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功秦
如今流行的话是，苦难是财富。那么苦难更属于谁呢？它永远属于贱民，属于二等公民。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台词。曾文正家书为什么清末风靡一时，而今东山再起？因为富人的子弟成才太难。用理论家的话说：“历史是贵族的坟墓。”用民间的俗话说，风水轮不能光照一家。事实如此吗？为什么？我希望有人好好研究研究出身与成才的相关性。
游戏是如何被阉割和改造的，在这一过程中丢失了什么？艾里克森说： 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制，游戏便在何处终结。
用《定真玉箓》的话来说就是“进止和光，挫锐解纷”。
记得当年有人不无自豪地说造化钟情于湘，这是说百年间湖南人中，论名臣有曾国藩，论诗人有王闿运，论烈士有谭嗣同，论画师有齐白石，当然论领袖还有毛泽东，现在我们只好不无沮丧地说，佛教研究史太钟情于那十年，那十年里有过胡适，有过陈寅恪，有过陈垣，有过吕瀓，当然还有汤用彤。
“难以智昙共谈义，夕阳犹照宋残碑”
吕瀓也在《佛教研究法》里说过，佛教研究“应以历史为贯穿，而务去宗教信仰之夸张，期得道理之实际”
我以为，真正使得本世纪30年代佛教研究有一大进境的原因中，不能不说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化的、摆脱了实用意味的学院化研究群体的形成。从1911年蔡元培聘请并不很学院化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来之后，20年代起，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在清华，胡适、汤用彤、周叔迦在北大，陈垣在辅仁，到30年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就从思想界宗教界逐渐转移到了教育界，而那种较少染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宗教信仰色彩的学术研究才能在逐渐成熟与独立的学院中兴起。
所以，衰也罢，兴也罢，都还不是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佛教研究，随着清帝国的崩溃和革命党的胜利，鼓吹革命的佛教思想随着革命的成功已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又是一个短暂的沉默时期，1911年即辛亥革命的前夕，影响了晚清一代佛学思潮的杨文会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从此结束。
“习气多生磨不尽，心头恩怨未模煳”，文献专家也罢，学院教授也罢，人难以忘情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社会，书斋生涯中总有意气顿生的时候，粉笔春秋里总有拍遍栏杆的时候，于是那些严谨的著作中有时会突然偏离正题议论横生，有时会悄悄埋伏暗示褒贬时政，充当思想家的热情与扮演改革者的愿望虽然显示了他们的人格与精神，但也使他们本应达到的学术水准不免要打些折扣，减些分量，无论是胡适、陈寅恪、陈垣，还是汤用彤。
我们常说薪火相传，但是这“传”常常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智慧的传续，老师可以教学生很多很多，唯独这种洞察幽微的智慧、超脱俗尘的精神、雍容平正的风度和高尚其事的气节，他无法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