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从容
许多文化都认为人类是由主神亲自创造的，所以身份尊贵。但在古希腊文化中，人类却是由普罗米修斯创造的。普罗米修斯也是神，但只是早被推翻的泰坦巨神的一个后人，而且是一个品德不太好的小神，经常欺骗奥林匹斯山上的诸位大神
在其他很多民族的神话中，人类都被主神视若子嗣、呵护有加。在希腊神话中，人却是纷扰喧闹的大地生物中的普通一员，甚至要靠自己的努力在茫茫大地上与主神争夺生存资料。所以希腊文化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天子”或“圣子”这类生而尊贵的人物，相反，竞争、奋斗而非一人独大、万众咸服深藏于欧洲思想的源头，为后来的“个人主义”思想奠下了基石。
古希腊第一代神王是从混沌中诞生的地母盖亚和从她而生的天空乌拉诺斯。他们结合诞下了众位泰坦巨神。乌拉诺斯害怕自己被子女推翻，不许孩子从母亲盖亚体内出来，盖亚最后忍无可忍，怂恿儿子之一克罗诺斯率领众泰坦兄弟造反，趁乌拉诺斯休息的时候阉割了他。乌拉诺斯的血流到地上，变成了复仇女神，阴茎落到海里，化成泡沫，从中生出了爱和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
对于希腊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有一种解释称之为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不同。对于中国这样的农耕民族来说，自然界的突发威胁相对较少，农耕更需要一群人在德高望重者的领导下同心协力、相互配合，因此农耕文化的英雄是那些经验和品德足以服众的人，可以把群体变成稳固的社团。以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则不同，人们一旦出海便处于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威胁之中，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且超出人类力量的挑战。海洋文明的领袖必须能够及时应对威胁，有力量带领人们出海并安全返回。正由于海洋生存时时面临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不可能用道德来解决，因此只有在挑战中胜出的英雄才能获得其他人的尊重和服从。这也奠定了希腊文化中的竞争意识和能者居之的传统。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曾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两大主题：战争与性，或者也可以称为英雄对敌人的征服和英雄对美女的征服，两者都是英雄荣誉的重要部分
事实上，早期的希腊英雄既非思想的英雄，也非道德的英雄，而是自然力量的英雄，用荷马的话说，“没有什么能比凭自家的腿脚和双手争来的荣誉更为隆烈”。中国历史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也是这类力量的英雄，可惜他败给了刘邦，在中国历史上被贬为有勇无谋的莽汉
正是由于在现代生活中，这些自然能量的运用越来越少，公平竞争的体育赛事才更寄托了人们对早期能量型英雄的向往。
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写道：“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便为了一根稻秆之微，也要慨然力争。”赫克托耳和特洛伊罗斯之所以可被称为莎士比亚心目中的英雄，是因为他们为了荣誉放弃了对利益的算计。
农业文明需要的是忍耐、保存能量、运用经验和智慧存活下来，所以农业文明中的英雄多为能耐型英雄，活着成为第一要务。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则主要是能量型和荣誉型的英雄，权力和金钱很少成为奋斗的目标，追求的是建功立业，得到众人的尊重和传扬，这也正是荷马史诗所起的作用，即将荣誉型的英雄观念保存并传扬。
这也是为什么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凯旋，紧随其后的不是成车的战利品，而是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
羊皮纸的制造是一项非常复杂昂贵的工艺，首先要将生皮处理软化，再将全部毛发和零星边皮除去，并将两面压平，然后在皮上喷浇石炭粉，再以浮石用力摩擦，此项处理是否细致决定着羊皮纸的品质。而在纸上的誊写、绘图、上色等更非一个人能够完成，在当时只有教会才能分工集体运作，这决定了中世纪的文化主要是天主教教会文化。
当然《旧约》与《新约》的价值观念其实有很大不同。拿“爱”这个观念来说，《旧约》的道德原则是以牙还牙，人死偿命，偷东西赔钱，追求的是公正；《新约》的道德原则是宽恕和感化，如果别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让他打，因为打人的人总有一天会被你的爱和宽恕感动，从而改过自新。《新约》的价值观念已经超越了动物的本能，是一种理性的而不是本能的行为原则，这也是为什么《新约》能够在现代理性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康德把美分为“优美”和“崇高”:“优美”是人的感官和理解力所能接受的形式和比例，带给观赏者的是愉悦；“崇高”的事物无论在规模还是力量上都超出了人的认知力和控制力，带给观赏者的是震撼。
苏格拉底思想的博大精深、独树一帜早已为世人所承认，但是苏格拉底在世的时候，却被视为智者学派的一员，阿里斯托芬尤其持此看法。
智者学派在当时主要指一批收费授徒的人，主要教授学生修辞学和辩论术，培养他们高超的论辩和演说能力，目的是在当时需要凭演讲赢得民众支持的政治舞台上取得成功。智者的教学活动有鲜明的功利性，以胜利为目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经常质疑长久以来通过神话和戏剧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因此也被称为“诡辩学派”
