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普通人要获得官职，大概有四种途径：一是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官员子弟或亲属以荫补方式入仕，三是军功入仕，四是卖官鬻爵或其他特殊途径。然而，王安石变法为一些普通人入仕为官打开了一条特殊渠道，有些人通过保甲法获得了官职。
游彪在《山西碑碣》一书中，发现周邦彦所撰写的田子茂墓志铭整理了他从一个普通保丁成长为武官的历程。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子弟，田子茂从保丁到官员的人生轨迹，可以透视出北宋社会鲜为人知的诸多情形，其仕途的沉浮正是北宋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
田子茂（1059—1114），生于嘉祐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山西忻州秀容县一个普通农户之家。如果推论祖上，他是唐代魏博镇节度使田承嗣的后裔，然而田承嗣后裔甚多，到了第三代，再没有出现杰出的人物，而到了北宋中期，历经一百多年，田家早已衰落成普通人家。田子茂的父母只是普通农民。
据说，田子茂幼时比较聪明，“稍长则便能武事”。因忻州处于宋朝边境，“其俗刚悍而朴直”，尚武之风盛行，他从小练习武艺。熙宁三年，北宋开始推行保甲法，要求“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
。由于田子茂家有两个以上男子，且他武艺出众，没过多久便“以弓马被荐”。
按照宋朝政府颁布的政令，保丁武艺符合相关等级标准就会授予相应的官职，武艺考试规定为“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第一等保明以闻，引见于庭，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
。然而，各地保甲能够推荐的名额极为稀少，如河东、河北路等五路仅仅有七个名额，大致相当于十万人中挑选七人。
被选中者每隔两年到京城参加“阅试”，经过考核后被授予相应级别的官职。
元丰六年（1083），田子茂24岁，年富力强，非常幸运的是他从河东路众多保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前往京城参加武艺考试的绝好机会。七月二十七日，“天子临轩试之，中第一”，宋神宗亲自主持了武艺考试，田子茂获得第一名，于八月五日“补三班差使”。十几万保丁中只有屈指可数的人才能获得这种职位，可以说这是田子茂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虽然“三班差使”是一个没有品级的武官官阶，但毕竟不同于普通保丁，这位普通农家子弟拥有了官员的身份，改变了他本人及其家族的地位。
田子茂从京城回到河东路后，被任命为提举保甲司属下随行官员，其后又在邻近他家乡的代州（山西代县）繁畤县（山西繁峙）负责保甲事务。经历两个武官任期和十年的磨炼，在他35岁时，恰逢仙居县缺人担任县尉之职，于是淮南西路“宪司”派遣田子茂担任此职。虽然仙居是淮南西路光州管辖的最为偏僻的县份之一，但县尉乃是朝廷从九品命官，意味着他从无品级的武官变成了朝廷命官，其仕途也随之而步入了正常轨道。
仙居县是1000户人口左右中下县，属于宋代十等县的倒数第三等。在仙居县担任县尉期间，田子茂兼任了主簿之职，不久该县又缺知县，于是又承担了知县的工作，实际上成了仙居县唯一的朝廷命官。通常，宋代知州、知县由文官出任，武官很难获得这些职位，然而田子茂完全掌管了仙居县各项政务。在任期间，他行事果断，处理了“十余年不决”的一桩争夺财产的积压案件，并很快将关押百余名犯人的案子审理完毕。其行政能力得到了当地人的普遍赞誉，“吏民惊喜，一境称治”。由于他在仙居任职时间比较长，且深得民心，于是“合土士众，诣郡请留”，有不少人到州里请求上级政府让田子茂继续留任。但因为他是武官身份，没有留任的先例，因而作罢。
绍圣二年前后，田子茂担任了泾源路第四队队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担任武将官职，这个官职是宋朝推广将兵法以后军队中基层的统兵官。此时，吕惠卿担任延安府知府，他不认识田子茂，但可能听说过他保丁夺冠的事迹，对田子茂比较器重。因此，当田子茂面见吕惠卿时，吕惠卿经考察后将他“置于左右，待极优异”。此时，田子茂官品很低，也想尽办法与顶头上司搞好关系。后来田子茂得以“奏辟焉”，就是说吕惠卿是通过所谓“奏辟”的方式让田子茂从政为官，“奏辟”是宋代路级、州级官员依据相关规定依法自行选择下属官员，具名上报以后即可任职。宋人对这种升迁途径极为重视，认为“作官从人奏辟，非但宾主，便有君臣之义，不宜轻也”
