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拉索尔
上面引用段落的开头指出，此在之存在、此在之为此在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世界有所领会。
我们只要了解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信仰，（或许是真主会奖赏殉道者，）我们就能对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世界有所领会。不过当然，这样的世界我们太过陌生，无论我们懂得多少与之相关的事实，我们始终很难真正地理解。
纳粹,他的理解 譬如说，我对烹饪的领会，是在我处理食材、厨具、炉灶和烤箱、食谱的道上得来的，它不是靠我提出有关烹饪的真实断言之能力或是我赞同有关烹饪的真实命题之意愿得来的。同样的道理，对世界的真实领会，不等于知道有关世界的事实，而是知道如何在世界之中生活。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熟悉世界不一定要求对组建着世界之为世界的诸关联进行一种理论上的透视。”相反，熟悉世界可以靠直觉领会事情为何以其所是的方式做成来得到。
有点中国人情世故 很大程度上，成长就是被带入到成人世界之中的过程，懂得何为适合、何为不适合——懂得我们作为成年人如何凭直觉去把握。
虽说看清拿东西来做什么对领会世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当我们也能凭直觉地看出这些是该做的正确事情，要用这种方法去做才会有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栖居在世界之中
讲台经验 。世界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存在之可能性（像做一位海盗头目、做一名摇滚吉他手或是做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最终给活动赋予了一种秩序和一种意义。相反，在一个比如说自杀式袭击者并不是一种“能存在”的世界里，所有的可能活动（身上捆扎装满炸药的背心）都不会出现，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世界塑造此在 世界实际上最终会给予世界之中现身的对象以结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让存在者来照面”
我们通过主动地领会世界，让事物成其所是，因为在领会世界之际，我们也让自己进入一个行动有可能与铲子结缘的世界。
铲子，根据它在帮助我们实现目的或目标之际所扮演的何种角色，将会在被使用之际同其他特定的对象结缘——沙质土壤或石质土壤、雪片或木屑。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何所缘”
只要给我们一种感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值得献出我们的生活的，什么又是不值得的，那么世界终会对所有的对象和活动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切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时所结之缘。
当我选定了这些“能存在”中的其中一种时，我就会发现，世界被建立起来了，从而允许特定的活动和对象在为了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被使用。
世界有一种结构，按照组织一个人生活的所有不同种类的行动、目的、角色和方式融会而成，而这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是触手可及的。
虽说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做事情（比方说试用冰人的木制工具）来走进这个空间，但是可能性的空间绝不会是可以被测量或被客观描述出来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必须被领会进而被理解的东西。
这会让我们无法领会我们自己，原因正如我们之所见，世界其实建立在我们采取何种行动以及我们同身边一切发生何种关联之上
湖赛尔 世间性 我的“此”自身弥漫着紧张局势，一头是我决断自己人生的自由，一头是我对自己无法决断之事的指派。我的内在自由和受制于“此”之间的另一种紧张关系则显现为我们的特定情绪
海德格尔围绕现身所展开的解释，为的是告诉我们，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行动之自由和世界之指派之间，所有不同的情绪和所有不同的方式的共同之处为何。他特别指出了现身的三项基本特征，同我们恐惧体验的三项特征一一对应。
此在“把自己交付给‘世界’，让自己同‘世界’有所牵涉”
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我们的被抛境况，不过我们连改变被抛入之境况的可能方式也要被抛入和被牵制。被抛境况是人类生存的结构性特征，我们总是会发现自己被抛入此种境况，我们也生活在此种被抛境况所提供的可能方式中。
被抛境况是一种指向世界的指派，让事物同我们发生牵连。我们已经见识过，在恐惧之际，我们被抛入的情境是怎样向我们指定了可能性。通过我们的恐惧，某些可能性变得重要，其他的则变得不重要。
海德格尔指出，让事物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照面
被抛境况是一种指向世界的指派，让事物同我们发生牵连。我们已经见识过，在恐惧之际，我们被抛入的情境是怎样向我们指定了可能性。通过我们的恐惧，某些可能性变得重要，其他的则变得不重要。海德格尔认为，事物同我们发生牵连的方式，并不是我们自由决断的，而是由世界安排的方式和我们现身于世界中的方式所强加给我们的。海德格尔指出，让事物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照面
。我们有“此”，也就是说一种有意义的、结构化的情境，供我们在此行动和生存。
事物发生牵连的方式显现为我们的情绪，情绪通过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现身于世界之中的事物，并且受世界之中的事物所调和，从而支配和构建着我们的作为。因此，现身是一种“调和”，一种解调世界之中的事物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被世界之中的事物所调制的存在方式。这种现身是我们永远无法全盘掌控的东西。不过，现身绝不会损害我们的自由，反倒使自由成为可能。现身让事物同我们发生牵连，也让我们做好准备处理我们照面的事物。若非如此，我们便彻底没了行动的根据。
