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擎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家庭被彻底地废除掉了，人们过着一种共产共妻的生活，这就自然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夫妻关系。
克制之道则站在自然主义的对立面上，这一派的主要见解可以用穆勒的一句话加以概括：“人类几乎所有令人尊敬的特性都不是天性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对天性的成功克服。
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写在《沉思录》里的一段内容可以看作对庄子上述见解的一则注释：“最后，以一种欢乐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别的，只是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个事物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元素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害，为什么一个人竟忧虑所有这些元素的变化和分解呢？因为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东西都不是恶。”
几乎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人们仇视内部的异见分子往往更甚于仇视外敌。而“异见”之于“正见”，不仅共享着同一阵营的最具根本性的信条，而且其差异在外人看来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而在非理性的层面，“排外”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机制，以至于只要对人们随机分组就会产生“爱国主义”（Allen&Wilder，1979）。虽然如此形成的道德情操分析起来会令人感觉相当荒谬，但是，作为一种群居动物，这种特质实在可以帮助人类在小群体的原始社群里很好地存活下来。
他们一般不会产生雪莱式的思考，即各色人等中“最完全的机器”，是“被雇用的暴徒”。
有人问孔子说：“以德报怨可以吗？”孔子答道：“如果以德来报怨，又该拿什么来报德？还是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在这里，“世界的除魅”
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影子”，是一种“源于民主世界的内部”的危险。但民粹主义要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必须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也就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的代表。
由于民粹主义者否认社会的多元主义，执意要把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坚持要将异己的人群——那些不支持或不认同他们“人民”观念的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
他们呼吁要让“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但完全不关心广泛的民主参与，他们热衷于政治和道德的断言，而不是促进开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辩论。
以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支持者并非低收入人群，大多数经济状况最差（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人投票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将民粹主义的支持群体与现代化的失败者相联系的看法，缺乏可靠的经验证据基础。实际上，特朗普的成功秘诀在于，他使许多白人（仍然占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相信，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衰落，变成了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从而将“白人身份运动”与“美国人民”关联起来。
抗议自己。而米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挑战和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总是源源不断。
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
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
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人类的政治将何去何从？各种不同的政体究竟是永久保持彼此之间的差异，还是会最终走向融合？这可能是世界政治中最大最难的问题之一。
对于这个大问题，中国人很早就给出了回答，但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可以分别用我们熟悉的两句名言来表达。一句出自春秋末期的《左传》，说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有一句来自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看到21世纪的世界政治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民主化潮流出现了逆转，这对他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一种挑战。在20世纪，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从4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这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国家要么回到了威权主义制度，要么民主制度遭受了严重的侵蚀。
亨廷顿是福山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的老师。他们师生两人分别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主导了冷战后10年的西方思想议程。
如果说他始终坚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现在他更明确意识到民主要成为好东西，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依赖许多条件的支持，那他必须去探索这些条件是什么
问责制的意思是，政府有回应质询的义务，从而担负了对公共福祉的责任，约束了以权谋私。
福山就把丹麦当作一个标本来分析解剖，从中发现了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我们来做些解释：
推动政治制度发展演化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个答案比较复杂，但我化繁就简，归纳为“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
定义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概括福山的思路，政治秩序起源于家族主义，而政治秩序的演化历史，就是家族主义力量与扩展合作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
。国家是在特定领土上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而现代国家是靠一个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来执政。
问责制政府首先出现在英国，这多少是“无心插柳”的意外产物，源自英国国王与议会长期的权力斗争。其间经过了1649年的查理一世被砍头，结果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国王与议会达成了政治妥协，不只是接受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要求，还导致了政治合法性观念的改变。哲学家约翰·洛克是这场斗争的参与者和评论者，他提出了政府的合法性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原则。
光荣革命使得问责制和代议制政府的原则走向制度化，但这还不是民主。因为当时能够向国王问责的只是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0%。但是，英国的新政治原则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无代表，不纳税”的诉求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而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弗逊，直接受到洛克思想的启发。要在进入20世纪之后，问责制才发展为所有公民享有投票权的民主制度。
“软弱无能”与“无所不能”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这就是政治秩序的理想目标，也是“丹麦”的象征意义。
福山的这条暗线在下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变成了一条明线。他在最后一章总结说，“虽然高质量的民主政府时而供不应求，但对它的要求却与日俱增……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一种清晰的方向性，意味着承认公民之平等尊严的可问责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福山对于政治秩序的观点很接近托尔斯泰对家庭的看法，良好的政治秩序都是相似的，不好的政治秩序各有各的缺陷。而且他相信，好的政治秩序会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现存的多样性只是殊途同归的过程。
