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迎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2000万人，汉代鼎盛的时候中国有6300万人。自汉代之后1000多年，中国人口基本上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
，很多人并不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喜欢从直观的角度看问题。市场经济有一个毛病：当你能享受到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政治家喜欢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因为人们渴望免费午餐，而经济学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
缺乏理性思考的人，以为这样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其实，真正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部门一方面限制竞争，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卖家的剥削，这是不合逻辑的。政府限制价格，餐馆可能减少数量，降低质量，消费者最终得不到什么好处
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也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的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4个条件：第一是财产权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我认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我再重复一遍，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消费者愿意多花钱，买信得过的产品
品牌溢价就来自它对市场秩序的维护
总结起来，利润的源泉就在这三个方面：你有没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你有没有能力创新；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值得信任。如果这三个你都做得很好，那么你就有利润。
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
经济学家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它抑制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和创新，阻碍了经济发展
经济学家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诱惑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最后一定会带来经济衰退，甚至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它的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作为个人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目标，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
最低工资法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守法的企业当然会执行，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合法地减少雇员，政府并不能强制企业雇多少人，原来可能雇1000人的，现在只雇500人，最后真正受害的是政策本来想保护的最低收入阶层，一些在没有最低工资法时本来可以找到工作的人现在找不到工作了
我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维护政府和国有部门垄断的政策，特别是像我们国家许多限制民营企业自由进入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
任何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就是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很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海外人士赞扬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的并不多。产业政策的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包括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技术的走向，等等，政府更有判断力。但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政府官员既不比企业家更有远见，也不比企业家更大公无私。事实上，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想着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包括新能源政策，有些企业申请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政府补贴，但拿到钱后，他们并没有真正从事新能源产业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很傻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不少“经济学家”是计划经济的忠实信徒，甚至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是无知和利益的集合体。不可否认，一些人是真诚地相信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尽管不正确），现在竟变成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 “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经济增长来自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得越快。本来我们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现在我们是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增加未来的供给，但现在投资是为了增加总需求，有没有效率没关系；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在全球范围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真是荒唐至极！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利益驱动在哪里？首先，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使政府可以大把地花钱，花钱总是令政府官员惬意的事情；第二，政治家通常只关注短期目标，因为我们知道，不像过去皇帝要考虑子子孙孙的江山社稷，在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当政者只考虑本届政府任期内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为政府追求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其次，企业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不愿意忍受痛苦，希望政府降低利率、多发票子把自己从破产的边缘解救出来。企业家总是喜欢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喜欢紧缩的货币政策。再次，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为劣质经济学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使政府成为消费劣质经济学的巨大市场。另外，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喜欢吃免费午餐，以为政府用信贷支付工资和福利是没有成本的。凯恩斯主义告诉人们市场失败了，需要政府纠正市场的失败，很合大众口味！
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儒家内部有人性恶、人性善的争论，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的描述也大相径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从根本上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
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从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
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的政府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导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
宗教亦然 伊斯兰教 佛教 许诺的天堂 人的道德、善心，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现在反对中国出口的美国人主要是美国的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帮助中国游说美国政府的反倒是美国的企业家，而不是美国的工人，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冲突大于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前一个冲突也由于我们的无知被夸大了
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常常在舆论的压力下出台一些缺少任何实证分析和数据支持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损害了百姓利益，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当前在处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
“廉正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是很腐败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大赦”，香港警察队伍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廉洁起来，也很难有香港今日的发达。个人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不能自拔，损害的只是自己；而一个国家的政府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损害的将是这个民族。
我还想指出，以上三个约束是相互加强的。比如说，知识约束使得旧体制下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改革，因为他们有理由借口“经济学家不懂实际运作”或“改革措施没有可行性”而否定一些改革方案或使方案在执行中走样；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者没有办法大胆地探索，难以做出知识创新；而由于知识缺乏导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又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如此等等
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统计表明，分省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下，普遍低于全国的基尼系数。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国基尼系数30%—50%上升来自地区差距的扩大。
