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建龙
博帕尔果真是一个肮脏的城市，这里曾经发生过程度仅次于切尔诺贝利的人类灾难。1984年12月3日凌晨，位于博帕尔的一家美国企业设在一个贫民区附近的农药厂发生了氰化物泄漏事件，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人间惨剧。关于这次事件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是只要到过那儿，就能理解这样的事件并非是偶然的。破旧的市政、肮脏的环境、落后的管理，灾难的风暴迟早会出现，只是何时出现的问题。
琼斯写道：梵语虽然古老，却构建得那么美妙，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并且比两者都要精致。但不论是在动词的词根上，还是在语法结构上，它们又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共性，这些共性绝不是偶然可以解释的。这些共性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在检验过三种语言后，会不相信它们是从一个共同的来源演化来的（即便这个来源现在也许不存在了）。同样的原因（虽然不是这么明显），凯尔特语和哥特语虽然有了不同的混合，可也和梵语有着共同的来源，古波斯语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名单之中。1786年2月2日，琼斯在亚洲学会发表此演讲，正式提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同源。（这段演讲的原文可见《威廉·琼斯爵士文集》。——编者注）这样，原本为欧洲人看不起的印度人、中亚（伊朗、阿富汗）人，都获得了身份的正统性。
后来的证据证明，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更像是哥特人侵入欧洲，或者蒙古人侵入中原那样，是一个半游牧民族（信仰中还带着萨满教成分）入侵成熟文明的典型案例。雅利安人并非如同人们想象的品质高贵，反而更像是一群野蛮人，如同潮水般涌入了印度。 在古文明时期，印度就已经高度社会化，但雅利安人初到印度时，印度社会反而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出现了组织和文化倒退，直到几百年后才又恢复了繁荣。
令印度人感到意外的是，承认印度河文明的事实并没有降低他们的身份，反而让印度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更高了。首先，他们拥有了一个比欧洲人更古老的文明，其次，他们还分享着雅利安人的血统。于是，在半推半就之间，他们终于从心理上接受了印度河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和人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任何一个古老文明灭绝后，它的人民并不会完全消失。比如，古埃及文明因为亚历山大的入侵而衰落，并在罗马帝国时代彻底消亡，但古埃及的人种却保留了下来，即便现在到尼罗河边，看到那些矮小皮肤黝黑的农民，也立即会想到古埃及神庙和陵墓里那壁画上的人们，几千年来他们基本上没有变化
直到现在，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的血缘融合还是没有完成。达罗毗荼人还是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还是雅利安人。这一点与中国多么不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异族入侵，但很快入侵者都与被入侵者合为一体，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分不清哪些人是犬戎、匈奴、鲜卑、乌丸、羯、羝、羌、契丹、女真的后代，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些民族的血统，可我们已经属于一个共同的民族。
整个中国社会被划分成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眼珠非黑色的中亚人）、汉人（北方原辽金辖区内的汉人）以及南人（南宋统治区域内的汉人）。这种划分以血统和体貌为依据，与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具有很相似的特征
雅利安人所建立的种姓制度也是一种为了保持统治阶层文化的手段。由于雅利安人数量少，只能建立上层政权，下层供养统治阶层的，仍然是原来的达罗毗荼人。为了保持统治地位，必须设立一定的游戏规则，阻断达罗毗荼人升到高阶的可能性。 最终形成的四种姓制度显然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在四种姓中，担任宗教和精神领袖的是婆罗门种姓，国王和武士则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吠舍种姓则主要从事商业，再接下来则是更低层的首陀罗。