苏格拉底在现实中被判处死刑，证据之一便是阿里斯托芬的《云》。
普罗塔哥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事物的善恶是非，因此为唯我主义的诡辩奠定了基础；也可以理解为世界通过人的感知才能被认识，因此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感觉主义，与17世纪贝克莱提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有相似之处
康德 人为自然立法 至于悲剧应该在城邦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民众。
在欧里庇得斯那里，贵族开始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只归因于神；观众也被希望学会自己做出判断，不再唯贵族之命是从。
由此可见，古希腊戏剧家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以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为代表，表现理想，追求戏剧的庄严崇高；一类以欧里庇得斯为代表，表现现实，追求戏剧的真实性和思辨性。
在《群氓的时代》中，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指出：“融入一个群体的个体所发生的心理调整，各方面都与那些由催眠术带来的心理改变相似。”迷狂正是一种集体的心理催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判断力让位给了所谓的领袖，即群体的引领者和教育者。在狄俄尼索斯崇拜中，狄俄尼索斯便是这个领袖，疯女子们在仪式中放弃自我，彻底接受他所代表的价值。
复仇神》中，歌队却扮演了冲突中的一方——复仇神。古希腊人相信，血亲之间的仇杀会被神所诅咒，而且会一代代不断地仇杀，直到双方家族全部毁灭。复仇神代表的就是这种血亲的仇杀，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厉害的诅咒，即便主神宙斯也无能为力。阿伽门农的故事与俄狄浦斯的故事一样，都是典型的命运悲剧，代表着古老命运不可抗拒的权威性。
妻子杀死丈夫之罪，大于儿子杀死母亲之罪，正是父权社会的体现。最后雅典娜宣布俄瑞斯忒斯无罪，正代表着对父权制的肯定
第一场俄狄浦斯发誓找到并严惩杀死老王的凶手，最后却是先知指出俄狄浦斯就是这个凶手；第二场王后过来安慰丈夫，最后却更确证了俄狄浦斯就是凶手；第三场科任托斯的信使试图安慰俄狄浦斯，结果却是揭出俄狄浦斯杀父娶母。亚里士多德指出，通过突转和发现，索福克勒斯把戏剧一次次推向了出人意料的高潮，使全剧充满戏剧性。突转和发现后来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结构模式。
从大约公元前420年开始，欧里庇得斯逐渐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提出暴力只会导致暴力，争执永远不能通过流血来解决，这在当时是特立独行的。他开始创作反战作品，对战争中的弱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他的悲剧中，胜利者常被描写得残忍无道，失败者却有着自己的尊严。
欧洲很多国家实行长子继承制，贵族们会有不少儿子，但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土地和财富。那些小儿子们虽有贵族的身份，却大多无法谋生，且无所事事，在社会上流浪。于是如何打发这批人就成了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欧洲贵族也觊觎着东方的财富，由此出现了中世纪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这件事情对后来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当时只有君士坦丁堡保留了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的文献资料。十字军把这些文献掠夺回欧洲大陆，对意大利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件事相当于从教权神授转向了教权民选，在宗教上的意义不同一般。后来马丁·路德张贴反教会的宣言可以说正是这种人本精神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人本精神下，教会由原先的天主教分裂出后来的路德派、加尔文派、再洗礼派等，这些其实都早已经在教会内部萌芽了。这样，人与上帝的关系由过去的以教会为媒介，变成了新教的因信称义，信徒自己与上帝直接发生联系。这其实是个人主义的萌芽，历史就这样渐渐进入了现代。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熟悉的“神父”（Father）其实主要在天主教、东正教和英国国教中使用，新教中对应的是“牧师”（Pastor），因为修士不再是信徒的“父”而只是引导者。此外天主教堂和多数新教教堂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天主教堂有大量的神像，但多数新教教堂不拜偶像，因为新教不相信人和上帝之间有什么媒介，强调阅读《圣经》。雕花的窗户在新教教堂也很少，除了英国国教的教堂。
因为按照新教的天职观，人在现世中，不是如之前天主教所说的要用苦修、禁欲等方式获得上帝的恩宠，相反一个人是否获得救赎是先定的，苦修禁欲并无作用；与此同时，为了不浪费上帝赐予人的宝贵时间，人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责任和义务，以此来荣耀上帝。而要取得足以荣耀上帝的成就，无疑需要人的理性和情感发挥作用。 文
