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墨子因儒者不说天鬼，所以说“天志”“明鬼”；因为儒者厚葬久丧，所以要“节葬”；因为儒者最重音乐，所以“非乐”；因为儒者信命运，所以“非命”。这四个主义，都是对于孔学的反动。
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两句话实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从兼爱衍出来，最易明白，不用多说了。“节用”“节葬”“非乐”，也出于兼爱。因为墨子所谓爱是以实利为标准；他以为有一部分人奢侈快乐，便损了别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对他。
向来普通的教义，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的推出去。所以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讲的社会伦理，都以此为立脚点。所以最要紧是一个“恕”字，专以己度人。既已爱自己，便连自己同类的人也要爱他；爱自己的家，也爱别人的家；爱自己的国，也爱别人的国；孔子讲的泛爱，就是从这种论式演绎出来。但孔子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处。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国”的观念，既已有个“己”，自然有个“他”相对待；“己”与“他”之间，总不能不生出差别。所以有“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在旧社会组织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墨子却以为这种差别观念，就是社会罪恶的总根源，一切乖忤，诈欺，盗窃，篡夺，战争，都由此起。
把一切含着“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
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
天下大同 非攻主义，是由兼爱主义直接衍出。既已主张兼爱，则“攻”之当“非”，自然不成问题，为什么还要特标出来做一种主义呢？因为当时军国主义，已日渐发达；多数人以为国际上道德和个人道德不同，觉得为国家利益起见，无论出什么恶辣手段都可以。
墨子这段话，用极严密的论法，辩斥那些“偏狭的爱国论”，可谓痛快淋漓。不独是发明“非攻”真理，而且教人将所得的观念来实地应用。读此并可以知道墨子做学问的方法了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
墨子所“非”的，是“攻”，不是“战”。质言之，侵略主义，极端反对；自卫主义，却认为必要。墨子门下，人人研究兵法。
自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世儒者，因此以言利为大戒。董仲舒更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一切行为，专问动机，不问结果，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真是儒家学说的莫大流弊。其实孔子也并不如此。一部《易经》，个个卦都讲“利”。孔子说“利者义之和”，说“以美利利天下”，说“乐其乐而利其利”，何尝说利是不好？不过不专拿“利”来做道德标准罢了。
墨子则不然。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书中总是爱利两字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尚贤中》）、“兼而爱之从于利”（同上）、“众利之所生何自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
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
《非攻上》是说攻的不义，《非攻下》是说攻的不利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被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耕柱》） 这段话，简单说，就是“彼此不上算”。墨子无论说什么事理，都要从“上算不上算”上头比较一番，和董子“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说恰好是个反面。
是少数人吃亏，多数人得好处，墨子说他是利。所以他说：“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大取》）
“杀己”岂不是大不利的吗？因为杀了一个“己”能存得了天下，所以打起算盘来，依然有利。英人边沁主张乐利主义，拿“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做道德标准，墨子的实利主义，也是如此。
即如他所主张“男子二十处家，女子十五事人”，依我们看来，就不如孔子所主张“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墨子只知道早婚可以增加人口增加劳力，却不知道早婚所产的儿女，体力智力都薄弱，劳力的能率却减少了。墨子学说最大的缺点，莫如“非乐”。他总觉得娱乐是废时失事，却不晓得娱乐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若使墨子办工厂，那“八点钟制度”他定然反对的。若使墨子办学堂，一定每天上课十二点钟，连新年也不放假。但这种办法对不对？真可以不烦言而决了。儒家有一位程繁，驳他的“非乐论”。说道： 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所能至耶！（《三辩》）
庄子是极崇拜墨子的人，这段批评，就很替墨子可惜。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
墨子既断定天志是兼爱，于是天的赏罚，有了标准了。他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爱，交相贼，必得罚。”（
他的非乐主义，已经要人把肉体的快乐，牺牲净尽，问有什么别的快乐来替代呢？却没有。顶多说我“所行合义，心安理得”，算是一种安慰。
墨子要勉强把来应用，未必不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哩。
这个哩有意思 墨子所以反对定命说的原因，在此。要而论之，定命说若成立，人类便没有了自由意志，那么，连道德标准都没有了。人类便没有了自动力，那么，连什么创造都没有了。那么，人类社会便是死的，不是活的；便是退化的，不是进化的。所以墨子“非命”，是把死社会救活转来的学说。
故佛教者，有力而无命者也。藉曰有命，则纯为自力之所左右者也。呜呼！佛其至矣。使墨子而闻佛说也，其大成宁可量耶？