印度种姓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人们把这种制度融入普遍的大众宗教之中，并成为其核心内容，这个宗教在早期我们可以称为原始的婆罗门教，到了后期，发展成了印度教。 掌管婆罗门教的，往往是婆罗门阶层，他们与国王们的刹帝利阶层共同组成了统治集团。婆罗门教的核心教义是为了避免贱民们的反抗而制定的，教义强调，人们的灵魂是轮回的，这一世为人，下一世可能成为动物，也有可能升为更高种姓的人类。比如，一个循规蹈矩的贱民在下一次轮回中可能升为刹帝利，成为统治者的一员，而一位不守规矩、充满了野心的贱民则会降格成为动物。
印度人善待动物、尊重任何生命体的性格，也可以从他们六道轮回的教义中找到根源，毕竟人的下一世可能就是动物，谁能保证，那些动物中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呢？
印度教的神祇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立，形成了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以及无所不包的各种神仙。从印度的神中，我们不难看出萨满教的影响。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一座山、一条河、一块石头都能成为神，印度教的神更是多如牛毛，每一个神都可以无数次转世，于是又有了无数的化身。
由于对湿婆神的崇拜，在遥远西藏的外喜马拉雅山脉中，一座形同男性生殖器的山峰也得到了崇拜，这座山在西藏被称为冈仁波齐，在印度则称为凯拉什山，被认为是湿婆的化身。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苯教、印度教共同的神山，曾经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许多印度人都把前往冈仁波齐当做朝圣的极致，就像当年西欧的基督徒们朝圣耶路撒冷一样。
拘尸那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镇，在佛陀时代，甚至连人家都没有，他就这样死在了荒郊野外，没有人崇拜，没有人祭奠。这样凄凉的晚景在普通人看来，都显得悲伤。用中国“叶落归根”的眼光看，国破家亡的佛陀到老年甚至不知道该死在何处，埋骨何处。死在路途上，与其说是一种幸运，毋宁说是一种惩罚。
悉达多构想了一个“四谛”的理论体系。所谓四谛，就是苦、集、灭、道。 苦谛，指的是人生的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都是人生必须经受的苦难。 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 如果要消灭苦难，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也就是灭谛。 而道谛，也就是佛教弟子修行的行为规范，一般来说是指八正道，“正见解、正思想、正语言、正行为、正职业、正精进、正意念、正禅定”。这些正道是帮助人们消灭三毒的方法，修行得当的人们都可以跳出轮回之苦，从而达到其活着的意义和死后的永恒。
这种影响甚至深入到了现代政治之中。在印度近代史上，从著名的圣雄甘地身上就能够看到耆那教的影子。大雄几千年前创造的苦行精神在这个现代圣徒身上得到了重现。甘地到晚年，同样只穿一件白色的袍子，以最简单的方式生活，拒绝一切享乐，其思想的源泉无疑来自于大雄。
我在庙里静静地坐了两个小时，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此刻，我仿佛更加理解了耆那教，这种宗教在强调外形简朴的同时，却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食宿艰苦、穿简单的衣服、不杀生，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都要放过。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也近于苛刻，不喝酒，不吸烟。然而正是这样苦行的环境，使得教徒们开始转而追求内心，要知道，人类的精力是无法完全被压抑的。所以，一个好的耆那教徒，一定是一个内心强大、丰富多彩的人。
波斯的入侵如同噩耗一样传遍了希腊，原本看上去一盘散沙的希腊人在面临强大的入侵者时，各个敌对的城邦突然抱成了团，以搏命的心态迎接了敌人。 不自由，毋宁死。这种死士的精神爆发出了顽强的力量，强大的波斯人被打败了。并且，希腊人不止一次教训了狂妄的波斯人。第一次是在大流士时期，战场在雅典以北的马拉松（Marathus），这次战役不仅挽救了希腊，还带来了一项持久的运动：马拉松长跑。
征服了埃及后，亚历山大开始进军曾经让人瑟瑟发抖的波斯王朝。在高加美拉（Gaugamela，现伊拉克境内）的战场上，亚历山大率领着不到五万人的部队击溃了号称百万的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部队，十万人死于非命。
