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onaldA.Crosby)
他尵各种选项”
那倮各种选项”的海洋，而哪一种选项都经不起批判和怀疑。
对他来说，在我颇为自信的方案——理性，积极地自我批判，对各种观点保持开放——后面，潜伏着荒诞的幽灵。
这个特别的学生，还有他近乎绝望地尝试避免提出问题，防止自己面对思想考察的不确定性，作为虚无主义心绪——或者至少是对虚无主义这个我们时代的标志的准确感受——的生动形象，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基里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一个人物，认为在上帝信仰和生活意义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关联：“我不能理解，一个无神论者怎么能够知道上帝不存在，怎么能够不立刻自杀。”（
许多学生都处于一种暗淡的焦虑和极端的沮丧心绪中。他们对未来充满绝望，明确感到自己位于一个时代的终结阶段。他们对社会决策者们的动机和能力冷嘲热讽，对自己作为普通市民影响重要的公共计划或政策的能力缺乏信心。他们感觉自己被各种超出他们影响力或控制力范围的力量完全控制住了。许多学生甚至得出结论，认为一种溃疡病，即对基本的道德和人类关注无能为力和无动于衷的荒诞感，正在侵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侵蚀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侵蚀社会存在的整个结构。
这些学生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或其他关于有意义生活的支撑性愿景。当他们确实拥有一种宗教式的展望时，他们通常依赖于那些必然被现代文化蔑视的信仰，而非可以赋予这种文化以整体性和目的的信仰。他们深陷现代世界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以及知识领域的碎片化中，难以自拔，因此倾向于对心灵的认识能力，尤其是对价值领域的认识能力抱持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态度。结果就是严重的无方向感和无根感。这导致他们完全无法弄明白自己生活乃至整个人类生活的核心和方向。
全神贯注于破坏，而且大多数人似乎都会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切既有之物都被清除干净，更好的东西就会自动出现，这让他们这些革命者面临一个挑战，即他们完全没有积极的计划，只是满足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把破坏作为最终目的。
在其他时候，凡·卫登认为拉森“并非不道德的（immoral），而只是非道德的（unmoral）”，或者，他并非那样邪恶，就像完全没有心灵一样（68，40）。于是，按照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意思，拉森被描述为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一个没有道德良心或道德考虑的人，他不会让自己的行为服从于任何道德原则。他寻求完全为自己而活着，但又能声明自己没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冷静地想想，他的生命和所有形式的生命一样，都是荒诞无价值的，因为它们都在拼命盲目地征服和忍耐
但是，他为自己能够诚实地接受这种处境——所有生命存在的处境都如此，都与道德毫不相干——而骄傲。
那些人们不可能认识的东西，包括关于基本的道德问题的理性答案，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处于科学领域之外，因此也处于知识和理性领域之外。正是这种道德领域的彻底不可知性，和基本道德问题的彻底不可决定性，构成了罗素的道德虚无主义。
根据他自己的理论，任何的倾向，即我们可能必须赞美罗素对道德原则的高度献身，对这些原则本身或他运用这些原则的方式无话可说，最终依赖于我们在社会中偶然获得的道德感。
我们应该尝试把我们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上——他们可能会受到我们的行为的影响，尝试为他们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恰好是我们想为自己寻求的（
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但是从道德层面来说，这只是一种幻觉，是对距离的扭曲。
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以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为名首次出版），致力于坚决辩护一种观念，即每一个体的全部义务就是对他自己的义务，而非对任何外在原则、他人、机构或权威的义务。
施蒂纳在其他地方宣称，利己主义者在世界上的唯一目标，就是拿这个世界来满足他自己的享乐。他努力使得这个世界成为他的“所有物”，并且为自己“赢得”这个世界。他继续说道：“我不想解放人，也不想他们平等；我只想我支配他们的权力，我想让他们成为我的所有物，成为我享乐的材料。”（222）其他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唯一价值在于他们本身。于是，施蒂纳坚称：“我们谁也不欠谁，因为看上去我欠你的，实际上是我欠我自己的。”（205）
他极其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普遍的，而是唯一的，就如同我是唯一的那样。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40）
政沌
他们都蔑视传统的道德标准，视生命为永恒的权力斗争、自我表现或自我强化，那里所有的权利都属于创造者和强者。[
没有这样一种实在存在，没有一个包含持续的事实或可理解的结构或本质的世界存在，因此无论何种视角也都不能充分表现这个世界。只有视角存在，而且每一种人类解释或关于真理的声明，不管看上去多么亲切、明白或确切，都不过是意志的一种视角或表达，“成为事物的主人的一种手段”（342）。
不管是在无机体还是有意识的生命层面上看，这都是真的。世界是一片混乱，充满了力量或意志，每一种意志都在争取统治其他意志，后者也总是在挑战和威胁前者的统治。作为无休止的、无特征的、无数“利己主义”能量中心存在于其中的涌流，世界根本上是一个赫拉克里克意义上的动态过程，汹涌而至的是各种变化，其中每一个能量中心“都从它自己的角度解释世界的其余部分”，并且都努力使自己的解释成为关于实在的有特权的或最终的视角（Nietzsche 1968：339-340）。
既然所有关于世界的解释都只是权力意志的表达，不存在所谓可理解的世界，只存在争夺统治权的种种视角，那么询问一个既有的视角是否为真，或者这一视角是否比其他视角更真一些，就没有意义了。真理完全是相对的，它只是这种或那种视角的造物，并且完全内在于这种视角中。某一种视角所表达的，对某一种意志或能量中心而言都是真的；于是，就像存在很多视角那样，存在很多真理。
