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德鲁·兰伯特
在一段针对他所属的时代写下的文字中，罗斯金指出，威尼斯的衰落随着贵族统治的终结而开始，由于个人信仰的丧失而加速。
大陆列强的理想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只有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个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
罗马的行动反映了他们对非正统文化模式的极度恐惧。他们对海权的政治包容性和文化活力而不是战略力量感到震惊。罗马摧毁的是海权文化，而不是战略性制海权。是文化而不是军力导致了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忧虑和对汉尼拔的迫害
底比斯的祭司精英们憎恨大海，反对把首都迁往尼罗河三角洲，以避免与外国商人和外国思想进行交流。
虽说国王、祭司和静态文化的焦虑不难想象，但就连希腊人也相信，在船只和贸易出现之前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没有金钱或令人堕落的航海。
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公元前1000年前后，与以往的贸易国家相比，腓尼基城市，尤其是推罗，“开始对地区贸易采取一种更为霸道的，有时甚至是将之看作自己领地的态度，由此，它们在国外的政治行动更加明显地被经济逻辑所支配”。这些海权帝国的雏形使用岛屿和港口作为贸易站点和航线站点，控制海上通道和贸易而不是领土。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和撒丁岛建立殖民定居点以获取金属供应，其中加的斯盛产银和锡。公元前8世纪，为了给前往那里的船只提供补给，他们建立了迦太基。[31]后来的海权帝国也同样利用了这些岛屿，这并非巧合。[32]
他们的集体身份是由他人建构的，就连“腓尼基”这个词也是希腊人发明的。他们脆弱的纸莎、纸草记录大部分都消失了，腓尼基人的历史落到了他们那缺乏雅量的希腊竞争对手、以色列邻居以及被布匿战争重创的罗马人手里。
它们的大部分军队是由盟国的军队和雇佣军组成，而本国人则组成了一支小小的“神圣部队”，负责执行仪式和维护国内治安。在面对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主义者派来的大军和攻城器械时，这些城市毫无办法。
迦太基的毁灭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海权只有作为联盟的一员时才有可能击败大陆霸主。
当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摧毁推罗，罗马把迦太基夷为平地时，他们存心要消灭的，正是“海权”这个概念。
当雅典的寡头把较低阶层带进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里，以约束其他寡头时，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公民生活概念，这种概念强调辩论、权力分享和进步。梭伦（Solon）把精英责任变成了公民义务，尽管这个促进社会平等的过程进展得很缓慢。
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都以埃及模式为基础，建造了巨大的寺庙和纪念性雕像，以显示他们的力量和身份。
到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城邦，在海上非常强大，它靠着用奴隶划桨的桨帆船从遥远的港口索取贡品（他们也加强了对内陆领土的征收），但它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陆地军国主义——基本上是靠雇佣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外国侵略的一种回应，首先打过来的就是全副武装的、执行探查任务的希腊人”。
随着地中海成为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争夺资源的斗争不断加剧，实力最强的国家都在寻求成为帝国，它们对海军的运用使得暴力水平逐步升级。
希腊人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建立公民政治权威，以及在抵抗波斯人将其单一文化强加于希腊的企图时形成共享的“希腊”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海权是对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扩展海上贸易体系这个挑战的回应，巨大的、静态的大陆/军事文化一有什么奇思妙想，这个世界就会动荡不安。
雅典的民主和进步挑战了斯巴达在希腊的统治地位，挑战了斯巴达控制希洛人的能力，也挑战了波斯对爱奥尼亚的控制
这种亵渎神明的狂言巧妙地与地米斯托克利把萨拉米斯的胜利归于诸神形成对照，诸神嫉恨一个凡人竟敢自称统治着欧洲和亚洲。[22]他认为薛西斯的失败是神对其妄自尊大降下的惩罚。
[28]希罗多德用一桩令人震惊的暴行来要求他的读者承认新生的民主制的黑暗面：当一位雅典议员建议接受波斯人的条件时，他被其他议员用石头砸死了；他的家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被砸死他的那些人的妻儿砸死了。
希腊人在与一支波斯舰队交锋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三列桨座战船为步兵准备了额外的甲板空间。雅典不再害怕任何海军对手，因此，它可以专注投送自己的陆军。[38]
难怪雅典喜欢让它的卫星国组建民主政府。[39]民主制成了战略武器。