阿育王继承王位并不容易，他是在一场骨肉相残的战争中掌权的。国王频头娑罗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纷纷觊觎帝王的宝座，一场王位继承战打响了。这是一场谁最疯狂谁就能获胜的游戏。相传，阿育王杀掉了自己99个亲兄弟，才登上了孔雀帝国的宝座。 这个年轻人似乎天生就为杀戮而生，他性格冷酷、脾气暴躁，一生中充满了罄竹难书的暴行。除了杀掉自己的亲兄弟之外，他杀过自己的500名官员，甚至在自己的后宫中也采取暴政。他的后宫有500个女人，不过，如果他认为谁的言行有侮辱他的意思，就会把女人活活地烤死。
最终决定了阿育王转向佛教的，不仅仅是他的怜悯和后悔，更多的是帝国统治的需要。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阿育王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差别
但不管其中的原因如何，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是：阿育王皈依了佛教，他四处立起石柱，告诉人们必须敬佛，也在石刻上写出了自己的忏悔。这些石刻和石柱遍布印度，甚至出现在了阿富汗境内，成为我们了解阿育王时代最重要的资料。甚至石刻本身也扩大了阿育王的知名度，使得他成为我们对古代印度了解最多的国王。
一直到秦朝末年，匈奴人看上去还比月氏人弱小，他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让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作为人质生活在月氏人当中。然而不幸的是，最后作人质的匈奴人，恰好是一位叫冒顿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注定要成为匈奴最伟大的单于之一。
更不幸的是，冒顿在当人质时，并没有得到月氏人的善待，造成了青年王子对于寄主国的仇视。一次，当月氏人企图杀掉冒顿时，他逃出了月氏人的控制，回到了自己的部落，杀掉了父亲，当上了新的单于。
贵霜人崛起时，恰好是西汉王朝衰落、罗马帝国刚刚转型帝制的疲惫期，贵霜帝国利用这个空当得以成长。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东汉帝国的繁荣时期，同时罗马帝国也已经摆脱了弑君和战争的阴霾，进入了帝国的黄金时代。东西方帝国的同时复苏，使得东西方贸易恢复了繁荣，贵霜帝国突然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最重要枢纽。
对于印度人来说，摩揭陀的故都华氏城在这些古典时代里，一直是宇宙的中心，只有在贵霜帝国时是个例外。贵霜帝国时期的政治中心更靠近西部，在巴基斯坦一带，并辐射到印度的马图拉。
在笈多王朝最伟大的国王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一位中国的僧人来到了印度，他就是晋代的僧人法显，也是到印度的第一个中土僧人。法显也是顺着中亚进入印度的通道，从阿富汗进入印度，这条路由贵霜帝国的先人们开通，并成为进入印度的主要道路。法显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涵盖了印度的北部地区，包括佛陀出生的蓝毗尼园。之后，他走水路从孟加拉附近登船，经过东南亚回到了中土。
中国的社会阶层隔绝要到隋朝科举制诞生的时代才被打破，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结束于隋代，这也是有道理的。
在印度人的回忆中，灿烂的笈多王朝几乎成了天国的代名词，笈多的宫廷充满着有教养的人们，君主进行着贤明的统治。在宫廷之外，各个阶层都安守本分，婆罗门祀奉着那些主宰着天地宇宙的大神们，刹帝利维护着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吠舍们为整个社会提供着富足和贸易，而剩下的人们，则为治国者和祭祀们提供着食品和物质享受品，这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玄奘在戒日王的势力范围内盘旋良久，北上去了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国，并到达了蓝毗尼园——佛陀出生的地方，那儿已是一片残破，但阿育王的石柱仍然耸立着。中国的高僧普遍都到过蓝毗尼，比玄奘早几个世纪的法显也去过。这些高僧的记载使得蓝毗尼园被英国人再次发现后，人们能够迅速地确定这里就是佛陀的出生地。 从这时开始，玄奘也就进入了佛教最神圣的区域，这里除了佛陀出生的地方，还有他顿悟、讲法和死亡之地。他仿佛进入了一个佛教的世界。虽然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印度的佛教已经衰落，并让位给了印度教。 关于佛教的衰落，我们或许可以从玄奘去过的瓦拉纳西看出端倪。 瓦拉纳西，是印度教最著名的圣城，印度人以死在瓦拉纳西、在恒河边焚烧遗体并将骨灰撒入恒河为一生的梦想。然而瓦拉纳西也是一个佛教的圣地，距离它不远就是佛陀首次说法的鹿野苑。玄奘时代，瓦拉纳西属于一个叫伽尸的王国，伽尸曾经是印度古代十六国之一，后被摩揭陀吞并，成了阿育王版图的一部分。在阿育王时代，这里佛寺众多，僧人遍地，是一片佛教的圣土。 但是玄奘去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伽尸却是另一番景象，印度教的人数（一万多人）已经远多于佛教的人数（三千多人）：婆罗斯国（即伽尸，应该是瓦拉纳西原名贝拿勒斯的音译），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西临殑伽河，长十八九里，广五六里。