被支配 不自由? 在生存论上，解释植根于领会，而不是领会生自解释。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
海德格尔假定，我们对世界万物的所有经验，都牵涉到一种领会和一种解释。我们对这幅画的领会，毕竟还是作为一幅画。
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弥散着我们对事物的领会，或是事物被使用的方式。
我们对于世界的知根知底和领会，正是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的基础。我可以在生活中自由行事，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决断，只是因为我能领会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可能做到的。
就像我们的情绪和存在的激情方式在世界之中现身，我们对世界的根本领会既解放了我们，也限制了我们能做之事。
换句话说，要当一个音乐家，我筹划或是压制了我的世界所开启的种种可能性。所以说，当我懂得如何在我的世界之中去做事情时，这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当我懂得如何向着我的世界所开启的可能性来筹划时，我就对我的世界有所领会了。
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中，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
一切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之事，一切奋斗得来的东西都变成唾手可得之事，一切秘密都失去了力量。为平均状态操心又揭开了此在的一种本质性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对一切存在可能性的“平整”
削峰,平均状态,无个性 笛卡儿的哲学体系建立于此：他确凿无疑地相信，他不可能被自己所思考之事所欺骗。此举旨在把我们的领会摆到扎实的基础上，使之不受怀疑，因为就算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所思考之事是真的，我们也不会怀疑我们对自己想法的触及。但是，这项成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让我们对自己头脑以外之事物的认识抱以普遍怀疑的态度。
那么就很容易认为，一个人真正能够立马知晓的全部事情就是此人的思维。这些思维可能代表了事物存在的方式，也可能无法代表。就这一点而言，笛卡儿忠实地继承了约翰·洛克（JohnLocke）、乔治·贝克莱（GeorgeBerkeley）和大卫·休谟（DavidHume）[1]等哲学家的思想，这些人认为我们和世界之间犹如隔着一层思维的面纱。甚至康德也以其自己的方式因袭这一传统，认为我们没有办法触及事物本身。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我们对世界的普遍而又日常的经验之上，那么很显然，其他此在已经成为我们对世界的领会和现身的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所照面的一切物或者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其意义之所以为我们所知，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总是与他人栖息于同一个世界这一事实；而我们生存于世界之中的方式，本质上总是由他人来建构的：“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
不少东西从不曾超出这种平均的领会。此在首先长入这种日常解释所形成的公众讲法，它也可能不曾从这些讲法中抽出身来。一切真实的领会、解释和传达，一切重新揭示和重新据有，都是在公众讲法中、出自公众讲法并针对公众讲法进行的。情况从不会是：有一个此在不受公众的解释方式的触动和引诱，被摆到一个自在“世界”的自由国土之前，以便它能只看到同它照面的东西。（
公众讲法的统治甚至已经决定了情绪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决定了此在借以同世界“发生牵连”的基本样式。人们先行描绘出了现身情态，它规定着我们“看”什么，怎样“看”。（《存在与时间》，213页）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而在于“我是不是能做自己”。因为事实表明，至少是在当即建构我的世界的日常生存之中，我的本质并非由我自己所裁定，而是靠他人。
要学会这一切，地铁的物理结构和其他地铁乘客的行为会引导我们做出特定的行为——我们与其他乘客所共有的行为。一旦我们自己也变成经验丰富的地铁乘客，我们就加入了“他人”的队伍，一同执行和规范着乘客行为。
海德格尔将这种结果称为“‘常人’的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结果就是，我们跟他人对于获得允许的观点和活动范围有着同等的感受，甚至人生成功的定义也大同小异。
如果你时不时就得自行决断每一件打算做的小事情（穿什么、吃什么、开车时靠左还是靠右等等），那绝对是场灾难。趋同现象为我们整理出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自由地做出重要决断。虽然如此，海德格尔也认同王尔德的态度，顺从于趋同现象可能引发我们不希望接受的后
也就是不假思索放弃个人立场的盲从现象。
我们时常为自己如何不同于他人或者如何符合他人标准而忧虑，海德格尔把这种心态称为“庸庸碌碌”。我们“庸庸碌碌”的倾向往往会把我们的行为、领会和期望平整为“平均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拉到对于吾辈众人而言一种可理解和可接受的状态。统领万物的规范，是任何人都可做到的规范，因而也是大众世界的平庸状态，所有不寻常之事都被简化或者规范化为一种使大众可接受的形式。
不过危险之处在于，最终我会彻底卸除我全然不是我自己和我是“常人”之责。
海德格尔哲学正居于西方思想中存在主义传统的核心，此传统认为所有哲学必须以我们在世界之中的个人的、亲历的牵连为根基。存在主义者看重激情胜过理性超然，看重人类自由胜过物理世界的机械运作，看重无根状态胜过我们生活方式的任意状态，这跟世界之终极理性的信仰截然相反
