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兰·昆德拉
但是，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巴门尼德答道：轻者为正，重者为负。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是像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一张草图是某件事物的雏形，比如一幅画的草稿，而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住水中那只放了小摩西的摇篮，世上就不会有《旧约》，也不会有我们全部的文明了！多少古老的神话，都以弃儿被人搭救的情节开始！如果波里布斯没有收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就写不出他最壮美的悲剧了。 托马斯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一个简单比喻，便可从中产生爱情。
特蕾莎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
他常对情人们说：谁无感情投入，谁就无权干涉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惟有这种关系才能给双方带来快乐。
她是画家。她常说：“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的对立面。在媚俗之王国，你会是个恶魔。在任何一部美国片或俄国片里，你都只能是那种让人嫌恶的角色。”
在物理实验课上，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验证科学假设的准确性。但是，人只有一次生命，绝无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假设，因此他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为自己情感所左右到底是对还是错。
自学者和学生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广度，而在于生命力和自信心的差异。
背叛。打从孩提时代起，爸爸和小学老师就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这是世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可到底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
她曾以为只有在共产主义世界才会风行这种音乐。来到国外，她发觉，从音乐到噪声的蜕变是种全球性的过程，令人类进入了极端丑陋的历史阶段。丑陋的总特征首先表现在那无处不在的丑陋声音：汽车、摩托、电吉他、风镐、高音喇叭和汽笛。视觉上的丑陋用不了多久就会跟着出现，同样无所不在。
她将这一经历告诉了几个法国朋友，他们都很惊讶：“别人侵占了你的国家，你就不愿去作斗争？”她想跟他们说，在一切入侵、占领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这种恶的表现，便是结队游行的人们挥舞手臂，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于是，她清楚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她觉得尴尬，于是宁愿换个话题。
“完全不是这样！”玛丽-克洛德气色极佳，亮着嗓门说，“我就碰上过一次车祸，那才叫妙呢！我从来没感觉到有比在医院待得更好的地方！我根本就不合眼，没日没夜地看书，一个劲儿地看。”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她，这显然令她十分开心。弗兰茨感到讨厌（他记得在那场车祸后，他妻子曾极度消沉，叫苦连天），但讨厌中又掺杂着某种钦佩之情（玛丽-克洛德天生就会把自己所经历的黑说成白，这份天赋说明她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值得尊敬）。
这个年代，在客人面前席地而坐，这一举动表示的是随意、放松，思想进步、好相处，还有一股巴黎味。玛丽-克洛德动不动就往地上一坐，弗兰茨真担心哪天会看到她在常去买烟的小店的地上坐着。
在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儿，如同分隔两个王国的一道河流。
萨比娜指着一个木隔间说：“穷人要站着，富人则有隔间可坐。但有一种别样的东西把银行家和穷人联合在了一起：对美的仇视。”
从此，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美就隐藏在五一节游行的场景背后。要发现美，就必须把那场景击破。
“因为爱就是放弃力量。”弗兰茨温柔地回答。 萨比娜明白了两件事：其一，这句话很动听而且是真心话；其二，说了这句话，弗兰茨在情欲里便威风不再。
她问：“那你为什么不偶尔用用你的力量对付我呢？”
萨比娜认为，失去私密的人失去了一切，而心甘情愿放弃私密的人则是怪物。所以萨比娜并不因需要隐藏自己的爱情而感到痛苦。相反，这正是她能活在“真实”里的惟一方式。
爱情一旦公之于众会变得沉重，成为负担。一想到这儿，她就已经直不起腰来。
弗兰茨的身体伏在她身上扭动，双眼紧闭，在她看来，这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他像是一只尚未睁眼的幼崽，因为饥渴而发出阵阵可怜的嗷叫。
他们彼此以对方为坐骑，奔向他们所向往的远方。他们都沉醉在令自己获得解放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着萨比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比娜骑着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
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直至此时，背叛的时刻都令她激动不已，使她一想到眼前铺展一条崭新的道路，又是一次叛逆的冒险，便满心欢喜。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你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 萨比娜感觉自己周围一片虚空。这虚空是否就是一切背叛的终极？ 直至此时，她显然仍未明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追求的终极永远是朦胧的。期盼嫁人的年轻女子期盼的是她完全不了解的东西。追逐荣誉的年轻人根本不识荣誉为何物。赋予我们的行为以意义的，我们往往对其全然不知。萨比娜也不清楚隐藏在自己叛逆的欲望背后的究竟是什么目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目的就是这个吗？自从离开了日内瓦，她已朝这个目的越走越近。