闾阎栉比，居人殷盛。家积巨万，室盈奇货。人性温恭，俗重强学。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气序和，谷稼盛。果木扶疏，茂草靡。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余所，外道万余人，并多宗事大自在，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本段出自玄奘《大唐西域记》。——编者注）从玄奘所描述的景象来看，当时的婆罗斯国已经与现在瓦拉纳西很像。如今在瓦拉纳西，我们仍然能遇见各种各样的怪人，他们穿上长袍、挽上大髻，招摇于街市，沐浴于圣河。不要质疑他们的态度，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 在恒河边的焚尸庙，每天有上百具的尸体被烧掉，倒入恒河。不要以为印度人烧尸是没有成本的，每烧一具尸体，需要将近400公斤的木材，花费印度人5000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6000元，并不比土葬便宜，但印度人仍然乐于死在恒河。 如今的瓦拉纳西是爱钱的地方，也是最慷慨的地方。在这儿，针对游客的各种行骗无处不在。然而，如果你是一个没钱的人，也可以照样舒服地生活下去，得到无数的帮助，从早上免费的早茶和点心，到印度庙宇中施舍的斋饭。即便穷人死后出不起木材钱，也会有组织专门捐助木材。 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佛教为什么会让位于印度教。虽然印度教的存在僵化了印度社会各个阶层，但它强调各守其位的同时，也保证了各个阶层都能够活下去，只要他们安守本分，即便遭受到贫困和痛苦，也会有人帮助他们。 所以，一旦社会条件稍微好转，强调秩序的印度教就压过了强调受苦的佛教，人们还是更愿意过世俗化的生活。佛教也曾经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作出了调整，比如，原来强调自我修行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让位给了强调改造世界的大乘佛教。这是一次向印度教的妥协，虽然很让中国人着迷，甚至连玄奘都是为了取得大乘佛教而上路去印度的，但在印度本土，改造后的佛教仍然无法和印度教相比，从而没落了。 玄奘顺着佛教的残垣断壁，来到了他修行的目的地：那烂陀。 现在的那烂陀只是一片废墟加上一个小镇，但在当年，却是名震海外的佛教大学。笈多王朝时期，那烂陀建立了一座佛教学院。也许当时建寺的人们也没有想到，在笈多王朝灭亡、佛教已经衰落的时候，这里却成为世界佛教徒的圣地。除了印度本土之外，在东南亚、斯里兰卡等地都有众多的僧人前往进修。这里不仅是佛教的中心，还是艺术、天文、医学、自然科学的中心，这些学科从那烂陀出发，经过僧人的传播走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儿，在住持戒贤法师的指导下，玄奘从一名东土来的朝圣者，转变成全印闻名的高僧。 那烂陀之所以在现在还如此有名，除了玄奘之外，还在于它庞大的遗址规模。不管在印度，还是在世界，都很难找到如此规模的与唐代同时期的遗址建筑。 从摩揭陀曾经的都城王舍城出发，十几公里后，就到达了那烂陀小镇，从公路边走到遗址群还有最后的三公里，这条小道如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繁华，却又有别样的风景。穿得五颜六色的信奉印度教的女人代替了佛教的僧人，成了路上的主角。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达了古代的佛教大学。遗址区在路的左侧，印度的气候最适合鲜花的生长，印度的景点也大都装饰着美丽的鲜花，在花朵的映衬下，千年的佛寺遗址如同是新的建筑场所，那些房子不像被废弃，反而像在建设。 那些红色的砖与现代的砖毫无二致，整整齐齐的街道上没有一丝尘埃，仿佛与玄奘同时代的僧人们仍然在打扫着这里，守护着这里。当年的玄奘第一次到达那烂陀，也一定从这条街道上穿过，走进了他的住所。 僧人们的住所看上去非常简陋：一个居住区如同是一个北京的四合院，只是规模大了很多，四合院的中间是一个辩经用的广场，四周则是一个个小小的僧房，每个僧房仅仅能够放下一张桌子和一张竹席。当年，这些如同蜂房一样的僧房中，曾经有一间属于中国和尚。我试图寻找中国和尚的痕迹，然而，所有的僧房都是一样的，无从区别。 在那烂陀学习的玄奘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他曾经环游整个印度，也曾经回到曲女城参加了无遮辩论法会，并通过辩经的方式获得了印度各个教派的认可。功成名就的他带着取得的佛经回到了中土。 也许他不知道的是，印度的佛教在他离去后已成绝唱。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人入侵时，那烂陀毁于入侵者的大火。当年圆明园一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而那烂陀寺由于文物众多、经卷充斥，这里的火从燃烧之日开始，持续了整整六个月。所有的典籍、药材和木制品全都毁于一旦，只留下了那些红色的砖块和没有崩塌的少量石材