明清两个朝代的时间，欧洲文化为什么就能迅速从野蛮起步直至超越了中国？时间的积淀在这里似乎失去了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社会的整个知识和思维范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短时期内无法适应这一完全变化了的知识结构，闭关锁国政策更阻滞了向现代知识范式的转变。面对改变了的范式，越是努力掌握传统知识越无济于事，认识到改变的发生并理解新的范式才是当务之急。 一 谈到文艺复兴，就必须要谈到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取代了当时中世纪的神本主义，人成了宇宙的中心、万物的灵长。与对人的肯定相连的，除了人的意志、理性、思想之外，还有对人的情欲的肯定。基督教的核心是放弃现世，追求天国，神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为什么在上帝的意志之下，人的意志还可以具有重要的作用？马克斯·韦伯说，这正是新教与传统的天主教之间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正是新教的现世伦理观为欧洲社会从文艺复兴起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因
因为按照新教的天职观，人在现世中，不是如之前天主教所说的要用苦修、禁欲等方式获得上帝的恩宠，相反一个人是否获得救赎是先定的，苦修禁欲并无作用；与此同时，为了不浪费上帝赐予人的宝贵时间，人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责任和义务，以此来荣耀上帝。
经院哲学在积累时期主要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大发展时期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更多
随着学校越来越世俗化、贵族化，后来的知识分子已经从早期以教士为主逐渐社会化，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不再仅仅由教士组成，还有很多贵族。这些贵族有自己的身份、言语和行为方式，成为宫廷人士，人们把他们称为“廷臣”，他们成为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力量。
当时有一种主流看法认为老师的思想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教师只是上帝声音的传声筒，如果拿上帝的思想收钱就相当于出卖上帝，因此不应该收取学费。
卢梭认为无论古今，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保守社会中的困境是相似的，都存在个体思想与群体价值之间的冲突。
。在但丁看来，精神追求是超越现世束缚的关键，一旦没有了向上的精神力量，没有满怀希望的追求，而是留恋于已有的现实，那么人就在地狱里面。
显然在但丁看来，精神追求对于有价值的人生是必不可少的。
薄伽丘用《十日谈》中的大部分故事努力证明一个今天已经被视为常识的道理：以性为代表的人性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压抑的，任何建立在压抑人性基础上的制度或体系都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挑战，根基不可能稳固持久。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很多早期小说都存在的：试图在有限的空间里把复杂的事件全部交代清楚，缺乏荷马那样果断地从10年事件中选取最后51天的能力。
这个故事把叙述只集中在冲突最激烈的那一晚的最紧张时刻，运用了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戏剧性结构方式——突转加发现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文主义者都不是单学科的专家。他们并没有学科的界限，甚至可以说没有学科意识，不像今天的知识分子一心想成为某个学科的权威。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是要尽可能地了解这个世界，了解人，并且让自己的力量得到尽可能大的运用。
因此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说，文学是给天平轻的那一端加上砝码
好的文学不是告诉读者去做什么，而是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开阔的世界，看到不同价值观念存在的可能性和理由。
笑打破了真假的界限、善恶的界限，在这样一种笑的明朗意识中包含的是自由和解放。正因为看懂了《巨人传》的这一点，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巴赫金以《巨人传》为案例，提出了民间文学中与严肃相对抗的“笑”
诙谐与生育行为、诞生、更新、丰收、盈余，与人民世俗的不朽相连，最后还与未来、与新的将来相连，为它扫清道路。
而巴赫金的解释是，为什么诙谐、幽默如此重要，因为诙谐不会创造教条，不可能变得专横。诙谐标志的不是恐惧，而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他参加了1571年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击败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勒班陀战役，当时他发着高烧却坚持参战，结果左手中弹不再能动，所以被称为“勒班陀的独臂人”。战争结束后，他拿着国王弟弟的推荐信回国，结果在路上遇到一列土耳其小船队，被抓到北非做了奴隶。在为奴的五年中，塞万提斯几次带头逃跑，但都被抓了回去，每次他都会站出来说他是策划者。他的勇敢感动了很多人替他说情。五年后他赎身回国，但这个社会承认的是幸存者而不是英雄，所以早已把他遗忘了。穷困潦倒之下他只好以写作谋生。他租住在一栋三楼房子的二楼，一楼是酒馆，三楼是妓院，书桌在楼梯的边上，他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写完了《堂·吉诃德》。
