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擎
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后世学者根据记载，推断他是死于感染导致的持续高烧和衰竭。设想当时如果有抗生素，又会如何呢？
说一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人类的平均寿命，两百年前还只有25岁，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了72岁。2
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
他对现代理性化的分析，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切入了现代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
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
韦伯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所谓“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
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研究来获得客观的判断标准。
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
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
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韦伯同时代的社会学家齐美尔有一个比喻：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
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个人化”（impersonal），也就是“对事不对人”。为了追求效率，人被简化成一些指标，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因素则忽略不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此一来，无法被计算的复杂个人，就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据。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
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
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
韦伯对现代性的四个重要论断我们都讲完了：第一个是“世界的祛魅”，第二个是“诸神之争”，第三个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最后一个则是“现代的铁笼”。
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一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
人为什么需要信仰来生活呢？1835年8月1日，一个22岁的大学生在日记里写道： 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 写下这段话的大学生是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源头。
于是，信仰的意义在于实现生命的超越，让你超越死亡达到永生，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让你超越卑微达到崇高，从而战胜欲望的羞耻。
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接受信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一个事实问题，辨别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
你不得不勇敢地“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这道鸿沟。这完全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能知道这纵身一跃的结果是抵达拯救的彼岸还是跌入虚空的深渊。我们甚至无法计算这个风险的概率。信仰需要极大的勇气。
现代人倾向于依靠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这样接受信仰才不是盲从。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这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尼采自己说过：“总有一天，我的名字将会和某种可怕的记忆连在一起。因为我不是人，我是炸药，我是真理之身。但是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真理都是谎言”。
尼采20岁上大学，25岁就当上了教授，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韦伯曾经说自己最重视两位前辈，一位是卡尔•马克思，另一位就是尼采。有点神秘的是，韦伯得抑郁症的时候，给他治疗的一位医生，也曾经是尼采的医生。而韦伯也是在56岁去世的。
形而上”，顾名思义，就是“在实体之上”。尼采概括说，形而上学有三大信念： 第一，相信在感知的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本质世界；第二，相信这个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有目的的； 第三，相信这个纷乱多样的世界背后有一种统一性。 这和前面讲过的祛魅之前的世界有点像，都是说世界背后有一个更伟大的意义。
孙老师概括了尼采的三大命题：一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
尼采非常欣赏古希腊神话的精神。在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阿波罗代表一种理性的精神，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注重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带有否定理性的反叛精神。在尼采看来，希腊神话中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能够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但是，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好了，现在人赤裸裸地站到了虚无面前，人生没有意义，理论都是虚假，安慰都是幻觉——到这个地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么他还拥有什么呢？尼采的回答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力。
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么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 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么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奴隶道德，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思想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 而主人道德，就是放弃一切幻觉，直面虚无和荒谬，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
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么？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尼采写道：“视角（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他的遗稿“札记”中，尼采还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
视角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视角决定事实”。
可以这样说，如果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那么弗洛伊德就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成为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简单地说，他发现人类心理结构中存在一个黑暗地带，叫作“无意识”。说它是黑暗地带，是因为我们无法在意识中觉察到这个区域。无意识，就是颠覆“理性人”这个观念的要点。