我想象着，上千年前，一位印度的石匠别出心裁地雕刻了这些石像，他边敲着凿子，边爽朗地笑着，他的朋友们在旁边起着哄，喝着酒，望着他的杰作。这就是印度教开放的一面，它允许一切表现形式的雕塑存在，代表了一种狂放精神。这样的精神在中国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很少见到，也许只在希腊时期的酒神崇拜中能够找到类似的场景。
相对而言，南印的印度教遗迹保存得更多、更加完整，但北方却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杰作——穆林斯艺术，并从中诞生了世界上最美的建筑——泰姬陵。
622年，为了逃避迫害，穆罕默德率领信众从麦加（Mekka）前往麦地那（Medina），并在麦地那建立了自己政教合一的政权。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一种当时最具活力的宗教诞生了。
伊斯兰教还经过印度进入了东南亚，塑造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宗教。
新的突厥人来自一个叫做塞尔柱的部落，塞尔柱突厥人不仅控制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还攻占了现在土耳其、约旦、叙利亚、以色列境内的广大地区，占领了耶路撒冷，从而使得西欧各国大为震怒，开始了赫赫有名的十字军东征。
庞大的库特卜石柱和周围的建筑遗迹已经成为德里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这里充满了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他们纷纷仰望着这座高达73米、底部直径15米的美丽石柱。这座红色的石柱实际上是一座高塔，一座纪念碑，纪念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征服，而现在，被当做印度多元文化的一个标志。在印度，虽然印度教占据主导地位，但印度的国徽使用的是佛教的阿育王石柱柱头，德里的象征是伊斯兰教的库特卜石柱，而印度建筑的代表同样是伊斯兰教的泰姬陵。
大西洋时代的到来对于印度却是一个噩梦的开始，那些富裕的小国王不得不和带着坚船利炮的基督徒打交道。这些基督徒表面上笃信宗教，实际上却是为了贸易。与东方人为贸易而贸易不同，西方人是为贸易而战争。当他们调转船头的大炮攻击海岸的时候，丝毫不会因为耶稣的怜悯而放下屠刀
方济各死后，他的遗体被装在一口中国棺材里经过海路运送到了果阿。当人们打开棺材时，惊讶地发现尸体并没有腐烂，仍然保存完好。这个奇迹让教廷知道后，将方济各封为圣徒，并将他的遗体保存在旧果阿的一座砖造教堂内。如今，他的遗体仍然在教堂里，只是不再供人瞻仰，而是放在了一间特殊的地下室里，每十年将他拿出来，打开，查看一下遗体的保存状况
围绕着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归属，欧洲分成了两派，并开始了一场战争。英国、奥地利、荷兰、俄罗斯支持玛利亚的继承权，而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反对。双方的冲突很快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战场除了在欧洲，还在海洋、印度、北美、加勒比各个地方展开，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战争。
1757—1857年的这一百年是公司政权的黄金时间。印度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人、投资分子和冒险家，他们在英国也许只是个骗子或流氓，在印度却穿着笔挺的西装和燕尾服，持着酒杯出入于各种高档的场合，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印度籍的仆人，以炫耀印度的情妇为时尚。他们喝着茶、打着马球、猎杀着老虎大象、住着城堡一般的房子，过着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不敢想象的奢华生活。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生活，是因为把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彻底变成了奴隶。非洲也曾经被欧洲人如此驯服，但非洲缺乏发达的文明，没有这么多的享受之道。中国也有印度一般的发达文明，但中国一直没有被彻底驯服。美洲也有着广阔的领土，但那儿的奴隶数目不够多，更缺乏舒适的环境。只有印度为欧洲人提供了他们能够享受的一切。
这种现象在中国叫城管悖论：城管本来的责任是城市管理，做出公正无私的裁决，可是它又是有利益的，通过管理城市获得收入，为城管组织内部的人增加福利。这样，即便某些人希望做到公正，在执行时也容易被扭曲，最终的结果是，市民们被城管组织所“绑架”，并越来越不满，最终爆发冲突。 东印度公司如果要避免城管悖论，只有一个办法：脱离经营性业务，并把当地人的代表吸纳进管理和立法层，扩大自己代表的利益群体，直到包含了所有人。然而，东印度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太多的利益纠葛，使得这个办法根本无法推行。