当代语言学和哲学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人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规范和构建着我们对自身和社会的理解和实践，这让我们一向以为坚如磐石的现实存在显示出被主观构建的一面，因此也未必比被作者用语言构建的小说世界更真实和现实。
。但进入18世纪，被视为那个时代文化领袖的塞缪尔·约翰逊就已经非常深刻地指出：“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可笑。
马基雅维利主义大行其道。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君主论》中最为人知的，就是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莎士比亚在1616年4月23日病逝，公历同年同月同日塞万提斯病逝，两人的同时辞世被认为宣告了文艺复兴的结束。
不能不承认，莎士比亚创作的时候，并没想着去担起淳风化俗的责任，相反他倒更关心如何让他那个时代的观众感兴趣，通俗地说，就是如何保证上座率。所以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非常强的表演性
莎士比亚的一大过人之处正是他超越一切限制的能力，莎士比亚的不羁显示出，对于莎士比亚来说，没有文体界限，没有道德标杆，只有对人和人生的理解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
当宗教的超验许诺和约束被削弱，欲望因人性的张扬过度膨胀，现实得失似乎更关乎幸福的时候，一旦现实的功利占据了上风，又没有足够的约束来加以限制，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就很有可能大量出现。
理查三世毫不留情地杀死亲人、杀死爱人、杀死帮他得到王位的手下，并玩弄各种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行为原则和后果被莎士比亚清晰地描述了出来
跟理查三世相比，福斯塔夫只不过是未能用理性约束住欲望，只是让自己过得快乐，没有任何野心和目的，也不具备生出野心和目的的条件，这使他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但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也深知这类动物性中潜含的危险性，尤其当动物性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可能变成为实现欲望而不在乎手段的新型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伊丽莎白女王同样深知动物性与权力结合的危险，她对待埃塞克斯伯爵的方式，就是当动物性在权力的支撑下有可能演变为兽性时，像亨利五世一样果断地斩断这一可能性。
所以格林布拉特在《俗世威尔》中也说，那些生活放荡的大学才子们会诧异地发现，被他们视为乡巴佬的莎士比亚“对许多事情都做过深刻思考”，而且“想象力远不像他们的那样囿于常规”。一方面莎士比亚具有超出他人的开放，超越规则的不羁；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有“某种类似道德保守主义的东西”，坚持人必须对欲望有所克制，“莎士比亚拒绝完全投身于混乱无序的生活”。
屠格涅夫区分了文学史上的两类人：一类是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者，为理想而行动，有时不免鲁莽；另一类就是哈姆雷特式的思想者，因不断思索而丧失了行动的力量
但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真正反复思考的其实并不是如何给父亲复仇，而是“是忍辱偷生还是奋起抗争”（to be or not to be）那句独白。
哈姆雷特的思考方式就是把普通人认为偶然的事情上升到普遍的层面。这是为什么哈姆雷特听说母亲改嫁后，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而不是更有针对性的“妈妈，你怎么这么脆弱”。他在思考母亲的行为时，直接将其概括成了所有女人的行为。由此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指责奥菲莉亚放荡，他说的是“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他在指责的时候逐渐从单数“汝”变成了复数“你们”。这就是哈姆雷特思维的独特之处：把各种偶然事件上升到普遍性的层面。
。屠格涅夫深刻地看到了哈姆雷特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思想者的特点，思想者在一件事里还看到更加复杂的人性问题、生命问题。
笛卡尔则以其开创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开启了西方现代哲学，他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
既害怕死亡，又必须互相杀戮，这两条结合在一起，人只能交出自己的欲望和权力，以便在群体状态下和平相处。要保证和平的群体生存，就需要一个类似社会契约的东西，每个人同意转让一定权利给社会的统治者，而统治者有义务保障他们的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臣民必须服从国王，因为他们已经同意让渡自己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国王必须保障契约者的生命安全，因为王权是契约的产物，而不是如让·博丹、雅克—贝尼涅·波舒哀等法国王权理论家试图建立的“君权神授”说。