仅仅一个世代的时间，雅典帝国的势力就得到了急剧扩张，这令大陆列强感到担忧。它们更关心稳定和秩序，担心雅典海军力量所承载的导致平等的民主制会造成政治混乱。修昔底德认为这种恐惧就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原因。[49]屡获成功燃起了雅典人的野心，令他们傲慢自大。雅典人并不是只打退了波斯的一次入侵，而是打退了两次，这使得他们开始谈论起“打到波斯去”或是“征服迦太基”这类话题。形势变化令斯巴达感到紧张，这不足为奇——它的贵族盟友被免职了，厄菲阿尔特进行了改革，“长墙”巩固了雅典的安全，而一旦雅典在埃及取得成功，就会在国外引起连锁反应，促进民主传播。
他以掠夺和利润的承诺来取悦选民，从而控制了那些无情且激进的民众。他宁可两次同斯巴达开战——斯巴达完全有理由对雅典的野心感到忧虑——也不愿意违抗公民的意志。
实际上，地米斯托克利把他们的城市从有形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即使城市被夷为平地，城邦仍会留在雅典人的心中。”雅典作为一种理想、一个概念、一座想象之城的存在，全都要归功于这种精神。
这个过程是由上至下的。伯里克利利用提洛同盟的资金重建了被薛西斯军队摧毁的雅典卫城，维持了民主制度，并将雅典重新打造成一座宏伟的海权都城。随着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这项工作开始了，它增加了和平时期的国家雇用，确保了熟练工人可以依靠国家工资而不是贵族的仁慈维持生活
民主的雅典渴望战斗。雅典人打败了波斯大王，超越了昔日的地区霸主斯巴达，并花了20年时间把提洛同盟变成了一个帝国，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帝都，这座城市刻意要超越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成为希腊世界的奇观。
伯里克利要求雅典人不要成为土地的奴隶，而要用海军打击来对抗敌人的陆上攻击，并依靠他们在海外的财产来维持生计。这种不对称的战略使得海权“有了极大的重要性”
在他的“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告诉各城邦，这种由观念而非结构定义的城市愿景才是成功的关键。他颂扬了雅典的观念，赞美了人民的性格，强调了城市的愿景高于现实。雅典人在哪里，雅典就在哪里。
然而，那种标志通往西西里之路、鼓励人们放弃阿提卡和他们代代相传的土地去开辟新领地的意识形态，的确是伯里克利意图的延伸，它只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
正如修昔底德所言，和平只是激起了雅典人的野心：“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给雅典民众带来了太多的能量和欲望，使他们无法安定下来，实现稳定的和平。”[68]
西西里远征军在叙拉古的溃灭使敌人有能力在海上挑战雅典人，而且，无论雅典人赢得多少次海战的胜利，他们都缺乏陆军力量，无法将海上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的和平。战争的成果始终是有限的。沉没的船只和溺死的雇佣桨手永远打不败斯巴达。相比之下，一次海战的失败就足以让雅典的海权帝国崩溃。如果可以选择，希腊的城市和岛屿会更喜欢自由，而不是雅典统治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事实证明，对所有海权来说，地方上的寡头政治都是难缠的对手。那些主要利益都在土地和地方上的领袖们推动了海洋帝国的解体，从雅典到大英帝国莫不如此，这是文化的基本冲突。
尽管精英阶层接受了舰长职务，通过把勇气和慷慨结合在一起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长期冲突的高昂代价所引发的政治斗争还是促使人们改变了观念，从把这种负担视为一种个人任务转变为将之看作是由整个阶级分担的国家任务。这使贵族英勇的神话得以流传下去，对雅典精英来说，这一声望是非常珍贵的。
帝国的贡赋制度是脆弱的，附庸国的忠诚不过是权力的映射，不靠暴力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它反倒使斯巴达成了自由的捍卫者。
事实证明，比起船只和对海洋的控制来，斯巴达的力量和波斯的黄金更历久不衰。海权没能通过最终的测试，是因为雅典没有认识到它的战略局限性。在遭遇失败时，
雅典的海权是暴政，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帝国的终极困境——正是其戏剧性的核心[83]。尽管一些读者认同这一论点，但更多的读者只满足于那些更简单的、关于制海权战略优点的信息，这些信息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失去了精妙之处。
制海权战略只不过是海权国家这种疾病的传播媒介。所以获胜的斯巴达把寡头政府强加给了雅典，摧毁了它的舰队，破坏了“长墙”
雅典对岛屿的兴趣预示着他们对米洛斯和西西里发动的战争。[88]在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精神世界里，也存在着这种对岛屿的迷恋。海权认为，那些从位置和功能上看属于岛屿或海洋的土地及领地是值得为之战斗的，还认为所有的岛屿都是它们的财产。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在把希腊本土置于他的军事控制之下时，巧妙地夺取了雅典在爱琴海的基地和海军资源。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沿袭了这种从陆地上摧毁海权的战略，[98]两千年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en Bonaparte）也尝试过使用它。
