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C.葛瑞林
战争以多种基本方式，构成了一个和人类一般认知截然不同的世界，这迫使我们承认：从很多基本的角度上看，战争也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道德世界。无论我们是否了解、喜爱它，这都是一个需要我们接受的事实。前面提出的那个在酒吧和在战场上的士兵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的宋楚泓之战便属于第一类战争。宋襄公的司马子鱼看到楚军尚未完全渡过泓水，而宋军早已排好阵列，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他由此认为，在楚国军队备战完毕之前行动，将让己方占得先机。于是他谏言宋襄公发动攻击，但宋襄公拒绝了。子鱼再次建议并阐释了自己的理由，却又一次遭到了拒绝。等到楚军完全渡河，宋军才发起进攻。最后宋军战败，宋襄公负伤。后来有人询问宋襄公为何拒绝司马的请求，他依照当时的情况回答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就军事冲突中的伦理道德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遭到中亚草原骑兵军团入侵后的厄运似乎让世界都吸取了教训。在毫无顾忌的作战风格面前，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这就是其中的沉重教训。
不难想象，战车一定是一种战斗力很强的工具，它结合了机动性与冲击力，为技艺精湛的弓箭手提供了射击平台
骑兵的出现是由于对马匹进行了成功的育种，产生了背部足够强壮、能承受一个人重量的马。直到特洛伊战争时期，骑手们仍需坐在非常靠后的地方，几乎要骑在马的臀部，才能让马承受住他们的重量。但坐在这个位置上，很难去控制马，而坐在前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马有了强壮的背部之后，就能让人坐在前部。此外，早期的骑兵没有马鞍和马镫，两者的问世，尤其是马镫的出现使骑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骑手就能坐在马背上，使用弓或者刀剑进行战斗。
这些骑兵没能立即取代战车，大流士的波斯军队在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战役中被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时，部队中还配备战车。在这场战役中，撇开步兵部队不算，在其他方面的数目上，波斯都大大超过马其顿，大流士有200辆卷镰战车、12000名骑兵和15头战象，而亚历山大则只有7000名骑兵，但大流士军队的训练程度和组织性远逊于对手。从阿里安对这场战斗的记录中我们知道，大流士特意准备好了供自己战车使用的战场，他清除了灌木丛，平整了地面，以便战车能在一片行动无阻的场地上作战。结果战车并不重要，反而是双方骑兵的作用要大得多。
马飞驰在大草原上的祖先的纪念。[27]斯基泰人正是从草原上来；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匈奴也是从大草原出发，对中国的汉朝进行了侵扰；5世纪时，匈人(Huns)[1]也是从这里出发，入侵了罗马帝国。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匈人攻打的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哥特人，这使得哥特人迁徙到了罗马边境——这一开始只是威胁到了边境安全，最后则彻底摧垮了罗马帝国的边境。
他们间接地迫使其他“野蛮”民族闯入罗马境内，同时又直接袭击了高卢和北意大利地区，但是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最终仍未能成功击败罗马。罗马人和他们的盟友在高卢地区的卡塔隆平原战役中战胜了阿提拉，因此阿提拉进军罗马的努力也失败了。不过他对北意大利的劫掠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逃难者们跑到了潟湖群岛地区，建立了威尼斯。公元5世纪时的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将阿提拉描述为一个“为了震慑诸国而降生之人”。阿提拉热爱战争，骨子里有着傲慢自大的情绪，早在他那马背上的军队到来前，他的“名声”就把很多人吓坏了。[29]
其中只有2%死于战斗，其他的都死于体力不支、疾病和营养不良，平均每天死去330匹。[30]这一情况肯定也在匈人身上发生过。匈人在匈牙利建立了基地，但相比中亚大草原，无论是空间还是粮草，匈牙利都相形见绌，难以饲养大量马匹。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一批批被中亚大草原上的游牧生活锻炼得强硬而令人畏惧的骑兵出现，其中包括黑海西部的保加利亚人、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可怕的蒙古人，最后则是一路打到了维也纳城下的突厥人。对这些人而言，战争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了备战上，所有的男性成员都是军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以战养战只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改变或改善命运，也不是为了获得他们攻打的城市中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的先进之处
