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建龙
“在贝鲁特，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战争是永恒。当你来到这里，就已经走进了没有觉察的战争之中
主流的逊尼派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等）看到了推翻什叶派（阿拉维派）统治的机会，支持反叛力量。而以伊朗为主的什叶派国家则毫不犹豫地对阿萨德总统倾囊相助。土耳其是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也站在了叙利亚总统的对立面上。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把爱辩论当作印度人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印度（巴基斯坦）人虽然爱辩论，却并不丧失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辩论并非总是剑拔弩张，而是在紧张严密之余又时不时让人笑出声来。
在一百多年前，名义上统治中东的是另一个虚弱的超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被击得粉碎，散落成无数的碎片，这个地区就注定要拥有无数的纷争。
。萨达姆出身于少数派逊尼派，建立的政权以压榨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为基础，使得民族间的矛盾没有和解的趋势，是伊拉克乱局的原因之一。而外人过于理想化的行动更加速了局势的混乱，他们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无力建设起另一套稳定的制度，很难将三大派别融合在一起
这两个国家有着太多的不同：伊朗强调宗教，而伊拉克政权是世俗主义的；伊朗强调泛穆斯林主义，特别是全世界什叶派的大联合，而萨达姆强调国家主义，梦想称霸逊尼派。
伊朗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失去了朋友。在革命之前，美国和西方都是伊朗的好朋友，但随着革命，国王逃走，西方的盟友们也跟着一起离去。
美国人本来对两个国家都没有好感，但由于伊朗人主动把自己塑造成美国的敌人，美国决定在伊拉克快失败时帮一把手。谁知这一帮，就再也收不住了
这是冷战中少有的景象，因为在冷战中，欧美支持一方，苏联必定支持另一方，但在两伊战争中打破了这个概念，也表明伊朗当时有多孤立。
虽然这些工业无法帮助本国取得胜利，但在战争结束后，伊朗已经拥有了制造和输出简单武器的能力。与沙特、埃及等动辄大价钱购买先进武器不同，伊朗人的武器虽然落后，却足以武装真主党这样的派别，革命卫队输出革命更加有底气了。
另外，在战争中伊朗四处缺钱，没有人借给它，战争之后，这也成了优势。由于没有太多外债，伊朗人可以轻装上阵发展经济
从1988年之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阿富汗战争中，伊朗支持北方联盟，而阿拉伯及西方国家则一味支持南方的抵抗者。最后，从南方抵抗者中出现了一个怪胎塔利班。2001年，美国人不得不发动战争把塔利班干掉，重新换上以北方联盟为主导的政权。由于伊朗和北方联盟是盟友，因此伊朗在阿富汗的话语权增强了。
随着黎巴嫩战争的结束，伊朗在黎巴嫩扶持什叶派真主党也有了收获。真主党成了抗击以色列的先锋，也成了黎巴嫩政坛最举足轻重的力量
2003年，美国人把萨达姆政权干掉后，推行民主制，伊拉克变成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伊朗立即与伊拉克发展友好关系，两伊战争造成的隔阂消失了
阿赫那吞创建的一神教虽然在埃及失败了，但是影响了当时在埃及的另一拨人。当时，希伯来人（犹太人）正好客居在埃及，他们继承了法老的一神教理论
当摩西把犹太人从埃及带走时，一神教也跟着犹太人来到了中东地区，这才有了犹太教。
人们时常认为，伊拉克的失败是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的。由于伊拉克入侵了邻国科威特，主持正义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人赶了回去，并制裁了伊拉克，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此进入了崩溃程序。 但是，很少有人理解到，伊拉克卷入旋涡还应该再往前推十几年到两伊战争时期。从萨达姆出兵伊朗那一天，伊拉克就注定了现在的命运
如果让他们都复员，这些军队可能会担心未来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而起来造反；如果保留军队编制，国家财政又受不了。这个时期是最容易失控的时期，除非再进行一场战争，给军队找点儿事做。
萨达姆已经被绑上了一辆停不下来的战车上，他的野心，加上整个世界如同耍猴一样支持他表演，却不肯付账，他只能继续用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表演下去——出兵科威特。
出兵科威特，是伊拉克基于国内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一种本能式反应，也的确能够缓解伊拉克国内的问题。一旦将科威特吞并，伊拉克欠科威特的大笔外债便不用还了。吞并科威特的油田，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和出口份额也会增加。另外，大量的军队有了新的事情做，便不会危及政权了。
埃及人之所以对哈马斯表现出如此的同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实际上是出自埃及一个重要的宗教和社会团体穆斯林兄弟会