。但我通过分析31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料发现，平均而言，一个地区城市就业人口中国有部门的比例越大，该地区的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我们不可能用发展国有企业的办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事实上，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造成的。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扩大政府支出的比例就一定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我从统计资料中发现，平均而言，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区，基尼系数也越高。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穷人，就应该把机会均等（也就是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比如说给穷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教授等一些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我的意思是说，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有人说我在为腐败辩护，其实是误读了我的观点。把问题说透彻，这是学者的责任。1999年，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说，“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
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
学者与政客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客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
，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自身会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顾，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让居民增加消费的惟一办法就是增加收入，收入增加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实际上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只是一个恒等式，而不是一个理论。第一个经济和第二个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们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居民增加消费，我们钢材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能解决吗？水泥生产过剩的问题能解决吗？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都是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投资不够了就增加消费，消费不够了就想办法出口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对生产结构的真正理解。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有贸易盈余，国际贸易对GDP的贡献就为正。如果进口大于出口，有贸易赤字，国际贸易对GDP的贡献就为负。如果出口与进口相等，外贸对GDP的贡献就等于0。所以，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毫不奇怪，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导经济政策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就会盛行起来。
格林斯潘的错误就在于把一般的价格水平当作判断货币多少的依据。由于担心通货紧缩就大幅度降低利率，结果信贷扩张过快，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国宏观政策思路的一个大转变，就是不要再紧紧盯着CPI，而是转向信贷、利率本身。
货币的非中性意味着过多的货币会改变生产结构，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在理论上，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它们都认为从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通俗的理解就是如果向市场多注入1倍的货币，所有物品的价格都会随之上涨1倍。
他们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的注入并不会引起所有物品价格的同步上涨
从我们国家来讲，国有企业先拿到货币和私有企业先拿到货币导致的产业结构就不一样，对经济的整体影响也不一样。
重视未来的人会将收入更多地留给未来，这就构成了投资资金的来源，决定了中间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人们不重视未来，只重视现在，那储蓄将不复存在，投资也将无从谈起。这一点也意味着，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而不是为了增加当前的GDP。可惜这个基本的常识经常被政府决策者忘记，他们投资是为了生产当年的GDP，结果是大量无意义的投资。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毒。
正确的方式是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这其中会有痛苦，但相信很快会恢复。可我们现在是用货币灌水的方式掩盖问题，而不是迫使企业进行结构调整。货币灌水会使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
人民币汇率低估等于用中国人的收入补贴美国人，出口产品等于是半卖半送。我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好处远大于美国。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也能创造财富效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
史库森（Mark Skousen）在《朋友还是对手》（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r Foes）中将对市场的信念划分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只要增加净出口就可以增加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关税，限制进口。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统计系统，统计部门专门计算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下滑和上涨存在严重不对称。经济繁荣时上游产业上涨很高，下游产业上涨较低。经济衰退时上游产业下滑幅度大，下游产业下滑较小。中国去年的工业生产明显有这个特点，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远高于轻工业，下半年重工业下跌幅度远大于轻工业。按照凯恩斯消费不足理论，应该表现为轻工业下跌更快，而事实不是这样，用消费不足难以解释。
然而，开发国内市场的主要障碍，不是交通和通讯这样的硬件基础设施，而是制度性成本
遗憾的是，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和政府主导经济的制度，使得许多情况下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还高。
另外，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必须废除。当中国在国际上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时候，不要忘了国内市场更需要自由贸易
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是领导人一两句话就能决定的。教育体制尤其重要。我们要培养科学、理性的思维。没有文艺复兴后的启蒙运动形成的科学、理性思维，就不会有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有不小进步，但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太大，对人的思维控制太多。而且我们的教育体制浪费太多，效率太低，未来一定要发生大变革才行。
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中国的改革不是精心设计或深思熟虑得来的，好多是被逼出来的。日子好过的时候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才想到改革，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忘了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先搞市场化，再搞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效果都不太好，包括印度。市场化一定要在民主化之前。为什么呢？民主不过是政治制度的一种，用政治制度解决问题都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
我们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民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要求每个公民有基本的公民意识和责任心。所谓中产阶层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一定的私人财产，但没有富有到可以随便欺负人的程度。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责任，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动乱。
因为穷人可以不守规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一个靠自己能力致富的人，和一个靠欺诈、暴力致富的人，对社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市场正当竞争中致富的人，通常有更强的公民意识、伦理道德。
法治要先行，要加强司法的独立性。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不可能有民主政治。而法治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
但现在许多做法，在弱化法律权威性的同时，在强化政府部门协调性和政府的权威性
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看到很多纠纷，都是找政府上访，或者通过政府协调，或者用钱买通来摆平，这样早晚会引发大的事件。如果法院以法律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比如拆迁补偿，你可以不服，但是法院按照原则判处后，你就得执行。
政府如果采取靠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做法，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动乱
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
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家，他们政治和法律框架的设计，包括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
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的改变，大概有两三百年时间，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体制就稳定了，之后就是治理的问题了
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如果200百年计算，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