合理的利己主义相信人可以理性地实现利己利人的双赢效果。合理的利己主义虽然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因此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就是回到人性本身。
休谟认为决定人的行为的是情感而非理性，伦理分析应建立在情感和激情而不是理性之上，因此提出他的名言“理性是，而且仅仅应该是，激情的奴隶”。
菲尔丁开启的情感与利他主义之间的联系到后来却逐渐变质为多愁善感（sentimentalism），在18世纪下半叶的感伤主义文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一文学流派用感情代替理性作为生活的最高准则，歌颂那些善良、同情和忘我无私的人，描写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怜悯。但问题是该流派的大多数作家缺乏菲尔丁对真正的利他主义与伪善的辨别力，缺乏菲尔丁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因此比如在麦肯基的《多情男子》里，利他主义蜕变为看到苍蝇掉到水里淹死也会痛哭流涕。因此英国作家王尔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愁善感的人在乎的其实不是他人的受难，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有同情他人的能力，骨子里不是利他而是自恋。
多愁善感者的利他主义只停留在想象中，与汤姆那种本能的付诸实践的利他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所自诩的温情和高尚是那种把同情与利他主义简单等同的结果。
在启蒙运动之前，古典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这段话被认为是《老实人》中“一切皆善”说的集中表述，“一切皆善”说则被认为来自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即“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
如果人类有自由意志，同时又被给予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那么自由意志就毫无意义。所以为了保证人类的自由意志可以正常使用，就要允许人类去犯错，而犯错后去纠正错误的过程，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得以运用的体现
卢梭是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把自然与文明对立，同时又高举自然旗帜的人
因此后来拉摩的侄儿说：“在自然界，一切的种类互相吞噬。在社会中，各种力量的人互相吞噬。”社会上不管上层还是下层，食利阶层还是劳动阶层，都会相互吞噬，这意味着与其说《拉摩的侄儿》是对社会的批判，还不如说是对人性的反思。
热的文章是论断式的，也是鼓动群体民众的方式，对摧毁敌对的力量尤其有效，可以用共同的敌人唤起群体的仇恨情绪。但是这种热的文章对于经济建设却非常危险，因为其中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冷静客观的思考
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的，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需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他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他的爱情呢，也就完了，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完了。
卡尔的放荡不羁显示出天才人物对自由的绝对坚持。自由也是狂飙突进运动以及之后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人在群体中可以享受多大的个人自由，这才是自由的关键，这也是卢梭所说的“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关键：作为群体的一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让渡自己的自由。问题是，让渡到哪一步？
这样，卢梭的理论中就出现了一对张力：一方面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理性和规则。正是这对张力导致了卢梭提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矛盾表述
以赛亚·伯林注意到，很多群体运动，包括启蒙运动，都打着让个人获得自由的旗号，强迫个人遵从启蒙者的教导。因为个人被认为是无知的，而启蒙者是理性的，所以到最后，自由已经变成了不让个体自由的理由，这样的一种自由带来的其实是强权。
他提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如果每个人都按照社会的规则做，实际上就得到了自己的个人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说，你以为喝酒是个人的自由，但根据卢梭的理论，这不是自由，因为喝酒会伤害身体，最终带来的疾病或贫困会使你失去行动的自由。相反，按照社会的规定避免酗酒才能真正获得个人的自由。
自制带来自由 之所以称为“古典”，是因为歌德和席勒后来推崇“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一古典精神，以此来解决狂飙突进时期个人的痛苦和绝望。
随着对人性理解的深入，18世纪的思想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人性的分裂，但是古希腊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感性和理性的调和，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谈到的“灵魂马车”也是希望代表着头脑的御车人能够同时驾驭“爱好荣誉，谦逊和节制”的理性驯良马和“不规矩而又骄横”的激情顽劣马