而此刻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仍然被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并遭受了强力的打压。塞西总统就是靠推翻穆斯林兄弟会统治起家的，他发誓他在位一天，兄弟会就别想合法化一天。埃及彻底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派别：塞西总统的支持者们大都是埃及的中产阶级、当权派、希望稳定的人，而兄弟会的支持者则主要是穷苦人。两派的实力相当，只是穆斯林兄弟会处于地下蛰伏状态。
关于埃及最近的革命，下一章还会专门讲。这里只说埃及
关于兄弟会的定性问题，在埃及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争论，有的人把它斥为恐怖组织，有的人则认为它是社会的救星、穷人的希望。这就像它在巴勒斯坦的支脉哈马斯一样，以色列和西方视哈马斯为恶魔，而巴勒斯坦民众却将他们当成救世主。天使和魔鬼统一在一起，显示出这个世界的分裂本性。
在哈里发的统治下，阿拉伯人的政策相对开明，对犹太教和基督徒采取了宽容态度，并不要求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只要纳一定的税，就允许他们在帝国内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甚至一度发生因为帝国担心税收减少，害怕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的事情。
继承哈里发职位的先是倭马亚家族，后是阿拔斯家族，阿里家族反而越来越受迫害，经常采用暴力来反抗。
与属于什叶派的哈撒辛派的同时，逊尼派也有一种思潮为现代的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Jihad（吉哈德“圣战”）
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思潮来自于萨拉丁（Salah ad-Din Yusuf ibn Ayyub，西方称他为Saladin）。萨拉丁还是埃及一代王朝的建立者，他建立了阿尤布（Ayyubid）王朝，并收复了耶路撒冷。虽然萨拉丁本人是一个仁慈的统帅，在攻占耶路撒冷之后，也没有杀害基督徒，甚至帮助许多人赎了身。但是，在与基督徒对决的过程中，他却提倡“圣战”，在安拉的名义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使用一切方法打击基督教在中东的势力。
在埃及、约旦，人们无数次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宗教。所谓完整，是因为它不仅是信仰，也指导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你不用跳出宗教，就可以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
而教法则意味着政教合一，并利用古代经典来进行统治，与现代法律体系直接冲突。
土耳其已经成了保留罗马和希腊遗址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超过了意大利和希腊本土。
当西班牙的国王排斥犹太人时，奥斯曼的苏丹却欢迎这些流亡者到来，对犹太人友好的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政府派出的大使们尽可能地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的纳粹魔掌。当基督徒在伊斯兰教其他地区受到威胁时，苏丹的领土却允许基督徒保持信仰。
奥斯曼最眼馋的是沙俄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沙俄帝国就一直渴望走向大海。经过若干个世纪的努力，沙俄帝国在西方的波罗的海找到了出海口，而向北部的扩张让它拥有了一多半的北冰洋。除了这些寒冷地区的土地外，向南部温暖的地中海前进，就成了沙俄帝国图谋已久的战略。
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因为克里米亚半岛问题起了冲突，双方都宣称自己才拥有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这座古老而光辉的城市成了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保持了低调，它已经不会再宣称拥有克里米亚。 但事实是：在俄罗斯之前，这座位于黑海的半岛的确属于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围绕着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争写过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所描写的就是沙俄帝国与奥斯曼的克里米亚战争
对于沙俄帝国而言，伊斯坦布尔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沙俄帝国的国教是东正教，而东正教的发源地就是伊斯坦布尔。沙俄人的宗教就是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向北传入那片冻土地的。在沙俄眼中，世界上有三个罗马：第一个位于意大利，第二个就是古老的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当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突厥人占领时，东正教就迁往了沙皇的城市莫斯科，那儿就是第三罗马。夺取伊斯坦布尔，意味着东正教在古老的第二罗马复辟，这也是沙皇长久的梦想之一
在好莱坞的影片中，有一部获奖影片叫作《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讲的就是英国人的战争英雄劳伦斯上校如何联合阿拉伯人抗击土耳其人的故事