最后的火花出现了：在印度本土的军队中开始盛传英国人发放的子弹是涂过猪油和牛油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印度人的信仰。这样的传言让印度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报复英国人。
1857年3月29日，一个叫做曼戈·潘迪（Mangal Pandey）的士兵引爆了这个火药桶。这位士兵在孟加拉第34本地步兵团服役，他显然是对英国人不满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当天，他服用了一定的大麻和鸦片——服用自然毒品，特别是大麻，在印度人之中是很常见的现象，然而，潘迪服用后，由于抑制不住的兴奋，开始宣称要推翻英国的统治。
另一次屠杀开始了，英国人把能够找到的印度人都集中起来，印度教徒被成群地在枯井前屠杀，穆斯林被缝进猪皮里然后吊死。英国人甚至将莫卧儿最残忍的游戏学了过来，他们直接把人绑在炮口上轰成碎片。 虽然发生了这样恶劣的屠杀事件，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对待俘虏显得更宽容，反而是英国人更加残酷。
莫罕达斯·甘地出生于古吉拉特邦一个吠舍种姓的家庭中。吠舍作为印度的第三级种姓，是商人的种姓。然而甘地的父亲却已经开始从政，并成为一个小邦国的首相。甘地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又带着很深的耆那教苦修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传给了儿子，使得他从年轻时就有着很强的苦修色彩，到了老年，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只穿一件长衫、身体消瘦、摒弃了一切享乐
纪录片说婆罗门 如今的印度社会仍然有着比较明显的种族对立，在卡朱拉霍，一位小男孩告诉我：“新村的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很会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可他们很坏。老村的人是印度教徒，我们都在按照传统生活着……” 所谓新村，是指靠近旅游景点位置的村子，在游客们蜂拥而入之前，卡朱拉霍的居民就生活在那里，后来，穆斯林在更靠近景点的地方建造了新村。这里的人们虽然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在潜意识中，仍然埋藏着对抗的种子。
而克什米尔则与前两个邦国相反，克什米尔的大部分居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其王公哈克·辛格却是印度教徒。更令情况复杂的是，克什米尔处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四个国家的交界地带，不像海德拉巴是块飞地。这种情况导致了印巴两国的武装冲突，从此以后，克什米尔分成了印控和巴控两块，在印控克什米尔的边界上，甚至与中国发生了领土冲突。如今，到西藏旅游的人们如果选择从新疆进入西藏，会经过新藏公路，在新藏交界地带的阿克赛钦地区，曾经被印度人占领，又被中国人夺了回来。
锡克教是一个较年轻的宗教，它创始于公元15世纪末。我们可以从锡克教身上找到西方宗教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是：第一，都有一个明确的创始人。第二，创始人之所以创立新宗教，是因为他看到了旧有社会中的黑暗面。第三，创始人往往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第四，新宗教往往强调平等。第五，新宗教出现后，会进入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组织化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对其他人不宽容、同时把自己从社会其他组织中隔离出来为基础的
锡克教提倡平等，既反对印度教也不同意伊斯兰教，它认为人是平等的，不要分种姓，甚至男女也是平等的。它反对偶像崇拜，主张简化礼仪。这些方面几乎是所有新创始宗教的共同特征（也许印度教例外）。 拿那克死后，锡克教又出现了十代宗师，并逐渐形成了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即“元初盛典”。然而，从第六任宗师开始，锡克教也过渡到了下一个阶段，即组织化的阶段。这个阶段锡克教徒为了反抗莫卧儿王权，逐渐形成了半军事化组织，到了第十代宗师戈宾德·辛格时期，这样的组织已经趋于完善。同时，如同基督教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锡克教的圣殿——旁遮普阿姆利则的金庙也在第六代宗师时完工。 第十代宗师戈宾德·辛格于是将所有的这一切组织和仪式固定了下来。首先，他宣称不再有新的人格化的宗师，而是指定《阿底格兰特》这本书为第十一代宗师，这样，前十代宗师成为绝响，也逐渐被神化了。其次，他把锡克教徒的形象固定了下来。在印度的大街上，锡克教徒极其容易辨认，因为他们要遵循终生蓄长须发、戴发梳、穿短裤、佩短剑、戴手镯的锡克教礼仪，同时，他们的男性姓名是以辛格（狮子）来做结尾的。