在马拉松之战中，雅典士兵和波斯士兵的比例是1∶2，人数较少的雅典需要斯巴达的帮助，斯巴达作出了承诺，但是他们要到国内的宗教节日结束后才能派兵。尽管困难重重，雅典人还是决定进行战斗。他们维持住步兵方阵，并对波斯部队发起冲锋，其阵形十分紧密，使敌方的弓箭手和骑兵无法施展，从而将自身擅长的近身格斗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由于波斯人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逃窜，在逃跑时遭受了惨重的打击。最终雅典损失了192人，而波斯损失了6400人。当斯巴达人姗姗来迟时，战斗早已结束，他们检查了战场上的波斯人的尸体，战果令他们惊讶不已。
大流士没有想到征服希腊人的过程会这样困难，因此派出的军队规模一般，大约只有2万人，配备了马匹和战车，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90年9月在马拉松登陆
算上随从人员，波斯军队在公元前480年穿越赫勒斯滂(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的旧名)时，兵力高达100万人。
雅典和斯巴达则另有打算。一位雅典领导人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说服该城从当时刚发现的一处银矿中拿出资金，建造了一些有三列桨座的战船。这些船速度快、行动敏捷，每艘船有170位桨手，船头还装备了突出的撞角。这支舰队后来被证明对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
波斯帝国大军的主力有20万人，在进入希腊时，还有一千多艘船只同行，海陆大军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此后便出现了军事历史上最令人扼腕、最具英雄色彩的事件之一：列奥尼达斯(Leonidas)率领300位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阻挡了波斯军队三天之久，这些斯巴达人最终全部战死沙场。
(Mardonius)留在希腊，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指挥一部分军队继续作战。公元前479年7月，马铎尼斯的部队在普拉提亚(Plataea)被希腊人打败，马铎尼斯阵亡。同时，希腊舰队也袭击了搁浅在米卡列的剩余波斯舰队，彻底摧毁了它们。至此，波斯人对希腊的进攻宣告终结，雅典辉煌的古典时代开始了。
一系列胜仗帮助他完成了这个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战役是伊苏斯(Issus)之战和高加米拉(Gaugamela)之战。
亚历山大已经掌控了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并准备向南挺进埃及。在那里，他被看作将埃及人从波斯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埃及人声称，亚历山大是阿蒙神的一个儿子，并且证实了希腊国王将拯救埃及的预言
亚历山大没能说服他们，只好让他的军队沿陆路回到波斯，他自己则沿着印度河探索波斯湾沿岸的情况。回到波斯后，他再次着手处理自己不在时出现的问题，处决了反对其统治或者行为不端的官员。他试图让男性军人和波斯女性之间进行一场集体婚礼，以调和马其顿和波斯的追随者之间的矛盾，但这些婚姻并不成功。在亚历山大和他的爱人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一起访问位于埃克巴坦那(Ecbatana)的波斯国库时，他的爱人去世了，这对亚历山大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不久后，公元前323年的6月11日，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位于巴比伦的宫殿中，亚历山大也去世了，年仅32岁。普鲁塔克、阿里安和狄奥多罗斯对他的死因有着不同的记载，狄奥多罗斯把包括亚历山大被毒杀的传闻也记录了下来。但三人一致认为，是再次醉酒引发的疾病导致了亚历山大的离世。亚历山大年轻时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但这位哲学家似乎并没能教会他节制的道理。
罗马人又等了15年，直到公元前241年，才在争夺西西里的战斗中打败了迦太基，并向迦太基索要了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而迦太基面临着一个稍有不同但同样危险的问题。战争期间，迦太基招募了大批雇佣军，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再加上偿还罗马赔款的缘故，使得迦太基付不起雇佣兵的费用。于是这些人对迦太基的统治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反抗，直到迦太基最杰出的将军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击败了他们。由于迦太基分心于此，罗马人便趁机从他们那里夺走了撒丁尼亚(Sardinia)和科西嘉(Corsica)。这便是第一次布匿战争。
汉尼拔坚持“进攻是赢得战争的唯一方式”这个原则。
或许费边是对的，但出于担惊受怕和急躁，罗马人把他赶下了台，寻求与汉尼拔再次开战。公元前216年，罗马人在坎尼惨败，损失了近5万人。但罗马拒绝投降，并开始采取费边式拖延战术。而汉尼拔则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在敌意四起的意大利各处艰难地维生，无法从迦太基得到补给
对付战象的技巧其实很简单。西庇阿知道，大象只能沿直线冲锋，因此他特意安排好自己的部队，让他们给大象留出一条冲锋过去的通道，等战象们笨拙而无害地冲到主力部队的后方，那里埋伏着的许多散兵便能解决这些战象。这种战术奏效了，还有另一种战术也奏效了。那就是在一开始朝战象高声吹喇叭，使它们混乱惊恐，掉头在迦太基的军阵中狂暴地踩踏。迦太基军队的左翼因此遭受了损失。