虽然迦太基人采用了希腊式的军事方法，但他们并没有把公民士兵、牺牲和荣誉这一整套军事文化接收过来，那种文化会让整个社会不惜一切地投入战争。就像创建这座城市的推罗人一样，他们更喜欢依靠船只、金钱和雇佣军来作战。就连汉尼拔也没有残忍好杀的本能。他的战略/政治模式是取得有限的胜利，从而实现力量平衡和均势，这种模式更适合一个二流的贸易共和国，比如推罗，而不是一个大国。与主动挑起冲突相比，迦太基更有可能被动地回应侵略，它很不愿意增加军队。政治现实主义是它的口号：迦太基领袖会马上抛弃战败的盟友，迅速和胜者达成交易。作为一个海权，迦太基把海军视为国家首要力量。它发起有限的海上冲突通常是为了控制关键的贸易路线、岛屿基地和资源，在冲突中，它会让由迦太基人建造和操纵的舰队跟可消耗的雇佣军协同作战。迦太基在侵略成性、渴望土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进入重要资源地区时做出反应，但它并没有有意识地寻求领土建立帝国。[13]
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在希梅拉被叙拉古的希腊人打得大败，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无法进入西西里东部。[14]希梅拉战役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新的政府结构，迦太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国内生产上。它变成了孤立主义者。这一进程与土地精英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土地财富看重的是稳定和权力的长期积累，而不是海上贸易那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收益。迦太基成了古代的威尼斯，一个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的贵族共和国，令亚里士多德赞叹不已。
在公元前348年订立的神圣条约中，罗马同意不与迦太基以西的地区或撒丁岛进行贸易，公元前306年双方更新了条约，罗马承认迦太基的“利益范围”包括西西里。作为回报，迦太基将不染指意大利地区。这些条约被刻在了铜板上面。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在几个世纪之内不断变化，但罗马的陆权与迦太基的海权之间一直有着明显的区别。
将军们的傲慢使海军多次遭遇灾难，但罗马人学得很快。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能够执行经典的撞击攻击了，而且也已经废弃了乌鸦吊桥
罗马人从来没有把海军放在心上。海洋跟名誉、光荣和掠夺联系不紧密，不能带来社会声望和从军的威望；它“不受罗马精英们的喜爱”，他们“憎恨和害怕大海”。[29]罗马舰队可以把罗马的军事力量从一个大陆投送到另一个大陆，但它不是一件制胜的武器，也不是一种特别适合表现罗马力量的工具。罗马将通过征服围绕着海洋的陆地来统治海洋
开战的真正理由是个人和帝国的野心，在这种野心中或许还混有一些对迦太基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的修昔底德式焦虑。
为了掩盖他们的不法行为，他们发动了持续不断的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在两千年后仍然有效。19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以罗马为榜样，谴责迦太基人不守信用，尽管当时背弃誓言的是罗马人。[32]
迦太基的战争目的是防御性的，他们没有兴趣改变这些目的。他们那种有限的防御战略无法与罗马为了扩张领土和让元老阶层发财而采用的残忍、坚毅、无情的手段相匹敌。罗马的资源或许令人印象深刻，但事实证明，想要获胜的政治意愿更为重要。
公元前238年，罗马人拒绝从叛军手中接受撒丁岛。很明显，罗马人不惧怕迦太基，他们更乐意看它陷入民众起义的混乱和动荡中。他们害怕的是赋予人民权力的激进政治，是民主（demokratia），而不是海权（thalassokratia）
作为古典世界中的最后一位斗士，这个希腊化的、毫无取胜机会的人意识到了不断前进的罗马军事国家所构成的生存威胁，这个国家只因为自己有能力这么做就故意破坏条约，掠夺其他国家的领土和财富。
长久以来，古典世界一直误以为罗马只是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演员，它们没能理解这种集军事化的野蛮、无尽的贪婪和征服欲望于一身的文化。而汉尼拔意识到了，只要罗马存在，就没有哪个城市、国家或帝国是安全的。
罗马人拒绝接受失败或政治妥协。罗马是一个得到了充分动员的战争国家，尽管在坎尼损失惨重，它仍有资源继续战斗。事实证明，它的政治/经济结构比那些古老的农业国家更具弹性，那些国家接连遭受几次惨痛的失败就会降服了。罗马舰队阻止了迦太基和马其顿联手作战，因为汉尼拔无法确保意大利海军基地的安全。
西庇阿相信，解除武装、沦为附属国的迦太基，将在一个跟罗马一样害怕民粹主义政治的寡头政府统治下与罗马和平共处。他指望寡头们把迦太基从地中海的海权转变为罗马的农业行省
难怪他们泣不成声。[44]罗马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陆权取得了胜利，而海权被解除了武装，在阿加托克利斯、雷古鲁斯和西庇阿的决战战略面前不堪一击。
汉尼拔是希腊化世界里最后一个抵抗罗马的领袖，扎马战役是最后一场有可能阻挡普世君主国的战役。他努力奋战，想让世界恢复平衡，想创造一个空间让他的祖国能够作为一个海权、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政体生存下去，繁荣发展。[47]只要他的名字和他的祖国还在，罗马就永无宁日。
