪。就这样，痛苦的人们集结在张角脚下。“太平道”眼看着壮大起来。太平道叛乱集团为了区分自己人和敌人，头上裹着黄巾，故被称为“黄巾军”。

皇甫嵩在长社（河南省）被黄巾军包围的时候，率援军赶来的是都骑尉曹操。《三国志》的英雄从这次黄巾之乱起开始登场。曹操这回是初次登台。

说黄巾军已被平定不一定确切。比如，黑山贼的头目褚飞燕等人被朝廷任命为两千石的中郎将；白波军也在后来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时负责圣驾的守卫；青州三十万精锐黄巾军和曹操军合并了。曹操能够把持朝政，是因为他有雄厚的势力，而曹操之所以一下子变得强大，是因为吸收了青州的黄巾军。这样看来，还是可以把东汉王朝的覆灭原因归结于黄巾军。

太子孙登因比父亲死得还早，于是孙权立王夫人所生孙和为太子。本来也不会有问题，但孙权更喜爱孙和的胞弟孙霸，这其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原因。他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时也立孙霸为鲁王，这对兄弟的待遇完全一样。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太子会在什么时候因触怒老人而被废，于是分成了太子派和鲁王派，陷入了长久的派阀争斗。鲁王派展开了废太子的秘密工作，而太子派则拼命防守。派阀抗争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阶段，内讧长达九年，因此吴再也不能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对抗北方的巨人魏——实际上是司马氏。

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三国志》对他的祖父孙权也没给多高的评价—— 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

檀石槐在和汉族接触的过程中，认为鲜卑不能强大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世袭首领，于是他开启了世袭制。然而也许是信不过儿子们的才能，他把鲜卑族分成了几个部。他大概是预见到如果继任者没有自己这样的能力，就无法统治整个鲜卑，所以才这么做的。 魏晋的时候，鲜卑族分为慕容、宇文、乞伏、拓跋和段五部。结束五胡十六国林立局面的北魏，就曾是鲜卑的拓跋部。

苻坚对民族大交流、大和睦寄予了太大的厚望，虽然是为了缓和对方的戒备心理，但也给自己的部族添加了更沉重的负担。他期待自己人能稍微忍耐一下。氐族移居东方就是如此。不过王猛等人也劝谏他不要过度。然而，信奉理想的苻坚无所畏惧，哪怕是死亡。 四海混一。

以民族和睦为方针的前秦军是各民族的混合军，这里也有问题。对东晋来说，前秦南征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因此思想准备不同，也是胜因之一。

通过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更改部落首领制为郡县制，以及三长制、均田制等政治改革，孝文帝的迁都洛阳、汉化文明主义、鼓励各族通婚等消除种族偏见的措施等，产生了极大的能量。如果进一步追溯，还会联系到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理想主义。可以说，通过继承这些北朝各政权的遗产，隋文帝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因好太王（391-412）的活跃，高句丽成了东亚的稳定势力，而到了六世纪，新罗和百济联合起来对抗高句丽，也就是说，朝鲜半岛进入了三国鼎立期。

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干脆利落地杀了。这是背叛和暗算。让高祖说出兄弟一同觐见的话，不过是为了引出皇太子。 这一年，高祖六十二岁，李建成三十八岁，李世民二十九岁，李元吉二十四岁。政变发生于六月，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是为贞观元年（627）。

李世民是杀害兄弟的篡夺者。正因如此，他就要做个明君，创造出明君的传说。他把弟弟元吉的遗孀纳为自己的妃子。在伦理观极严的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认为，不管他再怎么英明神武，这种事也是无法容忍的。这被说成是和狄夷没什么两样。前面已经提到在匈奴和突厥，儿子继承生母以外父亲妻妾的风俗，以及义成公主嫁突厥后，做了父、子、弟三任妻子。在汉族看来，这在伦理上是无法原谅的。

就算李渊是李暠的七代孙，他的母亲独孤氏是独孤信的女儿，毫无疑问属于鲜卑系。李渊的妻子窦氏，因她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襄阳公主，因此就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姐姐，不用说也是鲜卑族宇文部出身。隋代杨氏也自称是后汉太尉杨震的后裔，但明显混有浓厚的鲜卑血统。

这不一定就能作为太宗李世民宽容的证据。相反倒说明，在唐创业时期人才是多么不足。如果真是宽容的话，李世民就不会杀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了。