但不管他们多么想遗忘，奥斯曼仍然是近代时期最大的霸权之一。我曾经在土耳其、黎巴嫩和埃及都看到过地中海，这个海曾经是罗马的内海，但不要以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比罗马小，虽然它只囊括了地中海的东部，但它曾经深入到东欧的大森林中，将黑海当作了内海，同时控制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个文明发源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中东的两河流域以及希腊半岛。它控制了世界上除罗马之外的所有圣城：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麦加、麦地那和亚历山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为了对抗奥斯曼，试图寻求阿拉伯人的支持，唤醒阿拉伯人光荣的过去，让他们意识到：在一个突厥人的帝国内部苟活，是阿拉伯人的悲哀。这种宣传是阿拉伯人试图遗忘奥斯曼帝国的原因之一。
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地方叫汉志，这个地方如今属于沙特阿拉伯，但在“一战”时期，汉志却是哈希姆家族的领地。哈希姆家族家长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Sharif of Mecca）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任命，成为汉志总督。但这位汉志总督并不感激奥斯曼苏丹，他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人需要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建立属于阿拉伯人的国家。
土耳其人对此人怀着深深的敬意，每每谈起他都以“国父”相称。“阿塔图尔克”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称号，意思是突厥人（土耳其人）之父。阿塔图尔克的本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在“一战”后，当战胜国们争论如何对土耳其进行最严酷的分割时，土耳其的苏丹政府没有任何抵抗方案。大概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病夫已经死定了，只有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同意。
此刻，土耳其国内就拥有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奥斯曼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权，另一个是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的民族阵线。民族阵线的势头越来越猛，伊斯坦布尔政府也对战胜国越来越强硬，两者相互呼应，占领军的麻烦来到了。
希腊有着光辉的历史和无能的现代，曾经长期是东罗马的属地，又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的附庸。当19世纪希腊人终于取得独立时，对于曾经主人的怨气却一直没有消除。
希腊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次远征也都和土耳其有关：第一次是特洛伊远征，希腊联军攻打的特洛伊古城就在土耳其；第二次是希腊人去波斯的万里长征，他们去程走的是土耳其南部，回程走的是土耳其北部的特拉布松，几乎将土耳其观察了个遍；第三次是亚历山大远征，土耳其最终被亚历山大收入囊中。
第一，土耳其在历史上仿佛只是希腊和罗马的脚注，希腊人本来就看不起土耳其。土耳其的爱琴海和地中海岸充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而土耳其的古代史也主要依靠希腊人的资料来复原。
1922年8月，步步紧逼的土耳其人击败了希腊人，9月，凯末尔开进了希腊人的堡垒伊兹密尔。希腊人在撤退时也不忘惩罚土耳其，对人民实行了烧杀抢掠，但这已经是土耳其承受的最后的灾难了
除了武力之外，凯末尔精通现代政治，知道如何改变政治平衡来达到目标。他把土耳其的石油开采权卖给了美国的公司，以压迫英法尽快和解，娴熟地在战胜国之间维持着再平衡
雅典实行的是简单民主制，要求把所有的人在同一时刻凑到一块儿，一起商量事。这在一个城市内部可以办到，可一旦牵扯到很多城市，从技术上就无法把他们都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商量事情了
正是由于雅典民主制的缺陷，大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只适用于一个城邦，不适合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而阿塔图尔克在施行独裁的同时，由于他与西方保持着接触，始终知道土耳其为什么衰落，要如何打破传统的锁链。他利用独裁手段把伊斯兰教法系统折腾得天翻地覆，人们接触不到正式的宗教教育，习惯了世俗政权。在他死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回到教法统治之中去了，就算再保守的人，也只能承认他的功劳，并顺着他的路线走下去。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土耳其的政权组织形式为共和国，并选举穆斯塔法·凯末尔为总统，正式终结延续数百年的苏丹制。被英国人当作傀儡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早在一年前就迁往了马耳他。
在他采取的措施中，有的措施也像沙俄的彼得大帝剪胡子那样滑稽可笑。比如，他禁止人们戴土耳其的无檐帽子，男人如果戴帽，必须戴欧洲式的宽边帽。