然而，罗马人的决定不仅仅是受帝国扩张和个人贪婪的驱动：这种事关存亡的冲突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灭另一种文化
哈里斯的结论是：“罗马人几乎每年都期待并打算进行一场针对敌人或其他什么人的战争，有时候有‘正当的’理由，有时候有其他的理由。”[56]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分歧会比罗马的大陆式做法和驱动着海权世界观的商业关切之间的分歧更深刻。
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建立了一支舰队，就连罗马人也只说他们听到了迦太基人在大量囤积木材的传言。迦太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使用的战船都是临时制造的，驾驶它们的都是些海战的外行。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罗马人的结论是：“在靠近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非洲最北端，正在形成一个恶毒的革命中心。”
“他们主要依靠科林斯，这里再次成了一个伟大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拥有庞大的工人阶级人口，他们的思想极其先进。”[60]在公元前150年，罗马人觉得需要给他们对迦太基发动战争的冷酷决定找个借口。然而4年之后，当他们发动亚该亚战争时，就连借口都懒得找了。他们故意激怒亚该亚人，挑起战争，目的是摧毁希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有能力建立泛希腊同盟之前就已经民主得令人担忧了
作为对迦太基复兴的回应，罗马妖魔化了迦太基的民粹主义政治、宗教、海洋文化和商业手段。在希腊化的叙拉古引发的一系列侮辱的基础上，罗马的领袖们煽动了相当排外的元老院，向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宣战了。此战的目标是——正如加图所说——“毁灭”迦太基这个名字、有形的城市、人民以及最重要的，它所代表的文化。这将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它是大陆霸主对海权挑战的最终回应。
一些人认为罗马人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打击迦太基的商业。[61]这种解读忽略了柏拉图对“堕落之海”的忧虑以及他的建议——为了防止平等化的政治，应该把城市夷为平地，并把它的居民搬迁到离“堕落之海”8英里以上的地方去，让他们过农民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迦太基和科林斯都没有对罗马构成战略上的威胁。这两座城市都是非常成功的海洋经济中心，都有公民大会，它们提供了与寡头制的罗马那以战争、军队和侵略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选择，它们通过和平贸易或资助反霸权联盟和同盟，以财富来交换战略权重——这是海权典型的有限战争战略。
。他认为海滨城市是不可信赖的：贸易给了他们漂泊不定的灵魂和反复无常的习俗。[64]柏拉图理想中的社会植根于大地，由农民的劳动和贵族的统治来主导：它预示着一个坚实、可敬、稳定——但却沉闷的未来
罗马人要求将迦太基连根拔起，迁往内陆，此举激怒了民众：城里的意大利居民被屠杀，民主派重新掌权，城市再次武装了自己。与前几次冲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将是一场至死方休的战争，因为冲突的起因不是领土、贸易或权力，而是身份和文化
内城抵抗了6天：里面有5万人被卖为奴隶。死亡或奴役概括了罗马这场胜利的本质。罗马逃兵和意大利雇佣兵宁愿死在燃烧的神庙里，也不愿面对罗马的制裁。整座城市都被破坏、捣毁和焚烧，以确保民粹主义政治和海权永远不会再次崛起。传说罗马人还将这块土地犁过之后再撒上盐，这是一个经典象征，代表着荒凉。
这两个人都知道，摧毁已经投降的迦太基是对古典规范的一种侮辱，简直是亵渎神明。在面对摧毁自己城市的要求时，迦太基的使节们也说了同样的话。[66]西庇阿从《伊利亚特》（Iliad）中引用了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对“城市、人民和帝国那不可避免的灭亡”进行反思的一段话，并承认他预见到了罗马的灭亡：罗马不会毁于海权，也不会毁于民粹主义政治，但绝对权力造成的腐败会使它衰弱，它会被从迦太基渡海前来的蛮族部落洗劫一空。
罗马军队大量窃取艺术品并大规模破坏文化符号，这样的行为在后来的拿破仑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那里也可以看到，其目的是削弱被打败的敌人的地位和自尊，同时，把这些珍宝放在新统治者的首都里，可以使自己对统治权的主张更有说服力
当庞培（Pompey）奉命去解决海盗问题时，他采用了一种相当具有罗马风格的方法，他派遣部队登陆，把海盗赶往符合柏拉图标准的内陆，让他们去从事道德上比较高尚的农业。[72]
这个过程在新的海权中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面对着新版本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法国波旁王朝或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则把整个过程带进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自封的新罗马有意识地着手消灭现代的迦太基。
