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修·利伯曼
外侧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的全能抽象推理系统，它能帮助你处理税务问题、下棋，也能帮助你记住在电视购物节目中看到的电话号码。
镜像神经元对于心理学的意义，相当于DNA对于生物学的意义：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镜像神经元有助于解释许多迄今仍然保持着神秘色彩且普通的实验方法又无法企及的心智能力”。事实上，正如他所预料的，自从镜像神经元被发现之后，心理学家已经认定，我们的语言能力、模仿能力、心智解读以及同情共感等诸多能力都离不开镜像神经元的贡献；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文化都与它相关。这实在让人激动不已——一个神经元就能够用来解释人性中的所有这些奇迹。
归根结底，我认为在以下两个方面，镜像神经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镜像神经元在我们模仿他人的能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二，镜像神经元对于心智解读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我认为，在这个方面，镜像神经元扮演的是幕后英雄的角色，这与通常的看法不同。
动作共鸣这种说法就非常适合解释我们是如何理解他人的低层级的动作意图的。我看到你去按电灯的开关，这一行为激活了我的“电灯开关—按”镜像神经元。
结果。无论被试是在观看日常的行为（动作），还是在观察他人强烈的情感体验，只要他们问了一个关于“怎么做”的问题，镜像系统就会被调动起来；同时，一个关于“为什么要做这事”的问题则会将心智化系统启动起来。
镜像系统本身并不会产生高层级的心智解读，也不会援引某人的个性特点和动机去解释他为什么要在早上8点喝杯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这一特殊行为。只有在我们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时，心智化系统才是关键。
辨别出某人正在“做什么”的能力是通往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的第一步。从本质上讲，镜像系统为心智化系统能够从逻辑上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多亏有了镜像系统，我们才能活在行为世界中，而没有沉溺在动作世界中；只有生活在行为世界中，我们才有机会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中。
灵长类动物就已经拥有了镜像系统，但只有人类才拥有更高级的心智化系统。在灵长类动物生活的世界中，关键的问题是他人在做些什么；只有人类才真正生活在一个可以追问为什么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周围的人的行为充满了意义和特定的内涵。
共情可以说是我们大脑的社会认知成就的顶峰，或者说是社会脑成就的最高峰。它要求我们去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然后以有利于他人以及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行事。它能够激励我们去减轻他人的痛苦或祝贺他人的好运。为了使这个惊人的成就成为可能，我们需要把所有讨论过的神经机制全都协调起来。我们需要镜像系统和（或）心智化系统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理解他人的经历；需要各种支持社会痛苦和社会愉悦的机制产生情感共鸣，让我们去感受，而不仅仅只是了解他人的经历。最后，我们还需要支持母亲般的看护行为的隔区以积极的方式推动我们真正地介入到周围人的生活中去。
早期生活的痛苦经历导致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远离社交圈，从而使他们错过了能够锻炼心智解读能力的至关重要的社会信息。
激烈世界假说是一种相对较新、违反直觉的理论。那么，这种假说是否已经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呢？在自闭症患者的群体内部，许多人都报告说，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杰伊·约翰逊（Jay Johnson）是一位患有自闭症
某个脑区的脑量更大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脑区能够把它通常分管的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他们的杏仁核比发育正常的人更大一些这个特点的意义确实类似于硕大的顶叶对于爱因斯坦的意义，那就是，更大意味着能够做得更多。
自闭症儿童拥有一个比正常孩子更大的杏仁核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孩子通常更容易显得焦虑不安，而这正是他们在环境面前表现得不知所措的一个迹象。
上面这些发现表明，一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对他的学业成绩有很大影响；还有一些研究结果则显示，自我控制还是一个人能不能过上美好生活的关键因素。那些拥有更强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将会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信用评分、更健康的身体，而且不管是在孩童时代还是成年以后，他们都拥有更强的社交能力。简而言之，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这就是所谓的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会认同自己的信念和观点。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以己度人。有时这种倾向是合理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会让我们在社交互动中陷入麻烦。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就经常用这种方法化解烦忧，例如，他曾经说过：“当你因任何外界事物而感到困扰时，要记住令人痛苦的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你对事物的评价，而对事物的评价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的。”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村上春树则把这种观点浓缩为一句简练的箴言：“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苦难是可以选择的。”
正如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曾经写道的：“征服女人的最好方法是让她喜爱文学。”让我们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到文字中去吧，这不仅是一种有力的宣泄，也是各种心理疗法的基础。事实证明，把我们的感情变成文字，或者，甚至只需简单地把感情说出来，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节我们的情绪，促进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就像重新评价一样，情绪标签化也能调节我们的情绪，因而也可以看作一种隐含的自我控制。
正如约翰·列侬所指出的，你一时的快乐并不是社会的首要任务。
社会化行为是大脑皮层的最高成就……它决定了个人不仅为个人目标，而且也为社会目标服务的倾向。它会抑制原始的、自私自利的反射性冲动，让人们做出适合社会环境以及非社会环境的行为。
进化已经给我们的大脑布好线，使得我们天生就会启动“圆形监狱”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即只要存在被判断、被评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强化我们遵从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倾向。
在上述这些实验中，被试是根据现实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越有可能被他人观察，他们就越可能循规蹈矩。
仅仅一面镜子就能使儿童违背社会规范的可能性降低80%。
在一个世纪前，乔治·赫伯特·米德和查尔斯·库里就指出，自我意识的本质就是一场对话，它发生在我们的冲动自我与模拟自我之间，后者表达的是我们想象中的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人会对我们说的东西（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冲动自我正准备做什么的话）。在我们自己的体验中，自我意识似乎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内心过程，但根据这些心理学家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想起社会对我们的期望，然后督促自己遵从社会规范。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就是自己的“圆形监狱”。