自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试图找出某种永恒的“形式”，我们在世界之中所感知到的特定的、变化的、速朽的对象背后所蕴藏的恒久不变的、纯粹的思想。与之相反，存在主义思想家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触及永恒的形而上学真理。我们的全部领会是由历史范畴和社会范畴所传达的，而这些范畴塑造了我们发现自己所身处的世界。
常人虽然会全心全意而又不假思索地投身于我们的文化规范，不过存在主义者主张，我们还是会意识到，至少会隐约意识到，我们其实不必按照我们选择的方式来生活。存在主义思想家宣称，常人的一生都在做着人在未来所做之事，而在绝望的时刻，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再也无法掩饰自己藏在这表面上无意义、平庸和空洞底下的畏。
海德格尔认为，世上没有办法帮我们疏解这种畏，因为世上没有关于怎样生活得确定而又正确的最终理想这种东西。但他也认为，在我们的领会和我们的选择顺从于“常人”的言行之际，我们也放弃了自身作为人类存在最为本质的东西：为自己选择的存在方式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就是作为本真之存在的能力。
海德格尔解释说，面对死亡的畏，“把［此在］从种种‘具有不之状态’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让［此在］为种种本真的可能性成为自由的”。
公元前300年左右，伊壁鸠鲁学派创始人伊壁鸠鲁认为，死是“最可怕的恶……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死还不存在；而当死来到的时候，我们又已经不存在了。
相反，海德格尔认为，死不是“与我们毫无关系”，而是我们最本己的可能性。
下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这样东西能不能塑造和影响我对世界的体验，即使它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失明），而是某种具有可能性的东西。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拥有可能性”时，这些可能性会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假设我得知了一种可能性：今天下午有位友人要登门拜访。拥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会让我强烈意识到家中太过杂乱，意识到没什么东西适合招待来客。当死变成现实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这一事实也因此变得无关痛痒。
从数学概率上讲，今天下午陨石砸到我头顶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我根本就不会花心思在这上面。它没有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我面前现身：死于陨石的小小可能性对我如何行动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假如说某种可能性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我面前现身的，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现在发现自身所处的此情境的意义。当我开车行驶在89号公路上时，就有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其他车会撞上我。这种可能性是在我面前现身的，即使我没有在思考着它、盘算着它，因为它影响到我在车里所做的很多事情——打亮转向灯，开在慢车道，换车道时观察后视镜，如此等等。这种可能性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我面前现身的，靠的是决断我所照面之事物和我所执行之动作的意义。
向死妥协，然后，让我们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
在建议跑到死前头之际，我认为海德格尔希望我们把面对死的姿态设想成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方式，带我们跳出和脱离人群，脱离“常人”传统的、公共的、非本真的规范。当我们向着死摆正我们的生命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存是“保持其为脱离了‘常人’的”，因为我们认识到共有的惯例或规范最终让我们无能为力。这些东西可能会带我们度过眼下的日常情境，但它们最终还是无法帮我们保存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方式：“死把此在个别化到它本身上来。这种个别化表明，事涉最本己的能在之时，一切寓于所操劳的东西的存在与每一共他人同在都是无能为力的。
面对死之际，他人说我应该做或应该想我应该做的东西，表现出来的是无关紧要。这是死的无所关联性——在死之中，我同其他人的联系从此被割断，我也会发现我最终不依赖于身边的其他人。先行到死之际，我为我自己负起了责任。我变得本真，变得自我，这意味着我承认我的种种决断不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因为身为人类存在没有正确方式可言。我面对死的畏，其结果就是，我可以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而不会仅因为他人希望我能做才去做。
事实上，面对死的畏绝不是在干涉生活，而是带给我们“坦然乐对”。（《存在与时间》，358页）毕竟，我们终有一死这项事实，只会给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诸多选择赋予更多重量和意义。
艺术作品实际上不关心怎样帮我们更有效地利用事物。我们似乎不太会为了学习怎样穿鞋子而去查阅凡·高的画作。相反，艺术作品以“作为整体——亦即在冲突中的世界和大地——进入无蔽状态之中”的方式来刻画存在者。换句话说，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存在体，通过学着去看和感受艺术作品来纯粹而又美好地显示出来；我们也处于领会和揭示存在者整体的位置，因为他们出现在特写的历史世界。凡·高透过鞋具带给我们对农人世界的感觉，从而教我们同时看到所有属于这个世界的其他东西。
