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严复多次论及王安石变法，认为“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他提出王安石变法具有相当的先进性，之所以变法没有成功，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变法所需要的程度，变法难度大，支持的力量不足。
在清末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高调称赞他为“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激动地说，王安石走在欧美前面，最先发明社会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梁启超赞美王安石，有强烈投射现实的意思，为王安石翻案其实是为戊戌变法高唱赞歌。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很多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之一。
具有相似观点的是陈焕章（1880—1933），他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中，认为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生不逢时，“不是太晚就是太早”
。如果早一点生在封建时代（指周朝封建制时代），或者晚一点生在民主社会的现代，王安石大都是可以成功的，而且假如王安石那时成功了，中国早就成了现代国家。
与此不同，作家林语堂在其英文作品《苏轼传》中，对王安石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王安石和希特勒一样有“妄想狂”的性格，王安石的改革结果是“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独占制度”
。这种极端的观点，即使西方人也难以接受，因而受到了当时评论者的批评。
评价王安石变法，不能不谈列宁。作为20世纪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这句话对20世纪的中国有重大影响。很多人认为，既然革命导师说王安石是“改革家”，那么他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依据，例如吕振羽认为王安石的新政目的在于缓和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适应中间阶层的要求，特别符合中小地主的经济利益，也反映了自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一些要求。
此后，由于持续的、快速的社会变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王安石持正面看法的人增多。民国时期，对于王安石财政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种诠释模式，主要是以传统价值标准和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框架来评析，代表人物有柯昌颐、熊公哲、钱穆等人，论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成果较多。
对这些观点，胡适之颇有见地地说：“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他总结说：“是故今日为安石白沉冤，诚亦环境有以支配之使不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