福山从未像许多人误传的那样，放弃或改变了他的基本立场。在西方的民主体制陷入严重困境的时期，他反复重申，历史终结论的根本理念“仍然基本正确”，坚持主张作为政治理念的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30年之后，福山回到了他最初少数派的处境。
当下的现实世界形势对福山很不利，呈现的趋势是分裂而不是汇聚：英国脱欧、美国退守、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类的共同目标似乎已经退隐了。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随后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1991年发生的这些变化几乎是“圣经尺度”的巨变。
福山与亨廷顿的一个分歧在于：亨廷顿倾向于认为民主政治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产物（所谓“文明冲突论”的主题之一），而福山则认为现代化本身就具有一种文化塑造力量，最终会在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中生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维度。
无论在理论上如何解释，多数政治学家都承认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达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而且民主化转型一旦发生也很难逆转。
。对于这个“转型阈值”的确切数值当然还有争议，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除少数石油输出国外）全部都是所谓“自由民主政体”
他并没有排斥而是吸纳了亨廷顿早年的一个思想：“政体能力”问题（国家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有时比“政体类型”问题（民主还是非民主）更为重要
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无限期的“长远”会使他的理论永远免于经验“证伪”而沦为（卡尔·波普尔界定的）“伪科学”。福山当然明白这个基本的社会科学道理，所以，他多次提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00美元（1992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这个“转型阈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检验福山理论之有效性最为明确、最具经验可测性的标准。20年来，福山之所以仍然坚持己见，是因为他的理论还未真正遭遇有意义的“证伪”案例，但他终究要面对一个史无前例的检测——来自中国经验的检测。
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中国独特道路的捍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也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任何理论都内在地要求“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条件
这似乎印证了他对自己的认识——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而不是建构大体系的“刺猬”，这也对理解伯林构成了挑战。
在伯林所限定的消极自由概念中，许多让人感到“不自由”的状态都与消极自由无关。比如，要戒酒，但缺乏坚定的意志力；向往纯洁的宗教生活，但沉湎于声色犬马的诱惑，于是处在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之中；想要独立行走，但身体有残疾，或者想要成为钢琴家，但缺乏特殊的音乐才能。这些障碍都阻碍了我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没有满足“外部性限定”
人生而自由 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 伯林从未否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真实性，但除非这些障碍是外在的和人为造成的，在他看来，就都不是与自由，尤其不是与政治自由相关的问题。
缺乏自由只是各种各样不可欲状态中的一种，它并不是唯一的（有时也不是最重要的）挫折。
在伯林看来，“过度的控制与干涉”和“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都是危险的，分别与两种自由概念各自的堕落形态有关。
伯林认为，自由不能被界定为“任何一种挫折的缺乏，这会让这个词的意义膨胀起来，直到最后它的含义不是太多就是太少”
将摆脱强制作为自由的原初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将自由（以否定性的方式）界定为“外部人为干涉或强制的缺乏”，就赋予自由明确而特定的意义
正是伯林执意要以消极的方式来界定自由的用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于伯林“支持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普遍印象，虽然不够确切，但并不是“流行的误解”
无论外人的强制有多少正当或伪装的理由，“自己是否愿意”对他的生活仍然足具分量。
个人的自我意愿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因为尊重它所可能造成的错误（在通常的情况下）远远不及违背它所造成的恶果严重。
但同时伯林又被浪漫主义思想家所吸引，极为警觉一元论与历史目的论的倾向，对启蒙理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伯林曾引用了熊彼特的话说：“认识到一个人信念的相对有效性，而又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些信念，是一个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
在伯林看来，既坚持信念又自我怀疑的精神，才是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文明，也才是哲学上的心智成熟
在中国儒家看来，一个人对父母的爱天然胜过对远亲的爱，对远亲的爱天然胜过对陌生人的爱，这就是“仁”，是天伦之道，理想的社会就是贯彻这种仁爱精神的社会，而所谓“良知”，尤其在心学系统里，正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然而在西方基督教的伦理观里，不但要“爱人如己”，还要爱自己的仇敌，尤其是要使自己对上帝的爱超越于血缘天伦之上。 东
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把武侠文学堂堂正正地纳入了专业研究领域，书中谈道，“整个民族对武侠小说的偏爱，确实不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说‘不美妙’，是因为武侠小说的风行，不只无意中暴露了中国人法律意识的薄弱，更暴露了其潜藏的嗜血欲望”
“在一切都是彼此连结着的这个自然之中，没有原因的结果是决不存在的；而且，在物理世界中，一如在道德世界中，所有一切都是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本质而活动的种种可见的或隐蔽的原因的必然结果。在人里面，自由则只不过是包含在人自身之内的必然。
教各派。恰巧庄子也做过同样的比喻——奄奄一息的子来豁达地说：“譬如一位铁匠正在打铁，铁块突然从炉子里跳出来，要求铁匠一定把自己铸造成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那么铁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块不祥之铁。人也是一样，偶然得了人形，就喊着‘我是人！我是人！’造物主一定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的。现在我就把天地当作大熔炉，把造化当作大铁匠，随他把我变成什么样吧
笛卡尔在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的时候说过这样一番话：“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有笛卡尔这样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的人从来都是凤毛麟角的，我们“自从幼年时期起”就被动接受下来的种种无论真实还是荒谬的见解往往正是塑造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自己”的重要因素。
费正清曾经列举过自1607年以后中国的几位拥有超长任期的统治者，然后得出结论说：“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10]我不清楚的是，如果承认他的这个结论，是否意味着下面这句话也是相应成立的：“中国人天生就有奴性”
更重要的评语是宋太宗赵光义做的，他说：“宰辅当中若论守规矩、慎名节、重操守，没人能比得过范质。范质这人哪儿都好，但是，可惜了一点啊——他欠周世宗一死啊！”（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13]）
再看这样一段话：“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套，分明是儒家无疑了，但是，这段话的出处却是和儒家最无缘的——是睡虎地秦简里的《为吏之道》，是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秦政府派发给公务员的行为准则。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当年，文天祥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写下了千古传唱的《正气歌》，其中有“三纲实系命，道义之为根”，所谓“三纲”，这才是汉代以后两千年专制历史上的所谓儒家正统思想，是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别怪到孔孟头上。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