阿拉伯穆斯林在早期征战时，占领的中东地区几乎全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基督徒的地盘，他们占领的黎凡特地区充满了基督徒、信奉犹太教的祖先及邻居的圣地。圣地被伊斯兰教征服者占领，以及征服者们对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持续威胁，这些对于基督教阵营来说如同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1095年的克莱芒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所有基督徒挺身而出，拯救这一情势
但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围攻时糟糕的准备，导致了1148年的围攻失败，使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不光彩的结局告终。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被称为国王十字军东征，因为有很多君主率领他们的军队前往圣地，以收复耶路撒冷。其中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巴巴罗萨、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和英国的理查一世(狮心王)。弗雷德里希淹死在安纳托利亚的萨列法河里，菲利普和理查发生了争吵，前者一气之下回到了法国，不过他把大部分军队交给了理查。理查自己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攻克了塞浦路斯，围攻并占据了阿克雷，最重要的是，1191年9月，理查在整个战役中唯一的重要战斗阿素夫之战中打败了萨拉丁。
和十字军东征同时代出现的还有蒙古领袖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后裔征服了地球近1/4的土地。蒙古部落的活动在大部分时期内对欧洲和地中海影响不大，直到13世纪晚期，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才开始威胁阿拉伯世界和东欧的边界。
。他们能用沙袋迅速填满深邃的护城河，建造攻城器械、塔楼和撞锤，还能部署投石机。这些投石机能被拆解为小块，以便于放在马背上进行运输，而当它们被组装好的时候，能把燃烧弹以及腐烂的动物或者人类尸体扔进筑有城墙的城市。 但成吉思汗还是坚定地维持蒙古人残忍无情的名声，因为他懂得心理战的价值，知道恐惧会让敌人软弱。他很好地利用了蒙古人让人胆寒的名声，而蒙古人也用实际行动强化了这种名声。在1220年占领撒马尔罕时，整座城市不战而降。他们屠杀了全城的人，把受害者的头堆到城外，摆成了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这是在向其他人发布一个信号，表示蒙古人说到做到。 1209年时，成吉思汗对中国西北的西夏王国发起进攻，开始了他的对外战争。他围攻西夏的首都银川，迫使其统治者臣服，献上朝贡。然后，他入侵了中国北方的金国，金国的首都在今天的北京，当时称为中都。他在金国各处进行战斗，一直持续了3年，才于1214年围攻中都。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金国要献上巨额的朝贡，但当金国朝廷南迁至开封以寻求安全的时候，成吉思汗把这看作是撕毁协议的举动，因此他袭击并摧毁了中都。 1219
窝阔台的部队挺进到俄罗斯中部，然后进入乌克兰，并用比平时更可怕的方式围攻了基辅，之后进一步深入到东欧地区，在利格尼茨和莫希之战中分别击败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这两场战斗发生在1241年4月，中间只隔了数天。这些胜利给蒙古人开辟了一条通往中欧和西欧肥沃草场和富裕城市的道路。如果不是窝阔台的突然离世，迫使所有蒙古大汗带兵回到蒙古，参与争夺他的继承者之位，那欧洲的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会大不相同。
。1271年至1279年，忽必烈于在位期间成功地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元朝，成为皇帝。
到了16世纪中叶，大炮和手持枪支成了标准装备。1490年左右，法国的各种铸造大炮的方式已经成熟，使这些大炮更轻便、更灵活、射击更准确、射击距离更长，同时对于炮手来说也更安全(旧的大炮有时会在炮手眼前爆炸)。火枪取代了弓箭和弩，也和大炮一样变得更加有效。战争的特性发生了变化。
足利幕府在16世纪获得政权时，已经使用了火枪和火药，但此后，为了保护符合武士道的战斗方式，他们禁止了这些东西，一直持续到19世纪明治维新为止。日本人的这种坚持真是异乎寻常。
大炮和火枪的使用，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上的进步，对15世纪起欧洲势力的全球化扩张以及接下来的殖民化过程有着关键作用。
19世纪时，庞大而火力强劲的皇家海军达到了一个自己划定的“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不仅能击败世界第二强的海军，还能击败第二强和第三强的海军组成的联合舰队。[55]
马基雅维利在担任佛罗伦萨十人委员会秘书的十四年间(1498—1512)，曾抨击雇佣军不可靠，这促使他说服当地行政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允许他建立一支佛罗伦萨的民兵部队。这种做法在佛罗伦萨的贵族间十分不受欢迎，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它的价值——佛罗伦萨在1509年和比萨进行的城邦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仍然陷于困难之中，它所进行的战斗有非对称性特质。美军就像巨人歌利亚那样，在阿富汗和中东被到处出现的“大卫”用弹弓射倒，[4]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员伤亡与物资的损失)。美军的行动遇到了许多困难，部分原因是人们对战争和军事行动的看法有了改变，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对与美国海外军事活动相关的公众舆论十分敏感。后者是美国在越战中惨痛的失败经历所导致的。越南战争让公众对“巨大伤亡”这一战争因素的接受程度大大下降，所以当军方行动出现错误，或者遭遇代价高昂的损失时，比如2003年在伊拉克进行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公众舆论就会感到恐惧，反对派派出“地面部队”进行干预。这阻碍了美国干预在叙利亚短暂的“阿拉伯之春”后发生的可怕内战。