当一个宗教利用仪表特征把自己和其余人群区别开的时候，就会形成强烈的内部向心力，加上在反抗当初统治者（开始是莫卧儿王朝，后来是英国人）所建立的军事化组织，就形成了锡克人孔武有力、善于武装的特质。这种特质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对于锡克教徒，统治者也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他们的反抗让人头疼，但同时他们又很有利用价值，只能通过招募的形式为我所用。正因为此，印度的各种军队中，锡克人的比例一直很高，人口比例不足2%的锡克人在印度军队中占据了15%的比例。而当初英国人的军队中也有大量的锡克人。
宾德兰瓦里作为锡克教激进派的领袖成名于宗教内部的辩论，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锡克人统治的国家，就像印度人属于印度，伊斯兰教徒属于巴基斯坦一样，锡克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从这个理想出发，形成了许许多多激进的小派别，而宾德兰瓦里逐渐成为领袖，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新的宗师
尼赫鲁出生于1889年，夏斯特里出生于1904年，他们都对英国宪政制度有着较为丰富的认知。在他们的领导下，印度经济上虽然采取了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上却坚决地维护议会制民主制度。 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在20世纪前半期，整个世界都在向左转，不仅苏联，甚至连英国国内也充斥着社会主义思潮。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费边社，这是一个宣扬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群体，强调政府干预和政府主导经济，强调国有化。
对外贸易上，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记忆，使得尼赫鲁对于外贸充满了警惕，几乎抵制一切进口，把进口替代的重要性无限放大，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的制度。 在外交上，印度也与西方国家主动拉开距离，同时和苏联走得非常近，并且试图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印度变成了一个低效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处处充斥着腐败，这也决定了印度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处于贫困之中。 印度虽然在经济上采取了社会主义，但在政治制度上，尼赫鲁却受英式民主的熏陶，坚决地采用了议会制，避免了独裁。虽然作为国父，他拥有着极大的权威和近乎独裁的权力，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使用权力。也正是这样，印度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称号，避免了巴基斯坦式的独裁政体。
英迪拉死后，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成为首相，这也是尼赫鲁-甘地家族贡献的第三个首相。与他的母亲相比，拉吉夫显得文质彬彬，不像母亲那么强势。在他接受教育的年代，整个世界又开始向着民主的方向移动，苏式独裁不再盛行，拉吉夫也是个尊重游戏规则的政治家。
在对锡克人的迫害中，有五千人以上死于非命。历史在大人物的命运中颠簸，却总是要拿小人物陪葬。也许这就是印度的宿命，只有经过了足够的鲜血，才能够真正获得民族间的谅解。作为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国家，印度势必要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多鲜血，才能够让各个宗教学会如何和平相处。
这次危机也说明，尼赫鲁-甘地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头，印度的经济已经在管制和许可证的道路上腐烂了，而国外资本由于封锁进不了印度的市场。一般一个国家走到了这个份上，只有经历破产和动荡，折腾够了才可能跳出来。就像当年的中国一样，没有前面几十年的动荡，就很少有人敢冒风险对经济做大手术。
作为跛脚政府的非主流总理，拉奥上台时并不被人看好。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非主流，他开始了一项堪称伟大的工作：把印度经济几十年的积弊扭转过来，脱离社会主义、管制主义、国家主义、闭关主义、许可证制，回归到自由主义的大家庭中
在世界交易所排名中（按市值），两大交易所分别排第9位和第10位，中国的上海证劵交易所（简称“上交所”）和深圳证劵交易所（简称“深交所”）分别排第6位和第14位。作为参照，印度的GDP只有中国的不到三分之一。