秦始皇的伟业在于创立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不过，他建起万里长城是为了防备匈奴，想法还没达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地步。汉代因匈奴分裂，后期虽也有单于入朝，但仍然画了一条分界线。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各民族进入华北，产生了像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思想，也产生了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的所有人不问人种民族都应统一迈向最高文明水准的想法，政治上也予以了实行。北周修正了过度的实行，而到了隋唐，更是通过对鲜卑系皇室的汉化，从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出发，向融合相邻民族的方向迈进。如果要反方向来做，那是极难的。

唐灭亡后，宋和辽、金、元等塞外民族长期对立，反历史潮流地形成了强烈的华夷思想。不过元、明、清等仍可称得上是在世界帝国的主流中。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存在过于漠视，导致中国世界帝国的缺陷逐渐变得严重。

长孙所生的李承乾既然是长子，就理应被立为皇太子，但他颇多奇特行为，还有足疾，是个问题儿。让父亲太宗生气的是李承乾有同性恋的性向，爱上了叫称心的美少年。太宗杀了这个称心，据说李承乾就制作了称心的画像，令宫女们祭祀，自己流着眼泪在画像前徘徊。果断的太宗最后还是废了这个皇太子。

高宗是个稳重、性子温和的人物。他为亡母长孙皇后建造的大慈恩寺，在太宗临死的五个月前完成。这座寺的大雁塔至今仍矗立在西安，是观光客访问西安的必去之处。玄奘做了寺院住持，他从印度带回的大量经文主要就收藏于这座塔内。大雁塔成了佛典图书馆，兼译经事业总部。

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高句丽再也没有以前能抵御隋文帝、炀帝或是唐太宗远征的力量了。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的故地作为直辖领域。

节度使是皇帝的代理，掌握着地方上的军事、行政实权。

开元末到天宝，唐在边境（包括成都和广州）设了十个节度使，安禄山兼任了其中范阳（北京）、河东（太原）、平卢（东北）三个节度使。据说这个安禄山和做了宰相的杨国忠水火不容，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状况。深谙政道的李林甫因树敌太多而生怕被人暗杀，惶惶不可终日，已于天宝十一载（752）死去。如果被形容为“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还在朝堂上，或许还能缓冲一下，但他死之后安禄山和杨国忠的正面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会昌五年（845），四千六百座官寺、四万座私寺被毁坏，勒令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寺属的数千万顷良田和十五万奴婢被官府没收。不仅是佛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聂斯脱利基督教派），也就是道教以外的一切宗教全部遭到镇压。僧尼还俗意味着免税特权的废除，而大量寺属财产收归国有后，贴补了国家的财政。

会昌五年（845 年），唐武宗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 “会昌法难”。

唐灭亡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交替了以朱全忠的后梁为首的五个短命王朝，因此被称为五代。朱全忠虽然即了帝位，但其他的藩镇并不承认。后梁在最盛期据说统治了七十多个州。当时中国有三百五十多个州，因此后梁只统治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地方上则由十个节度使或是取代了他们的实力派们自立。因此这个时代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五代十国。

他父亲李克用以根据地（现在的山西省）命名，自称晋王，而他取国号为唐。既有受赐唐朝国姓的缘故，也因李存勖对唐的崇拜。史家称这一政权为“后唐”。李存勖于923年登基，被称为后唐庄宗。

后唐明宗首先就诛杀了压榨名人孔谦，还杀了被兵将们憎恶的各地监军（宦官），毫不犹豫地简化宫廷。即位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六十岁，因此在位不过七年。其间少有战争，连年丰收。据说明宗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明君。

后唐国力仍然很强，节度使之一的石敬瑭兵力不足。此时石敬瑭向契丹族请求援军，当然是有代价的。这在后来很长时间内是一桩悬案。条件是割让燕云十六州，三十万匹帛，称呼契丹首领为父亲等。

工商业发达，煤炭使用普及，艺术创作和鉴赏层面扩大，陶瓷器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自那以后，能匹敌宋瓷的瓷器还未出现。庆历四年（1044），毕昇在世界上率先发明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和千年之前纸的发明，不得不说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

后周世宗柴荣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七岁恭帝即位的次年，契丹开始了南侵。为了迎击，赵匡胤率大军从开封出发，在第一个宿营地陈桥发生了一幕拥立剧。

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的宋太祖赵匡胤基本沿袭了后周世宗的政策。世宗施行的政策中，他没有沿袭的仅有“废佛”。世宗废寺达三万多座，在佛教史上被归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一。只不过世宗的废佛为了要改革佛教界的堕落状况，严格化僧人的资格考试，因此不是单纯的废佛。被废寺院的佛像、佛具被改铸成铜钱，因此也有经济上的理由。佛教界既已被世宗清理过的，继承者宋就没有必要继续废佛。太祖刊行《大藏经》，置于改革后的佛教界之上，希望它能有所进步，因此可能还是一种沿袭。