这座公墓就是个石化的名利场。公墓里的众生根本没在死后变得清醒起来，反倒比生前更为痴癫。他们在铭碑上夸耀着自己的显赫。这儿安息的不是父亲、兄弟、儿子或祖母，而是名流、政要和头衔及荣誉加身的人物，哪怕只是个小职员，也要在此摆出他的身份、级别、社会地位——即他的尊严——供人瞻仰。
特蕾莎回想起入侵的那段日子。年轻姑娘身着迷你裙，走过来，走过去，举着国旗飘扬的长竿。这是对多年来被迫禁欲的俄国士兵的性侵犯。他们来到布拉格，恐怕以为来到了一个科幻小说家杜撰出来的星球上，这里净是美艳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人，她们以美丽的长腿为武器，表示蔑视，而这是整个俄国五六个世纪以来都不曾见过的。
（特蕾莎从童年时代起脑子里就总在琢磨这些问题。因为真正严肃的问题，是孩子能提出来的问题。只有最天真的问题才真正是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一道令你无路可走的障碍。换言之，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标志着人类可能性的局限，划出我们存在的疆界。）
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
托马斯心里想，根本问题并不是：他们当初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而是：是不是只要他们不知道就算是无辜？如果王位上坐的是个蠢蛋，那么是否只因为他是个蠢蛋就可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
于是托马斯又想起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跟自己同床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当他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绝没有感到自己是无辜的。他无法面对因自己的不知而造成的不幸，戳瞎了自己的双眼，黯然离开底比斯！ 托马斯常常听到人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灵魂的纯洁性进行辩护，他心里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也许将丧失几个世纪，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觉得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你们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该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
要是用木棍对着某人的脑袋一阵猛击，那人会立刻倒下并永远停止呼吸。不过呢，即使没有这事儿发生，他也迟早会停止呼吸。所以杀人不过是稍稍提前完成了上帝将亲自动手完成的事。
做的是自己完全不在乎的事，真美。从事的不是内心的“es muss sein”逼着去做的职业，一下班，就可把工作丢在脑后，托马斯终于体会到了这些人的幸福（而从前他总是对他们心存怜悯）。
他在墓地上发表了关于诗人如何热爱苏联的一番演讲。也许他这样大放厥词是为了唤醒诗人。然而世界是如此丑陋，没有人会愿意起死回生。
他想起了柏拉图《会饮篇》中那个著名传说：以前人类是两性同体的，上帝把他们分成了两半，从那时起，这两半就开始在世界上游荡，相互寻找。爱情，是对我们自己失去的另一半的渴望。
小时候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启蒙教育，但那时我已本能地懂得粪便和上帝之间不可能掺和在一起，所以，基督教人类学关于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基本理论是脆弱不可信的。要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那么上帝就有肠子；要是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像上帝。这两种说法只有一种是成立的。
但在这一刻，萨比娜仿佛看到参议员站在布拉格一个广场的主席台上。他脸上挂着微笑，与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对脚下游行队伍中同样微笑着的民众发出的微笑一模一样。
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
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
没有人比政治家更深谙这一点。只要附近有一架照相机，一见到孩子，他们就会跑过去把他抱在怀中，亲他的脸蛋儿。媚俗，就是所有政治家，所有政治运动的美学理想。
我说“极权”，那是因为有损于媚俗的一切，必被清除出生活：任何个人主义的表现（因为任何的不协调，就是啐在笑吟吟的、博爱之脸面上的一口痰）、任何怀疑（因为一个人往往从怀疑一个最小的细节开始，最终会怀疑生活本身）、任何嘲讽（因为在媚俗之王国，一切都要严肃对待），甚至是抛弃家庭的母亲，爱男人胜于爱女人的男人，都是有损媚俗的行为，因为这就威胁着那句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多生多育。” 从这一观点来看，所谓的古拉格，可以被视为极权的媚俗乱倒垃圾的化粪坑。
特蕾莎的梦揭露了媚俗的真正作用：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
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问题。所以极权的媚俗的真正对手就是爱发问的人。问题就像裁开装饰画布的刀让人看到隐藏其后的东西。萨比娜就是这样向特蕾莎解释那些油画的意义的：前面是明明白白的谎言，后面则隐现出让人无法理解的真相。 只是，那些反对所谓的极权体制的人几乎不能用疑问与怀疑作为斗争的武器，因为他们也要拥有一份坚信和简单化的真理来得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并感化他们的整个集体。
人们总想以自己的生活制造媚俗，要摆脱它，得付出多少艰辛，令人绝望。
在媚俗被当作谎言的情况下，媚俗必定处于非媚俗的境地。媚俗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力，它就像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 但是这种生命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 对此有形形色色的观点，于是便有形形色色的媚俗：有天主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者的、欧洲人的、美国人的、民族的、国际的等等。