大多数人记住了克劳塞维茨的这个思想：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伸。但对于约米尼和他的同代人来说，克劳塞维茨想法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拒绝了战争有着普遍法则的想法。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实际情况、“道德力量”(情感和意志)的作用，以及特定战役的具体情况，都不能被简化为规则。
在鲁腾之战中，腓特烈用他大部分的部队攻击敌人的一翼，而拿破仑在他的意大利战役中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都大获全胜。
为达成这一目标，需要遵循的“一般法则”是：调度部队的关键是要把军队集中到敌人的侧翼，这样就可以在敌军进行调动时，更容易地切断他们与基地以及辅助部队间的联系，而自己不会暴露在同样的危险之下……如果敌人的军队被分割，或者延伸得太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位置是他们的中心，因为如果能击穿敌人中心的话，敌军就会被分散，弱点也会被放大，而分散的各部分会被逐一击破
他们意识到对战争机器的投资，本身会让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因此，在装备上的投入也被看作导致战争突然爆发的成因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案例中，这甚至是主要原因
纳粹优生学计划所带来的暴行包括将“不合格者”做不育处理，或直接将他们杀害，而选择标准基于是否残疾或种族的优劣。这种行为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下达移民限制令的一种逻辑延伸。美国人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个民族是“劣等”的。[138]
，利他主义主要由文化因素所决定，而文化因素本身就是由亲缘选择演变而来的，亲缘选择则是对战争的终极解释。他写道：“最好战的政策幕后的驱动力是种族中心主义。通过选择性地留下那些增加了人类遗传适合度的特质，战争得以进化……人类天生就有着强烈的意愿，用毫无来由的仇恨，去有力地回应外部威胁，增加对他们的敌意……我们从内心深处害怕陌生人的行为举止，并且会尝试用咄咄逼人的行为来解决冲突。
在倾向于文化一方，并铭记“在锤子眼里，一切都是钉子”的说法之前，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只选取某一个研究领域，将其看作解释性资源的主要来源，那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错过理论难以囊括的重要之处。比如说，直到最近，政治理论家们在争论战争的起因时，仍倾向于关注各国间产生的冲突。但有人争辩说，内战比各国间的战争更加普遍，就算内战爆发的原因和国家间战争爆发的原因有共同点，但两者也有差异。部族、种族间的战争以及殖民战争爆发的原因也与国家间战争不同。
比如假设阿尔·戈尔，而非小布什，在2001年成为总统，或者假设丘吉尔没有在1940年成为英国的战时首相，政府中支持绥靖的一方和希特勒的德国在1939年签订条约，让后者自由征服欧洲大陆，打败苏联，那么历史可能会有不同，光是存在这种不同的可能性就显示出个人层面是重要的。
波利比阿斯曾断言：“我们永远不能允许某个国家获得巨大的权力，以至于没人敢反对它。”某个国家朝着支配地位发展，这本身就可能让其他国家视为对它宣战的理由，而这也就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希腊击败波斯后，斯巴达和它的同盟们拒绝让雅典帝国的权力继续增长。丘吉尔在1948年说过这样一番话来暗指苏联：“过去四百年间，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最具侵略性的、最具支配地位的国家。”他这番话不过是重复了一遍历史悠久的“均势政策”罢了。
马列主义将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看作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个附属部分。我们在之前说过，有一些人反驳这种观点，认为战争对资本主义是有害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会维护它们之间的和平，不会导致冲突。
国内经济不能吸收的过剩资本也需要找些新的投资场所。二者均要求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扩张性外交政策，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这些领域时，冲突就产生了。这个理论有一个变体，即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一直需要获得新的原材料和更便宜的劳动力，这又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压力。[185]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家对这种压力的来源作了补充。一个主要例子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某国的国防预算非常高，但也因此和竞争者们产生了军备竞赛。而这创造了一个环境，在其中要让这种支出水平得以持续，或者继续提升，或许确实需要战争的“帮忙”。[186]
