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向荣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
那是距刘欣晏驾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 11 ，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 ”
最重要的，当然是封禅。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 38
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箕子即位后，改年号为“元始”。元始元年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年。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终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他只接受这个称号本身，对于汉廷赐予的物质封赏一概不受，并说了一句很豪迈的承诺： 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 10 就是说，等待天下百姓家给人足的时候，再给我封赏。
王莽既学儒，又不去学儒家的“热门专业”，格调一下子就上去了。渐渐地，他成了一个既具有外戚身份，又是儒生，还不沽名钓誉的人，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侯爵或是孟德斯鸠男爵，既是贵族，又是启蒙哲学家，有种“违和感”，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
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 21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人都是刘彻亲自提拔，既不属于前朝旧勋，也不是外戚贵胄，可以判断刘彻对他们是有期望的。
皇帝最近宠爱的一位棋友，叫吾丘寿王，还有太史令的儿子司马迁，皇帝竟然令他们都跟随董仲舒问学。
尤为重要的是，公孙弘是作为一介儒者而非功臣或是外戚走到封侯拜相这一步的，这对天下的示范效应，要远远高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苦口婆心宣讲的大道理。
刘彻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貌似圣王，实为暴君，这样的皇帝是三代以来的第一个，是帝国时代孕育出的典型君主，与尧舜文武、秦皇高祖有着本质不同。辅佐刘彻这样的“雄才大略”，恐怕只有公孙弘才能胜任。
因为在汉宣帝的时代，汉朝秉承的是“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 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是非且先不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
康德道德标准啊 不管是有意无意，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6
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新朝中央政权体系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规模儒家性质的改革即将开始。王莽居摄期间，对祭祀、明堂等制度已经基本改革完毕，货币制度改革也已经启动，改革成果帮助他收获了臣民和舆论的支持。
如果说“交易丞”是“物价局”，那么“钱府丞”就是“社区银行”。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如果没钱搞，能从“钱府丞”借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也很宽松，一般祭祀不超过一旬，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因为太穷了，要借钱谋生，比如购置农具之类，也可以从“钱府丞”处借款，虽然不是无息，但只收不超过10%年利率的利息税，可谓非常“普惠金融”了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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