在消灭如此之多政权的同时，却没有什么血腥事件发生。投降了的原皇帝没有一个被杀，而是在首都开封被赐予府邸，授予官爵。策略上看，可能是作为人质软禁起来，而他们的子弟则被派遣到各郡、各州担任实际职务。禅位于宋的后周柴氏一族在直到宋朝灭亡为止的三百年间，一直被当作诸侯受到优待，可以继续祭祀先祖。与把禅让的唐昭宣帝及其九兄弟杀害于九曲池的后梁朱全忠等人相比，不得不说宋太祖行事方式完全不同。虽有南唐后主被毒杀一说，但似乎没有确证。即使毒杀是事实，后主李煜死于太祖之死两年后，因此也不是死在赵匡胤手里的。

今天逛杭州博物馆，看到了钱谬的免死铁牌。因平定叛乱有功，唐昭宗于乾宁四年（897年）赐钱謬金书铁券。铁券上嵌楷书金字333个，券文明言“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北宋还是唐末❓

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此牢牢记在心里。只有皇帝见过石刻，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存在。靖康之变（1126）中金军掳掠了宋朝宫殿，石刻遗训才昭然天下。内容之简单，皇帝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历届皇帝都严守这两条。

勒石三诫：据宋人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 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碑上刻誓词三行，内容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辽得“实”，宋得“名”。首要的领土问题被搁置，宋每年送辽二十万匹丝绸，十万两银。另一方面，结成了宋兄辽弟的关系。这正是历史上被称为“澶渊之盟”的讲和条约。此后大约四十年间，两国关系是稳定的。

以太湖底挖出的太湖石为首，他派人把奇石、名木等从南运到北。这被称为“花石纲”。

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于是命令宠臣朱勔设立应奉局，专门负责在江南地区搜寻这些珍品。一旦找到合适的奇石、名木等，应奉局便会组织船只，将其运往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在北宋时期，大型物资的运输通常会采用 “纲” 的组织形式进行编组，以船只运输的，十艘船为一纲，因此从江南运送奇花异石的船队就被称为 “花石纲”。

新法以“青苗法”、“募役法”（或为“免役法”）、“市易法”等为主干。

宋代农民依据其财产划分为五个等级。如果被排为一等户和二等户，就必须为官员出差接待、政府物资的运输和保管、犯人押送等当局事务服务。

被金军包围的开封城内，主战派和讲和派争论不休。虽然战了，但没有胜望。除了讲和，宋无牌可打，终于以如下条件谈成了讲和：罢免主战派；赔偿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表缎百万匹；尊金皇帝为叔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二十州；派遣宰相张邦昌和徽宗九子康王赵构为人质。

金消灭了宋，但自身政治机构仍不齐备，没有自信以自身之力统治包括河南在内的占领地。于是考虑立一个傀儡皇帝，实行间接统治。被选作皇帝的是早已成为人质的原宋宰相张邦昌，而采取的形式是由旧宋朝臣僚推戴非赵姓的异姓皇帝。基本上，所有臣僚都遵照征服者的意愿，推戴了张邦昌，而少数有骨气的人拒绝了。其中一个就是秦桧。金一怒之下逮捕了秦桧，和钦宗、徽宗一同带往酷寒的北地。 张邦昌不得已，做了傀儡皇帝，国号为楚。他一心盼着金军撤退，终于在他登基的第三十二天，金军在河南留下少量军队后北返。张邦昌急急忙忙退位，立曾经的哲宗皇后孟氏为皇太后摄政。至于为何皇族全被带走而只有孟氏留下，原因是她虽曾为哲宗皇后，但因被废，失去了皇籍。 金把住在燕云十六州的汉人称为“燕人”，以区别于宋人。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会出事，于是金采取了这一所谓的上等政策。 各地发起勤王义军，南宋高祖顺理成章地成为核心。被誉为精忠报国模范的岳飞也在这一时期举起了勤王的旗帜。 针对此，金给予已灭的辽国契丹族以厚遇，迅速恢复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 时代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南宋大败退，但金也追敌过深，追击到了明州（现在的浙江省宁波市）。金大部分兵将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在水路像蜘蛛网一样密布的江南，金没有水军，作战是很危险的。金想一鼓作气追击南下，但高宗逃到了温州，而且四方都有勤王义军。总司令官完颜宗弼（太祖阿骨打的第四子）考虑到补给线拉得很长，后勤也有问题，因此对现状作出判断后，渡长江向北撤退