无意识部分不仅巨大，而且生猛有力。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中暗藏着巨大的能量，是人的欲望本能，主要是性欲本能和攻击本能。这是人内在最基本的冲动，是生命的驱动力。潜藏在无意识中的欲望本能往往比表层意识中的理性思考更有力量。有一句玩笑话说“不管嘴上怎么说，身体总是很诚实”，这种说法其实就彰显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
你可能听说过这“三元”的名字：本我、自我和超我，但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先说本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
精神分析学就有一种怎么样都能自圆其说的倾向。它有一套复杂的概念体系，能够避免所有可能的反例，把所有案例都解释成符合自己理论的证据。
这首先体现在艺术领域。当代的文学、电影、绘画和音乐作品中，本能欲望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欲望被看作是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生命驱动力。欲望不再是可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在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昧的
哲学家弗洛姆曾经说：“无论弗洛伊德是如何被人理解或者误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我想，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弗洛伊德的贡献。
19岁那年，萨特考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听上去好像不起眼，其实这是法国最精英的学校。这类学校在法国叫作“大学院”，每年招生名额极少，巴黎高师是其中最古老的一所。在萨特入学的时候，巴黎高师每年只招收100名学生。虽然学生少，质量却极高，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光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13位，萨特就是其中一位。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自由选择，积极行动。
可意识究竟是什么呢？萨特为此苦思冥想，他一直琢磨着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句话：“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么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么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么意识本身呢，就什么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
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么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
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么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
萨特还用了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
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名演员，现在站在舞台上，你第一个最迫切的渴望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角色，因为在舞台上如果没有角色，那你就什么也不是。这里的“角色”就是我们想要获得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先有了虚无的存在，然后我们才要去找到自己的本质。演员可以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人的本质也是不固定的。
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
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
在我看来，萨特最有创见、也是最精彩的观点，就是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最终推出了“人的自由”。
再比如，如果我是先天的残疾人，行动都有困难，你说我怎么是自由的呢？萨特会怎么回答？他会说，是的，你是残疾人，这个事实无法改变，因为残疾的特征是你身体上“自在”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做一个什么样的残疾人，你是有选择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残疾，用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残疾是大有不同的。你可以做一个哀怨消极的残疾人，也可以做一个奋进积极的残疾人，这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完全有自由来超越自己身体的残疾性。身残志不残并不是一个谎言，我们在残奥会上看看那些运动员就知道了。
如果“本质”决定了命运，那么，先于本质而存在的人就不被任何命运所限定，也就是说，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
但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这里显然有尼采的影响。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之后，就不存在客观绝对的普遍标准了，人也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依赖。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被允许了。”萨特说，这句话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
萨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么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么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自由主义所向往的那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平等尊重的关系。
对于政府或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主要政体形式：苏联的社会主义，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像德国这样出过康德、贝多芬和歌德等文化巨人的国家，怎么就突然会出现一群邪恶变态的疯子呢，难道所有人都变态发疯了吗？因为从史料上看，参与大屠杀的不只是纳粹党徒，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纳粹军官，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们对妻子、对孩子，以及对狗，也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他们甚至有高雅的艺术品位，喜欢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喜欢歌德的文学作品。在私人生活中，他们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杀人狂。
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正常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去犯罪，因为“不能杀人”是公认的道德法则。但是，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那些所谓“值得尊敬的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在纳粹德国就出现了这种新的现象：人们依法作恶。
在这种情况下，艾希曼将康德的道德律令篡改为“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不再是根据康德的“实践理性”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是要“按照得到元首赞同的方式来行事”。因此，纳粹德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是“依照国家法律而犯罪的时期”，这让人们处在一种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中：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去犯罪作恶，而行善可能要求你违抗法律和规则。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