他的篇名叫做《尚同》，尚即上字，意思是“上同于天子”，老实说，就是叫人民都跟着皇帝走。这种见地，和二千年后霍布士所说，真是不谋而合，霍氏既发明民约的原理，却说民既相约以成国之后，便要各人把自己的自由权抛却，全听君主的指挥，后来卢梭的新民约论，就极力批评这一点的不对。不幸墨子的学说，只到霍氏那一步，还未到卢氏那一步。
但墨家却有一种很奇怪的制度，他们自墨子死后，在全国的“墨者”里头，立了一个墨教总统，叫做“钜子”
章太炎很不佩服墨子，他说：墨学若行，一定闹到教会专制，杀人流血。这话虽然太过，但墨子所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却不免干涉思想自
当时墨者的气象所以能如此其好，大半是受墨子人格的感化；他门下的人物，比孔门强多了；所以能成为一时的“显学”。直至秦汉之间，任侠之风还大盛，都是墨教的影响。可惜汉以后完全衰减了
《诗经》说：“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直至汉初，凡举古圣贤犹以孔墨并称。古代墨学之普及，可以想见了。因为其学既盛行，而且最有特色，故诸家批评之论独多。今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上》）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充此论，不从主义上批评，专从方法上批评，所言极有价值。
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莫如《庄子·天下篇》
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动。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从心而动不违自然”八字，正是杨朱学说之主脑
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
此种极端的断灭论，在印度欧洲哲学界中，说得如此赤裸裸的，亦属罕见。中国诸家哲学，皆堕佛教所谓断见（即死后断灭之说），然在伦理学上尚有一义以济其穷，则子孙观念是也。（如《易传》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杨朱则并此而破之，其言曰： 人而已矣，何以名为？……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名。奚益于子孙？ 故杨朱之人生观，可谓彻底的断灭主义，将人生数十年，截头截尾，来无所从，去无所宿；外无所系，内无所主；前无所承，后无所遗。既已如此，则其结论必归于个人现世之快乐主义，固其所也。
此等论调，与孔墨二家及其他之老氏后学，皆立于正反对地位。孔子告颜渊以“四勿”，墨子以自苦为极，关尹、列子、慎到一派皆宗老子“为道日损”之训。
要而论之，不以“灵”的理性，检制“肉”的情感，此杨朱哲学之最大特色也。此种哲学，在社会上之利害如何，此为别问题，然在思想自由解放之时代，必有此一派以为之点缀。此中外学史上当然之现象，而在我国古代，则杨朱其代表也。
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借其先资，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所欲玩者，无不为也。……及其游也，虽山川阻险，途径修远，无不必之……宾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绝烟火，堂厅之上，不绝声乐。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资。
杨朱根本观念，既在“从心而动不违自然”，则其从老子之学一转手，渊源甚明。但老氏门下如慎到一派，修证太苦；如庄周一派，理想太玄；独杨朱全以顺应人类低级之本能为教，又值其时社会混乱，一般浅薄之厌世观甚盛，闻其风而悦之者自众，故其言能盈天下也。
后世墨学虽绝，杨学却不衰。在文学中最表现此种精神，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谁能待来兹？”如“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诸如此类，彻头彻尾，皆杨朱思想
全篇关键，在“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二语。教人勿以小障大，但又非于常识所谓大小者生比较；故又以“至人无己，圣人无名”二语，微示真我之端倪，使人向上寻求。
全篇主眼，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二语。此篇所论，颇似佛教之法相宗，检阅名相以颇名相也。
，能契合此真我，则虽在世间，而得大自在。全篇主眼，在“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二语。
全篇主眼，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二语。
所述王骀、申徒嘉、哀骀它等人，皆形骸残缺而得道者，凡以证明真我之在形骸外也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
“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解其桎梏”三语
教人对于自己之肉体而力求解放
故佛说：“不畏生死，不爱涅槃。”以有涅槃之心，即有所沾恋也；庄子纯是“行菩萨行”之人。故虽五浊恶世，亦以常住为乐。篇中主眼，在“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数语。其人世应而不与俗化者，则在“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数语。
庄子之对于社会，非徒消极的顺应而已，彼实具一副救世热肠。其言曰：“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山木》）
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
庄子主张任运而动，本不教人以强制的节欲，但以为耆欲可以汩人灵性，故学者宜游心于高尚，勿贪肉体的享乐以降其人格。
曰：“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此则自事其心之最妙法门也。庄子又曰： 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达生》）
此言人精神集中，则无事不可为，而行集中之事，不问其大小。要之足为吾修养之助。
庄子主张任运而动，本不教人以强制的节欲，但以为耆欲可以汩人灵性，故学者宜游心于高尚，勿贪肉体的享乐以降其人格。庄子又曰： 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人间世》）
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
孔墨皆北派，虽所言条理多相反，然皆重现世，贵实行。老庄产地，对邹鲁言之，可称为南人，其学贵出世尊理想，则南派之特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