在这种心境中感性和理性同时活动而彼此抵消，心绪既不受物质的制约，也不受道德的强制。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席勒那句被不断篡改的名言：只有在游戏中，人才是自由的。
在游戏的时候，人的理性目的追求与他的感情愿望、快乐欲望是能够合二为一的，此时人才进入一种“自由心境”（freie Stimmung）
这个故事反映了歌德后期对人生的看法，从维特到迈斯特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从小我向大我的转变，或者从自然的人向社会的人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歌德认识到，人只有在服务社会的时候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只有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让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个人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歌德最后实际上走向了群体理性，认为个人必须把自己让渡给社会，在社会的改造中获得个人的幸
或许歌德也意识到了，人类可能永远找不到自然人和社会人之间的和谐状态，换句话说，生命永远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一切生活，一切自我，无论小我还是大我，无论快乐还是风险，所有这些都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有的只是不断的探索，并没有终极答案
有点萨特存在主义的味道了 人生是荒谬的 积极选择 华兹华斯的诗歌以亲近自然著称。他不认为世俗的生活和城市文明是人类的正常生活状态，相反认为人们起早赶晚，“收入支出浪费着我们的才能……蝇营狗苟使我们舍弃了自己的性灵！
虽然对“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句话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从诗的上下文看，济慈这里依然在主张通过感官获得的审美认识可以达向永恒，获得能知道和应知道的一切，理性在这里并不重要。
在18世纪及之前的法国，出身决定一切，贵族身份是世袭的，商人再富有也进不了上层社会，社会固化程度比封建时代的中国严重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的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为下层的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入上层社会的上升渠道，这种渠道在过去的法国并不存在
随着商业社会结构的日益成熟，金钱必然逐渐取代出身，成为人们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依据。在司汤达之后，巴尔扎克就不无悲哀地记录了法国在19世纪发生的贵族衰微、商人占据上风的过程。随着商业社会带来的上升渠道的开启，向上爬也在19世纪成为欧洲文学的重要主题。在阶层固化被资本流动取代后，一个普通人如何能够爬进上层社会，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虽然爱情的社会功能在过去的家族联姻中早已存在，但是19世纪是把个人的生物、精神和社会追求都结合进爱情之中，这也让爱情承载了太多的目的，也更容易出现矛盾冲突。
几乎从创作初期，巴尔扎克就把对人生的理解与商业社会的经济观念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在《正直人法典》中他就提出“生活可被看成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场持久的斗争”，经济将成为巴尔扎克观察社会和理解爱情的主要切入点。
福楼拜最有名气的作品是《包法利夫人》，虽然未必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但是因为其中对19世纪爱情观念的变化有一针见血地把握，因此广为人知
如果说在夏多布里昂的时代，还有衣食无忧、名利世袭的贵族可以抛开功利来追求浪漫，到了福楼拜的商业和中产阶级时代，金钱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贵族也不得不考虑经济上的得失。
因此包法利夫人的死与其说罪有应得，不如说是一个渴望浪漫的人在一个务实的时代的悲剧。
通过《情感教育》，福楼拜要写出的是务实的社会里激情已经不再是爱情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只是包法利夫人式的自我欺骗。现代中产阶级更会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为浪漫与现实找到一个弱化但平衡的爱情形态。
事实上，在狄更斯之前，英国经济学家边沁就已经提出了效益主义伦理观（Utilitarianism，以前一般被译为功利主义）。效益主义判断行为善恶的基本准则就是“达到最大善”（即“最大效益”），即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达到最大化。这完全是一种商业性的算计做法。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发现产品有致命缺陷，但改装汽车的费用会超过可能出现的伤亡事故的赔偿额的一倍多，根据效益主义的计算伦理问题的方式，福特汽车的主管们选择了不去改装。