我所做的每一个决断——无论看电视还是听交响乐、当作家还是当律师——之所以成为可能，都是因为世界向我开放了这些可能性。
在世界之中，所有可感知的存在者都是“大地”组成的存在者。此种想法差不多是这样的：世界、事物之可理解的秩序，进入此种一切事物所发源的物质。
哲学传统发展了物质的概念，他们认为“大地”是作为某种缺乏自身一切属性却在事物的全部属性之下支撑或“坚持”下来的东西而被体验的。
随着我们对某件事越来越熟练，我们的能力便长入了我们的身体，扎根于我们使用的器具，结果就像植物的根系，我们身体的现身和我们使用的器具便在无形之中支撑着我们的行动。
上手状态 大地之为大地，正是由于这种自行锁闭却又庇护的特点，而不是因为大地具有任何一种特定的质料属性。“大地是那不断自行锁闭者和如此这般庇护和遮蔽的无所促迫的涌现。”
如果我们忽略纳粹德国的历史背景，只要一个人出于某种原因放弃自己的生命或存在，一切这样的行为都可以称为“本质性的牺牲”。比如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便开辟了基督教世界。
德格尔抛弃了他对争斗、虚构的政治行为和牺牲的过分痴迷，转而主张一种更为温和、更易被人接受的敞开形式，向着大地和天空、凡人和诸神。
正如牛津大学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Dummett）所解释的，所谓“分析哲学”是基于两重“相信”：“第一，通过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分析哲学的起源》（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4页］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要获得某事物的哲学领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析我们谈到该事物时所使用的句子或单词。反过来，这也令语言哲学获得了当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地位。
在其最基本和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现象的意义可以简单说成是“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
[2]海德格尔对这句短语的改动告诉我们，每一种特定的行为或思想都源于自我实现的习性或方式。
结果已经是相当可观，我们现在已经愿意承认，我们“给予”事物的价值和我们“附加”给事物的意义未必真正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约翰·莱斯利·麦凯（J.L.Mackie）可以理直气壮地坚称“世上没有客观价值”，坚称道德、善良、责任、义务、美丽诸如此类的事物“不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伦理学》（Ethics），15页］世上终究还是有些有关价值的争论需要解决，需要评判，比如说一幅画是否真正具有美学价值。因此这种评价似乎是我们强加给无意义、无立场的宇宙的一种投射——用培根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事物的变形和褪色”。我们栖居的世界，其实只不过是物理物质实体的集合。
世界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世界就是我们发现自己的地方。
我们会受到自身所处情境的何种影响，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还有一种被动性的必需要素。
“情绪朝我们袭来。
小巷里的害怕情绪并不是来源于我自己，快乐当然也不是。
要领会剪刀这件东西，没必要深入思考剪刀这回事。在海德格尔看来，领会活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认知行为。领会剪刀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身去掌握使用剪刀的技能——就是让双手知道怎么去握住剪刀，摆布剪刀。
有几人能在死之前“拥有自己的灵魂”？“任何人当中，”爱默生说过，“最难得的莫过于出于本心的行为。”此言不虚。大多数人都是别人的人。他们的想法是别人的看法，他们的生活是对别人的模仿，他们的激情是拾人牙慧的情感。（Wilde，105页）
常人都这么做”时，我们就已经丢弃了这两重意思。海德格尔对此的解释是，在最开头以及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是以“常人”的形式来同他人发生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对自身有所领会，靠的是人，有关人应该生活的方式所说的，靠的是人在面对眼前情境通常所做的。
死的可能性告诉我们：在世界这种地方之中，没有哪种存在方式是最终成功的，没有哪种存在方式会允许我们继续保持我们这样的存在。[8]海德格尔认为，此种认识应该打破我们对文化规范和惯例的依赖，尽管这些做法声称会告诉我们某种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向死妥协，然后，让我们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真理”并非关乎表现手法的正确性或准确度，而是在于向我们展示事物真正的面貌。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某个存在者在我们使用技巧与世界打交道之际被揭示时，我们才能“对它发表种种主张并加以检视……只有因为存在者本身是真的［即被揭示的］，有关存在者的命题才能在其派生意义上是真的”。［《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78页］除非事物向我们展露出其实际的面貌，否则我们的主张和信仰绝不可能符合于事物所是的方式。
海德格尔指明，艺术之所以能帮助我们把握世界的特征，靠的是“发动”一场“大地”和“世界”之间的争斗或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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