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
这件事情引发我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渴望被承认，也就是别人的目光，但是同时，当别人的目光围拢过来的时候，他又感到窒息，感到不自由。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这么一个著名的“集体压力”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表明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需要普通网民自备干粮、长途跋涉去探索。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很多评论家视他为二流作家的原因。他的小说里，技巧性、创新性的东西太少了，留给评论家去“诠释”、去“解密”去炫耀他们的理解力的东西太少了。但对我来说，这恰恰是他的可爱之处。什么尤利西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的“大师”，我根本读不下去，也不想作若有所悟状。总觉得那些“实验性”小说写作里，作者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总是要从文字中伸出一只手来，使劲摇晃着一面旗帜，上面飘扬着两个大字“个性”，与其说我们在读一个故事，不如说在观赏一场行为艺术
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羊群心态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羊群心态。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读与延安整风相关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惊恐。我向来大言不惭地号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却悄悄希望，被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就此摆脱那个贪得无厌的自己。 自由这个东西，总是和竞争联系在一起。不让你跑步，你脚痒。让你跑，你想把一百米跑成15秒，然后是12秒，然后是10秒，甚至是8秒。最快的人想跑更快，跑后面的人想跑前面，自由就是这么没完没了的吸血鬼。 人对自由的恐惧，大约就是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予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我想找一个对新鲜的知识、品格的改进、情感的扩张有胃口的人。
这个月，我得“组织一个会议”。下个月，我得“完成一篇论文”。下下个月，我得提交某个基金申请报告……啊，那些我们“不得不”做的事，多么像一个包办婚姻中的又丑又坏的老头子，挡住一个少女向往私奔的心。
不错，他的确，或最终会，住上美丽的房子。在经过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胆战心惊地找工作之后，他住上了美丽的房子。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可是，说到底，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浇花的时候，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过是那曾经被他耻笑的农民理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版本而已。
而国内的生活呢？虽然据说有很多腐败，有很多贫富差距，小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弱势群体有跑不完的上访，甚至据说还曾经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给逮进去打死了。可是，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愤青有那么多东西可战斗，资青有那么多钞票可以赚，文青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抒发——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
记得以前有人讨论为什么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反抗，有人解答说，那些犹太人天天被派去干体力活，这些活从经济上未必有多少意义，却是摧垮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
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别说爱情了，就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多多少少也有点施虐受虐的意思。革命年代，人人都要写思想汇报，动不动就要无情地鞭挞自己，这个精神上的自虐仪式，就成了表达革命忠诚的方式。古今中外，上帝也好，佛祖也好，哪一个不要求你禁欲？不准吃这个，不准喝那个，不准干这个，不准做那个，你不是爱我吗？爱我就要学会为了我承受痛苦。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这种安全靠麻木太近。所以那些为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成功避开爱的“礁石”而洋洋得意的人，还真说不清人家是赚了还是赔了。从完好无损的角度来说，是赚了，但从极端体验的角度说，又是赔了。
我外婆，直到70岁的时候才住上楼房，之前一直挤在大杂院里。可是等她好不容易住上了楼房，她又不习惯上楼下楼爬楼梯，不习惯那种邻里之间不吵架的生活，于是她变得失魂落魄，没事就往老房子那边跑。你知道，当好事来得太晚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坏事。
我还想起小时候养的那只猫。它多么想吃桌上的饭菜啊，它每天都在桌子底下逡巡。它跳上桌，被打了下去。又跳上桌，又被打了下去。再跳上桌，还是被打了下去。后来，它不跳了。它路过那个桌子，看着桌上那些诱人的饭菜，眼神茫然地走了过去。
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我想象我们生活在文革，整个世界来揪斗我们，我们，彼此看上一眼，然后对着黑压压的血淋淋的整个世界说：我呸。
英文里有个词，叫crush。如果查字典，它会告诉你，这是“压碎、碾碎、压垮”的意思。后来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它作为名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短暂地、热烈地但又是羞涩地爱恋”，比如，“I had a crush on him”。就是“我曾经短暂地、热烈地、但又羞涩地喜欢过他”。Crush的意思，这么长，这么微妙，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心动”似乎是一个很接近的译法，但是“心动”与“crush”相比，在感情强度上更微弱、在时间上更持久，而且有点朝恋爱、婚姻那个方面够的雄心。Crush则不同，它昙花一现，但是让你神魂颠倒。
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
当今华人世界里帅哥供不应求的严峻形势。后
后来，我一个网友干脆根据这句话，整理出了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丧权辱国，闭关自守，韬光养晦，为国争光，精忠报国。
把帅哥说成都是花瓶，就像把才女说成都是丑女一样，是男权文化的两大神话之一，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制造出来的文化霸权。
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嚷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极度焦虑中，我想到了《追风筝的人》里面的一句话：没有良知的人从不承受痛苦。就是说，如果我为此感到痛苦，那一定是因为我良知未泯。如果我甚至为还没有犯下但可能犯下的罪行而感到痛苦，那我肯定非常有良知。走投无路之下，我就是这样，悄悄把对自己的蔑视，转化成了对自己的赞美。
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若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情心的底线呢？一个政治、法律、宗教都无法突破的底线呢？也许人世的希望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问一句，发现真理又如何。
某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经济成本，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坏的绑匪和一个好的绑匪，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行为收益呢？好吧，绑匪哪有好坏之分，根据定义他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用康德的话来说，他的行为违反了“绝对律令”
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是饮鸩止渴。
也许，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