但实际上狄更斯越到后期，对爱和情感的力量越悲观，其后期作品对社会的荒诞和个人在社会体制面前的无能为力的揭示，已经与后来的卡夫卡不相上下了。而在卡夫卡的时代，现代资本社会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其对个人的影响和改变已经彰显出来，狄更斯却是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初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危险，并且看到了后来法国学者福柯用不同著作所描绘的现代社会体制中的权力网络，以及个人主体性在其中的丧失。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城堡》等都表现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根本无法摆脱整个社会的利益体系、法律机构、官僚机构的控制，在《变形记》中即便家人之间的感情也被利益网络所塑造。现代人就如福柯说的，是处于话语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被动的位置，自以为有自己的思想和选择，其实无不受社会话语的规训。而这个问题，狄更斯在《荒凉山庄》和《小杜丽》中早已有深刻的表现。
卡夫卡的《审判》
法律是现代资本社会运行的基础，但狄更斯和卡夫卡一样深刻地看到，法律也是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庞大规训网络，在这个机制里，所有人的生活、思想和命运都会受其支配。
结合狄更斯再早一些的作品可以看到，原因在于日益制度化、程序化和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体系剥夺了个人的情感和主动性。
奥斯丁以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社会的门第和金钱观念而著称，但其实这些门第和金钱观念也已内化为了奥斯丁自己的价值立场，成为她笔下的爱情游戏中所有人默认的自觉选择
是否拥有仆人是她们是否还属于乡绅阶层的重要标志，而嫁给同一阶层乃至更高阶层中有经济保障的丈夫，是当时很多英国中产阶级女性避免下滑的唯一出路。
奥斯丁虽然对当时乡绅阶层面临的经济冲击有较敏锐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像狄更斯那样直视这个问题，而是用教养、聪明、善良、得体等伦理品质取代了经济上的真正博弈，胜出的女主人公往往是符合理想的中产阶级行为原则的女性
因此就像有的评论者指出的：“处身在这样一个严峻、要求苛刻且往往带有敌意的世界上，女主人公该怎样通过婚姻来获得个人幸福呢？奥斯丁的告诫是应该用理智来控制情感。”事实上，奥斯丁的主人公并非为了情感不顾一切，至少奥斯丁让他们都学会了理智地考虑财产在情感中扮演的角色，自觉地把情感好恶与财产多寡结合为一体。
这些男主人公就和当下不少中国流行作品中的“霸道总裁”一样，潜含着对财富的羡慕和用财富取代传统美德的取向
艾米莉·勃朗特的爱情观体现的是现代爱情观：激情高于理性。虽然激情不会被社会所接受，甚至主人公会碍于社会观念不敢选择激情，但激情却永远是生命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惜，并且伴随一生的感受，就像虽然凯瑟琳·欧肖在现实生活中最终嫁给埃德加·林敦这样一个代表着社会地位、礼仪，乃至温情的典型英国绅士，但她终生爱着希斯克利夫，死后灵魂依然在荒野中等着希斯克利夫。
艾米莉·勃朗特明白当时英国社会总体上的中产阶级特点，认识到社会道德把门第、等级和得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用表面代替本质，回避真正的人性，把自我让位给社会规则。艾米莉·勃朗特则坚持人性中有本能的、深刻的、激情的、生命的成分，而不是只有理性务实。这些成分可能有悖社会标准，却有必要去正视和理解。艾米莉·勃朗特用奈莉作为叙述者，表明她完全知道当时英国更普遍存在的是中产阶级小心谨慎的庸常世界。而更可贵的是，她依然能够透过中产阶级的理解力，描写出人性深处被礼仪过于压抑了的欲望，并给它们表现和存在的空间。
英国各个阶层充满了这样的势利做派，贵族同样如此。比如克劳莱小姐口口声声众生平等、感情至上，但当蓓基·夏泼真的要越界进入她的阶层，她立刻就暴露出势利的本相。
而现代社会这种务实的功利主义在哈代看来才是堕落，表面看起来无可指责，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道德自律。跟他们相比，苔丝时时用道德来反思自己，这让她活得比周围人沉重得多。
”换句话说，对她妈妈来说，没有利害影响的事就不是事，道德只是一件可以随时脱下和穿上的外衣。
哈代笔下的主人公很多都像苔丝一样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十字架，因此活得异常沉重。
善与恶的评判标准不应该是现实的得失，甚至也不是实际做了什么，而是是否还相信并坚持内心的道德，或者说，良心。
康德的道德标准 这两种重复其实代表着两种世界观。前者认为世界是同一的，有着共同的规律；后者认为世界是差异的，各不相同。“柏拉图的重复建立在牢固的原型模式之上，重复不会使其改变……另一种，尼采式的重复假设了一个建立在差异之上的世界。
哈代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这样务实的人，在功利价值观下只看结果，不在乎手段。
那些坚守内在道德的人，面对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时，实际上无法适应，两种价值观必然冲突，冲突必然带来悲剧。
。巴尔扎克从经济层面，哈代从伦理层面，对现代社会做出了悲观的结论。现代社会是一个降格了的环境，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只会感到痛苦。
哈代拒绝从传统的单一道德转向现代的异质道德，反映为他笔下人物的悲剧可以说是时代错位的悲剧。虽然理智地说，认识和接受时代的变化才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哈代的主人公拒绝这个时代的道德降格，倒有一种悲剧的崇高。