我不想就此而论，说弗兰茨是一个媚俗的人。伟大进军之思想在他的生命中所起的作用，与萨比娜生命中那首诉说两扇闪亮的窗户的伤感的歌曲所起的作用，几乎是同样的。弗兰茨投哪一政治派别的票呢？我想他恐怕根本就不投票，也许在大选之日，他宁愿到山里去游玩。但这并不意味着伟大进军已不再令他激动。想象着自己是跨世纪前行的队伍中的一员，是美好的。而弗兰茨从未忘记这一美丽的梦想。
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制？拒绝消费社会还是提高生产？要断头台还是废除死刑？这无关紧要。将一个左的人造就为左的人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而是将任何一种理论都纳入所谓伟大的进军这一媚俗之中的能力。
上天的创造物是全知、全觉的。如果他参加这次进军，萨比娜一定会看到的，会因此而高兴。她会因此而明白，他对她忠诚依旧。
使左成其为左的，是伟大进军这一媚俗。对媚俗的认同并不取决于某一政治策略，而是通过形象、暗喻及词汇来决定的。所以违背原有习惯，进行反共产主义国家利益的游行，完全是可能的。但是用其他的词语来替换原来的词语，却是不可能的，他们可以用拳头威胁越南军队，却不能朝他们高呼：“打倒共产主义！”因为“打倒共产主义”，是反对伟大进军的敌人的口号，那些不想丢面子的人还要为他们自身的媚俗的纯洁性保留一份忠诚。
事实上，法国医生表现出对美的很强的敏感性：诸如“卡特总统”、“我们的传统价值”、“共产主义的野蛮行径”等词语均属美国式媚俗词汇，与伟大进军之媚俗完全是两码事。
那些以前拼命挤在舞台下的观众早就扭过头去，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继续着，没有一名观众。是的，弗兰茨想，尽管世界冷漠，伟大的进军仍在继续，它变得激奋、变得狂热起来：昨日反对美军占领越南，今日反对越军占领柬埔寨；昨日支持以色列，今日支持巴勒斯坦；昨日支持古巴，明日又反对古巴；对美国总是反对的。但每一次反对的是一方的屠杀，每一次支持的是另一方的屠杀。欧洲在列队行进，为了紧跟所有事件的节奏而不落下任何一桩，步子越来越快。因此，伟大的进军最后变成了一支急匆匆飞步向前的队伍，舞台变得越来越小，直至有一天，将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空间维度的小点。
他惟有一种选择：要么演戏，要么什么也不干。在某些情况下，人注定要演戏。他们与沉默势力的抗争（反对河对岸的沉默势力，反对变成无声的窃听器藏在墙中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向一支军队发起的战斗。
弗兰茨的这种突然的欲望使我们想起了什么；是的，他让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他跃身触电死在铁丝网上，看见人类生存的两极近到了几乎相触的程度，以致贵贱之间，天使与苍蝇之间，上帝与粪便之间再无区别，他实在受不了。
但无法作出任何类似的证明。天平的一头放上了粪便，斯大林的儿子将整个身躯投到另一个托盘之中，天平却纹丝不动。
汽车在曼谷的一家旅店前停了下来。没人再想组织召开什么会议，大家各自散成一伙伙，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逛，有的去参观庙宇，有的去逛妓寨。索邦大学的那位朋友建议弗兰茨晚上跟他一起过，但弗兰茨更愿意一个人呆着。
也许正是谁也不愿在农村呆下去，国家才丧失了对农村的管制权。当农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而只是一名被雇来种地的职工时，他就不再依恋这片家园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一无所有，因而也不惧怕会失去什么。这种漠然的态度倒使得农村保持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和自由的空间。合作社主席不是外人强行指派的（同城里的领导不同），而是农民选举的，和农民是一伙人。
报上于是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组织攻势。例如，要求杀尽灭绝城里的鸽子。鸽子确实被杀尽灭绝了。不过，他们的目标主要是狗。当时，人们尚未从国土被占领这一灾难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中解脱出来，但是报纸、广播、电视谈论的都是狗，说它们弄脏了人行道、公园，对儿童健康造成危害，是光会吃、毫无用途的东西。这一切制造了一种真正的偏执，特蕾莎担心狂热的民众会袭击卡列宁。过了一年，积聚起的所有仇恨（首先拿动物做试验），都转向了真正的目标：人类。开除、逮捕、审判开始了。牲畜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尼采，我也同样喜欢特蕾莎，那个抚摸着躺在她膝头、得了不治之症的狗的头的姑娘。我看见他俩并肩走着：他们离开了人类的道路，而人类，“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走。
在这混乱的思绪中，一个亵渎神明的想法在特蕾莎的脑海里萌生，怎么也摆脱不了：将她与卡列宁连接在一起的爱胜于她与托马斯之间存在的爱。
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因为特蕾莎对卡列宁无所求。她甚至不要求爱。她从不提令夫妇头疼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爱我吗？他曾经更爱过别人吗？他爱我是否比我爱他更深？这是些探讨爱情、度量其深度、对其进行种种猜测和研究的问题，也许正是它们将爱情扼杀了。
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卡列宁如果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人的话，它肯定早就对特蕾莎这么说了：“听我说，我不乐意一年到头嘴里叼着一个羊角面包。你就不能给我弄点新鲜的东西吃吗？”这句话蕴含着对人类的谴责。人类之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人们都倾向于把强者看成是有罪的，把弱者看成是无辜的牺牲品。可是现在，特蕾莎意识到：对于她和托马斯来说，事实则相反！甚至连她做的梦，都好像摸准了这个强大的男人惟一的弱点，向他展现特蕾莎的痛苦，使他不得不退步！特蕾莎的软弱是咄咄逼人的，总是迫使他就范，直至他不再强大，变成她怀里的一只野兔。特蕾莎总想着这个梦。
“使命？特蕾莎，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没有使命。任何人都没有使命。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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