离开视角，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对任何个人或团体来说，“世界”只不过是构成其视角的那些价值和信仰的组合。
在尼采的思想中仍然存在一种无法消除的张力。他似乎想要说，权力意志代表万物最后的真理和世界的终极价值。他似乎还想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又否定任何诸如终极真理或终极价值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尼采的格言——“没有事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流动的、不可理解的和难以捉摸的；相对而言最为持久的是——我们的意见。”（
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事实，即自然世界对善恶的区分是毫不在意的，它只是各种盲目力量或权力（这让我们想起尼采）展示自己的舞台，因为纯粹的偶然，它们在遥远的过去结合在一起，影响着有利于人类生命出现的各种条件。
用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话来说，说这个世界“善在恶之上，无异于说热在冷之上，干在湿之上，或者轻在重之上”（Hume 1957：79）。
叔本华相信，世界被盲目的冲动或能量控制。
痛苦的经验相较于快乐的经验是那么的明显和强烈，以至于快乐必然被消极地视为痛苦的暂时缺席。这种缺席转瞬即逝，因为从痛苦中暂时获得的缓解很快就成为新的努力的痛苦的起点。以我们自己为例，得到满足的欲望很快就感到厌倦，我们的“生活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生命……就像大海，充满了礁石和漩涡，人们万分小心和紧张地躲避着它们，尽管他们知道，即使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成功地躲开了这些东西，他恰好正是在向那最大的、完全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挽回的海难——死亡——更近了一步；不仅如此，他甚至驾着船迎头撞上那死亡；这是辛劳的航程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比所有他要避开的礁石更为糟糕。（1957：Ⅰ，403） 生命意志最完美的表现，人类有机体，还有它巧妙而复杂的机械装置，最终必然堕为尘土，必然要把自己和它的所有努力交给死亡——这是总那么真实和诚恳的自然的天真方式，她宣称这种意志的所有拼搏本质上都是徒劳无效的。但凡它有一点点价值，一点点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价值，它也不会这样仅仅终结于虚无之中。（1942：Ⅴ，24）
在尼采把权力意志提升为最高价值的地方，叔本华把它斥为邪恶的本质。在罗素建议用文明化的存在作为堡垒对抗冷漠的世界的地方，叔本华号召我们放弃文明的考虑，转而寻求一种隐居的生活，一种充满严峻苦难和自我否定的个人生活。
如果世界只是虚无，它就不再能够用焦虑和痛苦来威胁我们。摆脱了激情和努力，生命的火焰被缩减为模模糊糊的烛光，我们就能平静地等待死亡，等待最终的毁灭。
对于那些理解人类境遇的人们来说，唯一可行的目标是放弃所有的目标，培育一种超然弃世的精神，静静等待生命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荒诞性，那毁灭一切的死亡把我们从存在的石板上抹去，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拙劣表演的伶人， 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
对于任何单一的行为，或者我的整个生活，我都无法给出合理的意义来。我只是惊讶，我居然能够从一开始就避免理解这一点——它早已为所有人所知了。今天或明天，疾病和死亡就会来到（它们早已经来了）我爱的人或我的身边；什么都不会留下，除了恶臭和蛆虫。或早或晚，我的故事，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都将会被忘记，我将不再存在。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努力？怎样才能活下去？这真是令人惊奇！一个人只有在陶醉于生活之中时才能活着；一旦变得清醒，就不可能不发现，生活只是一场骗局，一场愚蠢的骗局。（Tolstoy 1940：19-20；也见15）
这段话也震惊了其他生存论虚无主义的主流，因为它宣称，人类生活的意义只有在人们让自己被非反思性的天真和幻觉陶醉时才能得到确定。
生存论虚无主义的精灵也控制了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戏剧中的年轻皇帝卡里古拉，他注意到，不管我们谈论的是罗马城的辉煌，还是某人的关节炎，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于是，所有的事物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指出，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同等重要，那么同样符合逻辑的是，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Camus 1947：18-19）。
正如我在这里所定义的那样，在任何情形中，生存论虚无主义都超越了这样的含混性或限制。它打算描述的，不是某种短暂的心绪或生命阶段，不是某些人的偶然处境或观点，而是人类处境的本来面目。
让人永远直面他自己的卑微身份。这是对一种不可能的透明性的坚持。它挑战着无时无刻在变化的世界。就像危险会给人提供抓住意识的独特机会，形而上学的反抗会把这种意识扩大为整个经验。（54）
缪得出结论，即生命无论如何还是值得一活的，而且值得完全“没有吸引力”（60）地一活。
加缪的生存论虚无主义更像尼采的积极虚无主义概念。二者都强烈反对叔本华那样的“放弃的伦理学”（加缪的术语），都呼唤大胆而进取地直面荒诞而活（Nietzsche 1968：17，319，536）。
生命，或者生命的实质性部分，可能被认为是荒诞的，但像罗素、尼采和加缪（还有我们讨论过的其他人）这样的思想家，都反对叔本华的判断，即这种荒诞性要求生命只能在一种令人沮丧的、温顺的放弃中过活。于是，加缪可以声明，一种生存论虚无主义，虽然否定了生命的意义，但不需要否定生命本身。
湿婆，这个宁静而充满活力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破坏者黑色的卡莉，满口滴血的尖牙，头戴花环，放肆地吞噬着人类和动物。
湿婆-卡莉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表明，创造与毁灭必然总是如影随形，因为对旧有之物的毁灭，就是创造新异之物的常见序曲或伴奏。
说到底，活下去的意志是一份奇妙的礼物。它不会因为那或许是最为复杂的思想争论而被创造出来或摧毁掉。所有生命都有着与此相似的东西，就像波伊提乌（Boethius）所言，在这种东西中，“活下去的欲望并非来自意志的意愿，而是来自自然法则”（19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