这个融资体系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组建，即便经过了几位甘地的国有化举措，也并没有伤害到证券业的根本，这些证券市场仍然是对民间开放的。 这和中国只设两个交易所的垄断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只有深圳和上海拥有交易所，其他的城市，不管是成都、武汉、西安等中心城市，还是北京这样的首都，都没有交易所存在。如果这些地方的企业需要上市，则必须跑到上海或深圳去。 为什么两个发展中的国家，被认为龙和象的两个国家，在融资体系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印度模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呢？ 印度模式是为了民间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而中国模式则是为了政府关联企业融资服务设立的。
中国在证券市场刚发展的时候，也像印度一样，是一个多地区发展的格局。除了深圳和上海之外，在武汉、西安、成都、海口、淄博、大连等地，也都有证券市场，如果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也会形成交易市场的竞争格局。但20世纪90年代，政府干涉了这个自然进程，将其他的市场强行关闭，只留下了两个，以此保证证券市场不会脱离政府的控制。于是，至今我们的证券市场政府调节的比重很高。
除了证券市场之外，印度的银行机构稳定性也超过了中国。在独立之前，印度的银行业以私人拥有为主，独立后尼赫鲁虽然在基础行业推行国有化，但银行业仍然保持了私有制。直到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才在1969年和1980年实行了两次银行国有化运动，将大型银行收归国有。 然而，当拉奥执政后，在1993年，印度银行业重新开始对私人开放，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国有银行、私有银行、外国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组成的正规银行体系（Organized Sector）。除了正规体系之外，还有个人、家庭组成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也是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了印度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一直被认为是稳定而健壮的，与中国过于垄断的金融体系比起来，更能满足民间资本的需求。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深水区最终落到了金融上，当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已经进行的时候，金融反而成了最危险的区域。而印度的改革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要差得多，却在最困难的金融方面，提前做好了准备。这也许预示着两国改革不同的路径和方向。
印度仿佛始终是一个问题国度，在经济、宗教、分裂中挣扎了几十年，它只是在折腾累了的时候，偶尔发展了一下经济，就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不管它有多么混乱，但至少，已经没有人再预言这个国家会失败，也没有人相信它会分裂，它只是在用自己的方法进行着缓慢的融合，并且会获得更加长期的发展。它不会用牺牲自由来换取效率，也不会用牺牲多元化来换取稳定。要看印度的成就，也许不可能在10年、20年内看到全貌，也许100年后，印度会让世界更加吃惊
1991年普遍被认为是印度的改革元年，与中国的1978年具有同等的意义
纳拉辛哈·拉奥也许是最被低估的一位印度国大党总理，至今，在国大党的宣传上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国大党只是在提及他的失误时，会偶尔提到他，在谈论功绩时从来没有他，不是把功劳归于他的上一任国大党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是归于他当时的财政部长、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总是忽视掉这个实际上的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在巴布尔的轻描淡写之下，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料到，这次战役决定了未来三百年的印度历史，使得一个外来的政权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只有孔雀王朝和笈多帝国可以与之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