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多么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moral integrity”，“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在实验之前，爱因斯坦明确表示：首先，如果观察的结果和理论预测不符合，那广义相对论就错了。而且，即使观察结果符合理论预测，也不意味着广义相对论就是绝对正确、无法超越的理论。
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
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
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用“问题—猜想—反驳”的三要素机制解释了科学知识成长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这是波普尔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
什么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你可能会说，人有主观能动性啊，我们的主观努力能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呢？而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有趣的例子，有人说，如果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都藏起来不发表，说不定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可惜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公布于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完全被揭露了，成了全人类的知识。工人阶级去学习，但资本家也可以学习。他们意识到了改良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变了，或者说至少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 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 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
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波普尔在科学方面反对科学至上论，在社会政治方面反对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社会工程。
启蒙理性主义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成就，但它也繁衍出科学至上论和绝对真理观的倾向，这种倾向在20世纪初愈演愈烈。
理性是有局限的，要警惕科学的自负和决定论的危险。
如果你想人为创造一种语言，就算设计得很精致，也很难成功。比如，有一种语言叫作“世界语”，最初是由一位波兰语言学家提出创立的，世界语的语法很严谨，语音也很优美，它是一个完全由人为设计的语言，当初还形成了一个世界语的运动，但它最终也没有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通用语言。
谈及启蒙运动，我们都会想到伏尔泰、卢梭等百科全书派的法国思想家，他们代表的是启蒙思想的主流传统：相信人类理性的优越性，相信人类能够发现和掌握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真理，绘制出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不断的历史进步。
启蒙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他们的观点和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所不同——他们在承认理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反对“理性万能论”，反对那种好像人类的理性可以扮演新的上帝，去改造和规划世间的一切的观点。苏格兰启蒙运动倾向于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
在此之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反理性运动，是一群疯狂之人的所作所为。哈耶克说，事实并非如此，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
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但是，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有句名言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想用理性去穷尽知识，这就是理性的自负，是一种幻想。所以，理性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
“冷战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边界清晰的学派，但他们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特点：他们主要活跃在冷战时期，各自的学术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格外重视思想观念的巨大威力，强调所谓“power of ideas”。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正确、很有魅力的思想理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在反思20世纪的教训中，他们特别专注于辨别“错误的观念”，分析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价值一元论引申出一个观点：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一元论的魅力就在于给出了一个最和谐美好的图景：我们可以用一种特定的价值去统领一切，摆脱多元价值的冲突，这会大大缓解生活的不确定性。伯林说，无论对于理智还是情感，这种观念都是一种深刻的满足。
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它目的之牺牲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需要为了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这就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消极自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自律给我自由”，这里说的自由，就是克服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实现积极自由。 如果你的目标是“什么都不做”，那就要检查一下了，什么都不做，是因为懒惰吗，是因为自暴自弃吗？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屈服于非理性自我，抛弃了自己的积极自由。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么。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毕竟，在伯林看来，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魔术。而伯林之所以要剖析自由的概念，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揭露这种概念魔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防止悲剧重演。
马尔库塞说，这是因为这种新型的控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很隐秘，不需要暴力和强制，你也就不会觉得恐怖。第二，它能够有效应对自己的敌人，能够排斥、化解甚至“招安”反叛者，让总体性的控制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
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
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域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
一个蛋糕当然不至于，但如果这不是一场聚会，而是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活；要分配的也不是蛋糕，而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是上大学的机会，是住房、就业、医疗的待遇，还有公共政策和生活方式的决定权，那又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一起来严肃思考呢？你现在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那这个“蛋糕”到底怎么分，才是公平的呢？