：经济上故意创造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政治上的相互联系，是针对战争的一剂良药
这一点是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提出的：战争是件丑陋的事情，但不是最丑陋的，那种腐朽堕落的道德感和所谓的爱国情感比战争更糟糕，可这些情感却认为一切都比不上战争的糟糕。当一个民族的人们被当作发射大炮或拼刺刀专用的“机器”、为他们主子的利益服务时，这种战争就会让这个民族丢脸。而为了保护其他人免受暴政侵害而进行的战争、为了让这个民族自己的权利和善良的理念取得胜利而进行的战争、就是他们自己进行的战争，是他们自由选择出来的，其目的是良善的，是这个民族复兴所需的手段。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为任何事情奋斗，最在乎的不过是个人安危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个悲惨的人，将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有个比他更优秀的人去争取并维持自由。只要正义和非正义之间仍然进行着争斗，争夺着在人类事务中的支配地位，那在需要时，人们必须愿意为其中一方作战，攻击另一方。[195]
七十年后，巴希尔·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在战争中，人们一定会抱着善良将从邪恶中产生的希望来做邪恶之事。”[196]
战争可以带来积极的社会变化，程度有时会很显著，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出现了变化——成千上万的女性在军需工厂和农场中工作，或者担任护士，体验着一种和以前那种遮遮掩掩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的大规模调整几乎无处不在。[19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武装部队对美国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的任用无意间做好了铺垫，使得他们开始走上对抗种族歧视的、痛苦而艰难的道路。
在危急的战争时期，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飞跃。1939年时，双翼飞机仍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但到了1945年，喷气式战斗机、导弹和原子弹都已经开始被人们使用了。这类发明中有一些东西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如雷达、计算机技术和飞机设计等，它们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
在莫里斯论点的背后，他给出了几个具有挑战性的假设。第一点是战争造成了“更强大的社会、更强大的政府”，他说这些东西能带来和平。第二点则认为，这样的社会会带来和平，而不会成为爆发大型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相比其他，这样的社会即使关系紧张，利益存在冲突，也都不会爆发战争。第三点则是说，在大型社会出现之前，人们的生活更不安全、更不平和。我们先反过来，从第三点开始思考这些假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估计为2000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4000万到8500万人死亡，其几何平均值为5800万人
总体而言，在20世纪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纪中，保守估计有1亿人因为战争而死。而自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以来，总共有大约5亿人因为战争而死。这使得20世纪战争的死亡总人数几乎占到历史上所有战死人数的20%， [205]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它使莫里斯的论点，以及平克等人对人类进步方面的乐观态度变得不那么可靠。
《马太福音》26:52则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丁·路德无可非议地将这些文段看作对教徒们提出的要求，要求他们施行严厉的和平主义，不作抵抗。
。当基督徒们受到感召，要惩治基督教的敌人时(比如说设立宗教裁判所，或者进行十字军东征)，他们就会引用《旧约》来证明他们这样做的正当性，这正是由于《新约》的激励作用不够。《申命记》13:6—9和《出埃及记》22:18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在纳粹德国的死亡营里工作的党卫军官员会让自己的一家人都搬过来，其中有许多人是充满慈爱之情的丈夫和父亲，也有一些人在闲暇时分会听贝多芬的交响曲，阅读歌德的作品，这一点简直让人不寒而栗，它显示出文化并不能防止人们做出野蛮的行径。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野蛮人”应该是被挡在大门外的，而不是在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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