比如科幻文学是对未来世界的推想和预言，而有趣的是，科幻文学三大家之一的阿西莫夫认为人类发展到最后，会把个体变成群体的一部分。在他的小说里，未来会出现完全仰赖科技发展的世界（第一帝国）和完全仰赖精神发展的世界（第二世界），但是阿西莫夫认为这两个发展方向都有问题。最后主人公进入了一个叫盖亚的星球，在那个星球上，人和所有存在，包括石头、树木、各种生物，以及人类的意识都是连在一起的，而连在一起就意味着群体中的任何一个受伤，自己也会感到伤痛，这让个体对其他个体的痛苦都感同身受，喜怒哀乐最终组成了一个整体，也就消除了彼此伤害的可能。
因此一些西方科幻作家对人类未来的预言非但不是走向个人主义，反而是人类必然以群体的状态存在
德国成长小说里的主人公往往在群体生活和社会劳动里找到自己的精神目标，比如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一开始只是追求个人的快乐和爱情、个人的政治抱负和审美需求，但是最后走向了填海造田，改造社会的群体生活
德国文化中其实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传统：一种是歌德在古典文学时期所开创的大我传统，主张个人为社会服务；一种是狂飙突进运动开创的天才个人传统，把现实理解为由平庸的小市民组成，循规蹈矩，务实但缺乏创造力和精神追求，是个人应该反抗和摆脱的。
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把精神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天才与庸人对立起来，并且把前者置于更高的位置。由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德国哲学家尼采会提出“超人”思想，这一思想是由整个德国文化传统作为背景的
波德莱尔在诗中明确指出，艺术家也是如此，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在超验的世界里获得无限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精神追求反而会使他无法与平庸的现实融洽相处，灵魂世界里的那些优秀品质反而会成为庸人嘲笑他们的理由。
醒过来之后，托马斯·曼放入了书中唯一用斜体字标示出来的一段话：“忠诚于死亡和死者乃是邪恶的，是一种阴暗的欢乐，与人性是敌对的，它会影响人的思想。一个人为了善良与爱情，绝不能让死亡主宰自己的思想。”在这里，托马斯·曼把善良和爱情放在了精神追求之上，前两者属于伦理和情感，更涉及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整个《魔山》实际上是托马斯·曼用隐喻的手法对抽象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加以反思。
。事实上，作为一种成长小说，《魔山》沿着歌德所开创的成长小说传统，从个体最终走向了群体，最后汉斯也选择了下山，投身于战场的群体之中
。而在这之前，狂飙突进运动推崇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与中产阶级社会对抗，这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的重要主题
阿德里安一次次走向社会的努力反而给他身边的人带来了灾难，这让阿德里安明白魔鬼就意味着剥夺一个人爱的能力和权利。
《浮士德博士》出版于1947年，但在浮士德与魔鬼签约的民间故事中，浮士德要的不是名利而是知识，或者说想要获得超人的能力认识这个世界。阿德里安与魔鬼的签约同样也有这一内容，魔鬼让他潜入了人类从未到达的大海的深处，也向上飞离地球，前往人类从未到达的宇宙中的其他星球。
用书中的话说，人的天性指“一切懦弱的东西，一切像猴子一样的东西，一切愚蠢、渺小的东西”；狼的天性则指“在我心中燃起了对强烈情感的野蛮渴望，对轰动世界事件的渴望；燃起对平庸、单调、常规、空洞的生活的愤怒”。无疑，这里人的天性与狼的天性的对立，与赫尔米娜的世俗世界与永恒世界的对立一样，都是狂飙突进传统中庸人与天才、物质与精神的对立。
所以莫扎特给哈勒的启示是，只要能够跨越这些界限，就能够进入那个杂糅的世界，用智慧而游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
阿拉贝尔的悲剧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他与爱洛伊丝的婚姻其实只是导火索，实质上是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困境。
某个社会对人性过度压抑之后，人性的解放往往从性开始。性实际上最具人类共性，也最容易带来人性的全面解放，这同样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文学在开始阶段充满大量的性描写。
不过这个智慧体现在哪里呢？那时因为没有纸，擦屁股会用干草、瓦片儿等各种方式解决，但是高康大上厕所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只鹅，就拉过来用鹅的脖子擦屁股，聪明地提出鹅脖子是最柔软的厕纸。这里将严肃的问题通过降格而获得喜剧性，是民间文学的一大手法，在客观上打破了高雅与卑俗之间的界限。
虽然《巨人传》看似消解了道德，但在消解道德的同时，也开启了对道德的反思
，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必须放到莎士比亚的时代中去。莎士比亚之前的时代人性曾得到极度张扬，而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随之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逐渐暴露，莎士比亚的任务已经不再像薄伽丘那样去解放人性，相反他要去反思为所欲为的人性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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