这面无知之幕有什么神奇的功用？很简单，你站到无知之幕的后面，就看不见自己了。不仅看不见，而且遮蔽了你的一切个人特征，不管是种族、性别、身体素质，还是年龄、智力、家庭背景，或者职业、财产、宗教信仰，这些特征你全都忘记了。
大家都承诺，签订了契约之后不可反悔，也不能修改。签订契约之后，无知之幕就落下了，每个人都恢复了对自己的记忆，其实也可以说是重新投胎。
第一条原则叫作“平等的自由”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等。
这样一来第一个原则就很好理解了。比如，你肯定不会同意搞奴隶制，要是无知之幕一揭开，你碰巧是个奴隶，那就惨了。同理，你不会选择任何等级制的社会。当然，你也不愿意把基督教定成国教，因为无知之幕揭开后，万一你是个伊斯兰教徒，那就对你很不利。你知道社会是多元的，但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元，所以要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为了确保自己特定的生活目标和方式不会低人一等，无知之幕后的人都会同意要保障每个人平等的基本自由。这就是第一条“平等的自由”原则。
第一项限制是，相关的职位和工作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前提下，向所有人开放。
如果这种偶然因素让你在竞争中落败了，难道你就活该受穷受苦吗，难道应当让你自己来承担所有不利的后果吗？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不会答应，因为揭开了无知之幕，自己完全有可能就不幸地属于当今社会的天赋最差、最弱势的群体。
罗尔斯认为，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还需要满足第二个限制条件。罗尔斯把它叫作“差异原则”，就是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
第一条原则是要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原则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一个是要满足差异原则。
罗尔斯也不是主张要直接分配人的天赋，而是说，如果天赋优势让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收益，那么收益的一部分应该用来补偿处境最差的人。
诺齐克的论证有两个关键要点，我先给你摆出来。 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对个体权利做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被接受。 第二点，他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尤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对一种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了道德辩护。
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克尔凯郭尔为这个问题纠结了一生，最后他发现，你是无法完全依靠逻辑和推理来求证信仰为真、来确证它的可靠性。
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命的欲望奋力拼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
尼采喜欢一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
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
康德 对象符合认识 现在我们却发现，真相不止一个，你有你的事实，我有我的事实。
我们越是运用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去观察同一个东西，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概念”就越“完整”。我们也能越“客观”。 也就是说，视角主义教给我们的，不是分裂的必然，而是谦逊的必要。
柏拉图就曾经把人的灵魂结构分成理性、激情和欲望。再往后有休谟，他曾说过“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还有叔本华，他把人的意志看作是一种难以察觉的“盲目的驱动力”；当然还有尼采，他提出的“权力意志”就是在宣言生命冲动的力量。
弗洛伊德并不是发现无意识本能的第一人，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综合前人的思想，以科学的名义提出了一套系统化的心理结构理论。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如果有一个儿子亲近母亲、仇视父亲，弗洛伊德会说，这就证明了我说的“恋母情结”。但是如果相反，发现有一个儿子并不仇视父亲，还和父亲很亲近，这怎么解释呢？弗洛伊德会说，这是“恋母情结”的反向形成，把无意识中对父亲的仇视转化成了亲近的行为。
在本章的路标部分，我们说过，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就是面对死亡和欲望。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
“生命之轻”是什么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
萨特的存在主义继承了尼采的思想传统，强调人只能自己创造自己，在自由的选择中不断塑造自己，并且承担选择的责任。
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
了解了这个思想史的大图景，你就明白了，哈耶克和波普尔不是偶然相似，他们都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用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去质疑主流的启蒙理性主义，特别是要批判那种认为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这种独断也被哈耶克称为“理性的自负”。
“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一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
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注意，这不只是说“三观不合”的人才会发生冲突，即便是价值观完全相同的一群人，甚至一个人与自己，也可能陷入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这才是价值冲突最深刻的困境。
为了避免这样的人类悲剧，伯林反复告诫我们：应当抗拒形而上学一元论的诱惑，接受价值多元的人类处境。
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
“最小国家”根本不会担心社会经济的分配模式是什么，而只要保障人们持有的程序正义，也就是满足持有正义的三个原则。
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和哈耶克的思想一样，成为“里根-撒切尔”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资源，受到右翼保守派的偏爱，也因此而备受争议。
肺炎疫情暴发，大家都需要口罩，国家给每个人免费发放5只口罩，这似乎就是平等的待遇了。但你仔细想想，如果你生活在疫清重灾区，处境和疫情轻微地区的人大不相同。那么，这种平均分配式的平等待遇，形式上是平等了，但实际上并不平等。
所以德沃金认为，平等关怀的原则不是简单地给所有人“平等的待遇”（equal treatment），而是要把每个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treating is equals）。这就要考虑处境不同造成的不同需求。
所以，要实现“平等的关怀”，首先要识别哪些需求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哪些是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造成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应当弥补处境造成的差别，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应当接受选择造成的差异，让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喜欢吃鱼子酱，那你自己花钱去买就好了。
在德沃金看来，一个社会如果实现了“平等的尊重与关怀”，那么社会对个人的奖赏或惩罚，就应该是针对个人的选择，或者说个人的“志向”，而不是针对那些个人无法选择的天赋因素。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敏感地回应个人的志向，也应当尽可能排除天赋因素，也就是“迟钝地”对待个人禀赋造成。这个观点有一个很典雅的中文翻译，叫作“敏于志向，钝于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