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多数研究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持肯定态度，许多文章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却发生了分化，肯定和否定两种价值判断并立，评论的角度呈现多样化。
一是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影响，认为王安石代表的阶级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有些研究聚焦于王安石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上面，认为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因为其代表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利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去分析。一般认为，王安石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统治危机的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矛盾。具体表现在，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改革过于激进而体制改革却裹足不前。范仲淹变法中的吏治改革失败，让王安石意识到了吏治改革是最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个致命的失误成为新法失效的重要因素。
这一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影响较大的著作有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都对王安石变法的基本框架、内容及其意义做出分析、解释和评价。
二是从政府职能讨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政府干预所致。这种观念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体制和法制的不匹配性。由于没有政府与民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法律保障，两者之间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自由地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王安石变法“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这使得北宋不能在下端实现各种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的局面。因此，有些研究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政府失灵联系到了一起。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对经济干预不仅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甚至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进而加剧了市场紊乱。此外，寻租现象的大量存在也从侧面佐证了政府失灵问题。变法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俨然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市场与政府交替主导社会经济的景象，比如合理界定政府干预有效性边际的问题，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以克服政府失灵的问题。
学者李明思从国家干预主义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国家干预经济成本太大、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一，政府干预引发政府机构膨胀及政府运行成本的增加；第二，政府干预造成管理、决策成本增加；第三，政府行为的垄断性和官僚性给市场交易带来了更大的成本。
三是从发展环境角度分析，认为缺乏商业流通环境和市场运作机制，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马海涛、李将军认为，因为皇权不受节制、私人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服务部门（如商法、会计、保险、金融、民法等）得不到完善，国家与大资产者之间缺乏一个成熟的博弈机制，进而市场经济不能充分健康发展。如实行青苗法，官府贷款给百姓，却没有金融机构按照商业机制来运作。
四是从政策决策和执行角度分析，有些学者认为，宋初权力与财富的分离，使改革成为可能的选择。通常情况下，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权力，本能地做出“与民争利”的政治选择。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资本天生具有对自由的渴望。商业资本具有对经济自由化的内在要求。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依赖于自由竞争法则的确立。但王安石变法主张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恰恰与经济自由化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
从政策执行角度分析，执行不力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梁小民认为，王安石变法动机不错，可惜效果并不好。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除了遭到上层官僚集团顽固的反对之外，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无论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当府库充盈后，变法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正面影响一直在弱化，当神宗亲自掌控变法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专制体制下的中央政府难以受到限制，新法实施存在的问题得不到矫正，新法最终沦为政府增收的工具，专制权力又给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致使政府失灵出现了必然性。
当然，当代学者也分析了王安石变法中人的因素。一些学者认为，用人不当导致变法的法规、措施在实施中走样。
姚治勋进一步指出，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排斥异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张俊峰指出，在北宋时期，祥瑞、灾异等迷信学说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灾异说在当时“不仅成为攻击王安石变法的武器，而且也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王安石变法成败的评价进行了反思。宋史学者李华瑞在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的文章中认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污名化始于靖康时期，于宋理宗时期达到高潮，从南宋至晚清成为宣扬义利道德观念最具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王安石也成为典型“喻于利”的“小人”。
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王安石是一个真正能够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提出了“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的判断，他认为绝不能因为司马光推翻新法，就认为新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