自我控制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因为它使得个体把群体放在自己的前面。这就是“和谐”的本质。
大量新证据表明，自我控制更可能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可以让我们的行为与群体的目标和价值观保持一致（当它们与我们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有所冲突时）。
在面对实际或想象中的可能遭到群体制裁的威胁时，遵从社会规范是明智之举，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人更能克服自己的冲动。
我们可能以为自我控制是意志力的来源。意志力推动着我们坚定地走向自己的目标。意志力也许是“易耗品”，但只有依靠它，我们才能克制自己一时的欲望，去努力实现长期的目标。
和谐共处肯定并非易事，但是进化显然认为，让个体的立场和信念与群体保持一致（而不是相互冲突）是“值得的”。
在过去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我们大脑的社会化进程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加速推进。要让人类有一个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更大的大脑，进化必须首先保证大脑能够平安离开母体。这个解决方案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刚刚出生时，大脑是远未成熟的，大脑发育的大部分过程都是在出生之后完成的。而这必然会使得“社会连接”成为哺乳类动物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适应，因为只有这样，哺乳类动物的幼崽才能得到照顾，同时也使成年哺乳类动物愿意照顾幼崽。
自我有许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确保我们与身边的人保持“和谐”，方法是让我们的信念与他们保持一致，并不时“轻推”我们一把，让我们为了群体的利益适当地控制自己的冲动。
如果以许多国家为分析对象，观察每个国家的平均福祉和平均收入水平，就会发现这两个指标是高度相关的——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的公民所报告的平均幸福感也较高。但是，这种分析无法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因为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有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享受着更好的教育和卫生保健，而且富裕国家的司法系统也相对不那么腐败。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代表可以更加直接地影响幸福的其他诸多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
美国的收入水平与社会幸福感的变化
大多数人都坚信，赚更多的钱是他们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我们并不是为了好玩而去努力赚钱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更多的钱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心理学家指出，人类有一种倾向，他们总能适应新的环境（无论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这就是所谓的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事实上，
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 人类有一种倾向，即他们总能适应新的环境（无论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
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慈善捐赠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把一个人的工资提高一倍。
是否因果 种种迹象却表明，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社会化，而不是更社会化。
做一个“社会人”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该对这个结论感到吃惊。已了解到的关于社会脑的所有知识能够告诉我们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信息：人天生就倾向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连接；当这些社会连接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感到痛苦；我们的身份、自我意识，全都与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从一个修读哲学的大学生，一个明确表示要放弃追求物质享受的人，变成了一个追求“美国梦”的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在无意中把追求幸福与追求高收入和职业成功混淆了。
更多的人把物质主义当成了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只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不幸福。
有的人虽然非常聪明且干劲十足，但却无法与他人建立连接，他们在我的实验室里是无法脱颖而出的。其中也有几个学生一直无法真正融入整个团队，因此他们一直过得非常辛苦。虽然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工作也非常勤奋，但是却不能运用身边的集体智慧和专业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连接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正如集体智慧和因特网也是一种资源一样，它们都能帮助我们完成必须完成的事情。
公平（感）看似是一种相当含糊的驱动力，但是不要忘记，公平（感）在我们的大脑中激活的神经回路恰恰与“赢钱”相同。
地位、社会连接和公平，这些因素都会对组织的绩效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认真地考虑这些因素。增强这些因素的成本很低，但对提高工作绩效却非常有效。无论员工们是否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天生会因为被所属的群体认可和重视而受到莫大的激励。
格兰特的最大发现是，对于绝大多数行业中的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意味着帮助别人。
在历史上，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对此洞若观火了，他曾经这样写道：“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要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加愿意帮助你。”
帮助别人会让我们感觉良好：这种行为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
第一个正式的“学校”出现于公元1世纪，它的目的是将犹太儿童集中起来学习《塔木德》（Talmud），即《犹太法典》。在这种学校里，年满6周岁的儿童集中起来学习，每个班的学生都不超过25人。
学校又该怎样对这些强大的社会动机做出回应呢？目前，学校通常采取的立场是，把学生们的社会冲动关在校门外或教室之外。在课堂上说话、传递小纸条，或用手机发短信给同学，都是必须“严惩的罪行”。学生们接受的指令是，当你进入教室后，“请关闭你的社会脑”，因为我们要开始“学习”啦！这种做法与要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不要产生吃东西的欲望有什么区别！学生们处于“社会饥渴”状态，而这种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它将一直令学生们分心下去，因为我们的身体非常清楚，这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通过“社会叙事”来呈现历史事件，着重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动机，就能够更积极地调动学生基于心智化过程的记忆系统，从而使学生更高效地将那些关键的历史事实保存在长期记忆中。
正念禅修（mindfulness meditation）就是强化自我控制这块“肌肉”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研究已经证明，正念禅修能够显著提高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法可以训练自我控制“肌肉”，而且这种训练的效果将使我们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