虽然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经常被描述为争夺已知世界的统治权，但实际上这两个国家是在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而战。罗马人寻求更多的土地、财富、权力和支配。相比之下，迦太基海权寻求的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可以确保贸易航线的安全，并从不断扩张的地中海经济中获利。
迦太基和科林斯的覆灭是由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文化差异的恐惧驱动的，这种恐惧只能通过把单一文化强加于人并把这称为一个帝国来加以解决。
在非正统的威尼斯和信奉新教的北欧海权国家里，希腊思想逃过了天主教对异教徒文本的禁令，这并非偶然，它们的社会是开放、包容和好奇的，会以强调海洋来维持与罗马教会的主流思想相左的世界观。
虽然威尼斯的罗马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但它起到了使威尼斯权力正常化的有益作用，使这个独特的共和国呈现出了清晰可见的陆地形态。古老的共和美德是一种非常适合用来控制下层社会的工具。这种对身份的重铸强调了稳定性和规避风险，它也服务于寡头政治的目的，寡头政治在与康布雷同盟的战争中控制了威尼斯。
这些作品为官方的说法构建了强有力的视觉元素，维护了国家的声誉，使它过去和现在的行动正当化。这对一个游走于两个世界边缘、相对较小的海权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勒班陀战役的胜利使科孚岛和达尔马提亚岛（Dalmatia）得以免遭奥斯曼帝国的攻击，但却无法收复塞浦路斯。当伏尔泰（Voltaire）认为这次战役只是一个空洞的场面，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时，他造成了一个贬低勒班陀的长期传统，但他误解了16世纪威尼斯和基督教王国的精神世界。勒班陀对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产生了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心理影响，以一种可以归因于神之干预的方式结束了土耳其数十年来无往不利的局面。在威尼斯，它结束了可以追溯到佐奇奥之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信任危机，当共和国重建其身份以应对衰落时，它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74]
军用桨帆船的衰落与威尼斯丧失大国地位、地中海世界失去中心地位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船只、国家和远洋航行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根本，威尼斯这个城邦落伍了。原生霸权性（proto-hegemonic）的陆上帝国又一次把海权边缘化了。最后一批海权将会是比较大的国家，控制更广阔的海洋，但它们还是会被大陆霸权压倒。
早在1500年以前，英国人就已经从威尼斯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特征，当时有学问的人开始从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那里购买希腊著作。这些著作教育了掌权者，掌权者又把它们带进了英国的图书馆和政策中。地理学家、占星术士、航海家和“大英帝国”一词的发明者约翰·迪伊（John Dee）拥有三本阿尔都斯出版的修昔底德著作。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和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都有这本书，沃尔特·雷利爵士使用过它，托马斯·霍布斯把它翻译成了英语。与此同时，在沃尔辛厄姆以及塞西尔之子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的支持下，理查德·哈克卢特那本伟大的航行纪要《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出版了（1589年），这本书受到了拉穆西奥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英国人公开地、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地借用了这些知识，把海权的中心从威尼斯潟湖转移到了泰晤士河上。
17世纪，随着贸易的衰落，威尼斯把精力都集中到了保护亚得里亚海上。国家行政仍然掌握在贵族手中，没有人想过实行民主。管理威尼斯的精英们放弃了商业，又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太过于高傲而不愿经商，太过于威尼斯化而不愿务农，这个由富有而强大的家族组成的紧密联系的集团垄断了国家和教会的大权，等级制度反过来又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和公民地位。更具冒险精神的贵族在海军——而不是陆军——和殖民地政府里找到了工作，这些工作是通往高级职位的跳板。脱离贸易转而购买土地和国家债券的决定将在各个海权国家里成为对财富的一种普遍反应。
威尼斯在海权的知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也是海权后继者们的典范。荷兰人和英国人都仔细地探究了威尼斯的文化和身份，以塑造它们自己的海权事业。19世纪的英国人把威尼斯当成他们的先驱国家之一，虽然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具残骸，从海中崛起，又在海中衰落，但他们还是理解了它潜在的真实面目。
原文载录，如侵权，留言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