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凯歌
一来因其与“无神论”的主义相悖,有碍“思想统一”,二来恐其“与党争民”,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
记得极小的时候,我问母亲:党是谁?母亲竞无言以对,她说,党不是一个人。我不懂,那党是谁?母亲望了望毛泽东的画像。于是我懂了,党就是毛主席。
“文革”初起时,“保卫毛主席”是春秋曲笔,既然需要“保卫”,必然有人“反对”——但不说是谁。于是四出寻找反对者,然后群起而攻之。出窝黄蜂的第一群就是青年学生,是“文革”前就有了准备的缘故。
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却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这些言论,作为打烂整个教育制度的信号,已经被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接收到了。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又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历史的经验使统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暴力。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但历来的动乱尚有果实先自成熟而后落地的自然过程,毛泽东却决心制造大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的天国也就在大乱中诞生了。
学校早已停课。我们的反应最初很像英国影片《希望与光荣》中的场面:在被德国飞机炸毁的校园中,孩子们向着硝烟弥漫的天空高喊:谢谢,阿道夫!
。未受过教育者对受过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实行管制,是毛泽东的许多伟大创举之一。
“武斗”一词始于“文革”之初毛泽东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江青后说:“敌人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文攻武卫!”乱局之中,谁开枪都可以称为自卫,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事实上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和史诗出现——因为,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出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历史总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开细看的,反而是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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