大约在五百五十年前，大量逃兵唱着“无向辽东死”的反战歌西归。据说这次金的逃兵公开说：“东归立新天子了！”看上去金要是不小心，也会落得和隋一样的命运。

此前知识分子为了应试而被束缚于四书五经和修辞的学习，现在开始能够在其他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人创作了优秀的戏曲，要是放在其他时代，他们就不会采用这种类型。唐诗、宋词以及元曲，都被视为各时代的代表性文学范式。

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元曲虽被视为粗俗，却为四书五经注疏注入了活力。 元朝失去 “士农工商” 中 “士” 的特权地位后，大量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汉人知识分子）沦为 “九儒十丐” 的边缘群体，不得不以“卖文、作曲、编剧” 为生，主动或被动地融入民间文艺创作。

出身庶民的皇帝在历史上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洪武帝两人。刘邦至少还是个亭长，做的是乡间驿站“主任”的工作，以他的身份还能率领营造骊山陵的壮丁们进京。与汉高祖相比，洪武帝可以说是更为下层。家庭成员全部饿死，他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地狱式的生活。

他颠覆了元朝，使中华帝国复活。然而，明这个王朝没有回归成宋。它随着历史的潮流，成了元朝的后继者，身上有很多元性质的要素。所谓充满野性、露骨重利是明王朝的时代性质。虽然露骨，却无光明，一直被暗影纠缠。为了贯彻皇帝独裁，就必须独享情报。锦衣卫或东厂等机构就带着收集信息和监视官民等暗地里的任务，这有碍于明这个时代和它的名称一样光明正大。

很准确的评价。

明正式迁都北京是到永乐十九年（1421）后开始的。永乐帝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死去。他的业绩除了夺取帝位，还有五次亲征蒙古。如果换成是建文帝，大概就办不到吧。此外他还命令宦官郑和进行了七次大航海。第一次航海早在永乐三年（1405）就开始了。从东南亚各国到印度加尔各答，之后船队行驶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接着甚至到了非洲和阿拉伯。 《明史》称，六十二艘巨船承载了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兵将后出发，船长四十四丈（150米），宽十八丈（62米）。据说这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吨级船。在这位郑和第一次航海的九十多年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道，此时他的旗舰只不过一百二十吨位。据此可以了解到郑和航海的规模。 为何要多次进行如此的大航海（也可以说是远征）呢？一说是要找出生死未知的建文帝下落。也许宣扬国威和贸易才是更重要的目的吧。

极端地讲，明朝在洪武和永乐时期大放光彩，后来的人都是继承了残光。明朝历史可被形容为过度膨胀的事物逐渐收敛，继而变得颓废的过程。上场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小。

前面多次讲到，虽说是复兴中华，明更近乎于元而不是宋。叔父（永乐帝）把侄子（建文帝）及其亲信灭族，侄子（宣德帝）把叔父（汉王）烧死在铜缸，这在宋代是无法想象的，完全是元的那一套。

明和宋的不同也反映在官僚中没有哲学家这一点上。宋朝的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朱熹等，既是高官也是文人，还是思想家。明朝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人物。官僚基本上是皇帝的工具，工具需要技术，拥有自己的思想则是多余的。所谓技术指的正是处理文书。

官僚俸禄最高的是宋，最低的是明。光靠俸禄是不够养活自己的，因此贿赂和抽头横行，弊害重重。宋代官僚之间存在理念，而到了明代就很淡薄，精神面上控制不了贪污渎职。也有说法认为，方孝孺被永乐帝灭了三族，连看门人都被残杀，这成了明王朝的深深伤口，是明代道义心低下的重要原因。

明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明史》中记录如上。张居正积蓄的四百万两贮金，在这一次远征中全部烟消云散。

万历三大征是指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 年），明神宗朱翊钧为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部侵略及平定内部叛乱，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三场战役分别为宁夏之役（1592 年） 、朝鲜之役（1592-1598 年） 和播州之役（1599-1600 年）。三大征均以明朝获胜告终，巩固了其疆域与宗主国地位，但也耗费了巨额军费，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明史》中有所记载：宁夏之役前后一共动用了二百万银两；朝鲜之役，前前后后耗时八年，一共花了七百多万两白银；播州之役大概花费了二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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