不喜欢阿塔图尔克的人往往批评他过于激进。但事后来看，这一步却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当精英和平民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学习语言时，各种资源迅速到位，书本、报纸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文盲率的大大降低。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有意识地提高土耳其人乃至所有突厥人的优越感。在阿塔图尔克的要求下，土耳其改革了历史课程，突出了土耳其光辉的一面。在历史上，土耳其最辉煌的时代出现于苏莱曼大帝（Sulayman the Magnificent）时期，于是他在课本中占有了超高的比重，而对于土耳其的“病夫”阶段则是以简笔带过。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还有另一重影响：为世界突厥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撑。不仅土耳其人，包括中亚的许多国家都自认为是突厥国家，包括中亚的五个“斯坦”，都与之有关。
经过试验，阿塔图尔克退缩了。他认为，土耳其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好，社会也还不够稳固，禁不起多党制的折腾。一年后，自由党在他的授意下解散，土耳其回归了一党制状态。
这一次，土耳其没有犹豫，它感受到了苏联的虎视眈眈，认识到苏联还没有放弃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土耳其加入了北约，并坚决向西方靠拢。随着“马歇尔计划”将土耳其纳入其中，大量的美援再次支撑起了土耳其经济。
1950年，民主党总统拜亚尔（Mahmut Celal Bayar）上台，民主党人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成为总理。老总统伊诺努在阿塔图尔克死后执政了12年。在他执政时期，土耳其经过了复杂的国际形势，并安然保住了危险区域。
精英和大众，永远是政治的两极，过于曲从任何一端都会带来灾难。
民主党由于没有建国的光环笼罩，只能更加依赖于群众的支持。它们为了获得选票，会曲从于选民的压力。共和党当初由于不屑于曲从选民，在选举中失去了大量的选票，造成了自己的下台。民主党得到了这部分选票，却是以失去主动权为代价的。
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人帮助土耳其大量修建道路系统，外资和贷款的涌入改变着这个迫切想要融入欧洲的国家。
到此时，土耳其已经经历了阿塔图尔克和伊诺努近30年的强力世俗化，城市的人口已经颇为现代化了。但是在农村，人们仍然是保守的，他们渴望过一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生活，在清真寺利用阿拉伯语礼拜，学习《古兰经》，让女人少抛头露面，而这些都是被阿塔图尔克禁止的。 曼德列斯为了获得支持率，尝试着放松这方面的管制。果然，放松政策受到了农村人民的强烈欢迎，他立刻被人们当作圣徒一样崇拜。
也就是从这时起，世俗化还是保守化，成了土耳其政治里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对立也保留下来：城市人希望世俗化，而农村人倾向于保守主义。任何政党都只能讨好一半的土耳其，而另一半的土耳其却在咒骂它。
1960年5月27日上午，土耳其军队突然行动，逮捕了总统拜亚尔、总理曼德列斯、全体阁员及民主党议员，发动了军事政变。这是新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
在推翻了民主党政权后，军人们成立了一个全国团结委员会。为了安定民心，委员会发誓要尽快结束军人统治，过渡到民主政治。
在土耳其，军人却信守了承诺。当新宪法通过后，整个国家回到了紧锣密鼓的选举活动之中，老政治家伊诺努再次成为总理，继续执政。
不过，军人们的政变的确给土耳其政坛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最大的问题是：军人在政治上给自己留了后门。除了正规的民选总统和总理之外，军人所把持的全国团结委员会（后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民选政府的政策有否决权。
回顾土耳其的历史，阿塔图尔克用独裁手段强行将土耳其带出了政教合一的泥沼，推进了世俗化的改革。如果没有世俗化，土耳其就会在政治和宗教的相互羁绊中继续迷失。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并强行将保守势力压制住，使得土耳其产生了一批面向西方的精英分子，这些人是土耳其走出历史循环的关键。
瓦哈卜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离不开沙特家族的倾力相助。这也成了瓦哈卜主义和现代宗教激进主义的不同之处。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等宗教激进主义并不赞同国王的统治，他们倾向于建立一种纯粹的教法统治，也就是由宗教领袖来担任世俗的首领。而瓦哈卜主义依靠的沙特王室却首先是一个世俗的国王，王位在沙特王室内部继承。
穆罕默德死后，哈希姆家族主要在他的女儿法蒂玛的血脉中传承。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哈里发王朝阿拔斯王朝，由于出自穆罕默德的叔叔支系，因此也宣称属于哈希姆家族
与伊本·沙特的单枪匹马不同，侯赛因·本·阿里的几个儿子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其中最有能耐的三个分别是阿里、阿卜杜拉和费萨尔。这三个人后来分别当上了汉志、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国王。
侯赛因·本·阿里的儿子阿里自然是汉志国王的继承人，而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被英国人封为外约旦的国王，第三个儿子费萨尔成了伊拉克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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