。也就是说，一旦被上级官员辟举，下属与上级之间不仅仅是“宾主”之谊，而是接受了对方莫大的恩惠，有了“君臣之义”，这是非常严格的上下依从关系。从此以后，田子茂与吕惠卿之间自然也就结成了一种异常特殊的荣辱与共的关系。
宋哲宗亲政以后，一改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与西夏和谈的政策，派遣将领对西夏主动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宋军在河东路、永兴军路等地向北推进，重创了西夏军队。绍圣三年（1096）七月，田子茂参加了征讨西夏的战争，他跟随泾源路兵马钤辖张诫一起攻打西夏的成平，在击败西夏军队之后“兼荡其寨”。此次宋朝军队的出击，似乎对西夏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为了尽快挽回颓势，西夏国母梁氏“率众号五十万入鄜延”，从东、中、西三个不同的方向对北宋进行反击，西夏军很快便攻克了延安以北的要塞金明寨（陕西安塞南）。然后，宋军迅速组织反攻。田子茂“从本将逼逐”，双方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苦战，“至十月初二日，两军大战于铁冶”。战斗开始，宋军似乎占了上风，但西夏派遣了相当多的军队参战。双方从早晨战斗到黄昏，在“马毙箭绝，肢体被伤”的情况下，作为宋军低级统兵官的田子茂只好带着手下士兵突围，“与残卒数人再战，夺路致捷而出”。墓志铭上说田子茂顺利突围，甚至还上报皇帝，得到了“赐银合香药、茶绢及进官一阶、减二年磨勘”的奖赏。虽然在这次战役中宋军陷入重围，损兵折将，幸运的是田子茂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逃出来，并升了官阶。
铁冶之战后，田子茂升为泾源路“权第六将部将”，率领所部参与了修筑威戎城。通过不断兴筑城寨工事，逐渐深入西夏本土，是宋哲宗时期对付西夏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层面。此时，吕惠卿担任鄜延路经略使，田子茂被委任为经略司准备差使，作为重要幕僚再次回到吕惠卿身边任职，实际上进入了鄜延路军事领导的核心。
绍圣四年（1097），吕惠卿派遣宋军攻破西夏宥州、夏州及其附近地区。这一地区是西夏最为重要的粮仓之一，宋军进入这些地区后破坏了西夏军队的物资保障，使西夏被迫派遣军队前来守卫。然而，宋军在东线战场并没有长期占领西夏的城池，而是更多地采用不断袭扰的方式，随时派兵攻占西夏本土的各个重要区域，使西夏王朝不得安宁。元符元年，田子茂跟随宋军再次进攻夏州（陕西横山西北），破荡贼众，斩首八百级，生擒带牌伪天使一、大首领二，牛马孳畜万计。
该年，田子茂39岁，升任供备库副使，这是他一生中做官的最高品级（表5）。跟随吕惠卿之后，可以说田子茂官运亨通，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便迅速升为从七品的武官。
表5 田子茂仕途履历表
资料来源：游彪《名门后裔：宋代一个普通人的异常生活轨迹》
北宋地方政治深受朝廷政局动荡之影响，可能会因为不同官僚个人的政治理念或是非恩怨而出现转折性的变化。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为了缓和哲宗绍圣时期排挤打击元祐党人而引发的矛盾，宋徽宗统治初期起用了一些绍圣年间受到压制的反变法派人士。其中，范仲淹之子范纯粹来到延州任职，由于他早就与吕惠卿不和，对吕惠卿在当地实施的政策颇为不满，还上书朝廷揭发吕惠卿虚报战功。“诈冒功赏”在宋朝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官员往往夸大战绩以邀功行赏。为了核实情况，范纯粹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置狱吓胁战士，出榜谕人，意要虚首”，即以司法方式胁迫相关将士，张贴告示要求他们自首。这种做法令将士深感恐惧，即使曾经立功的人也不敢指望升职，但求没有祸害。
对于中下层官员田子茂而言，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也是其人生和仕途的重要考验。他与皇城使范宏、黄彦等人被捕入狱，但都坚决否认曾经有过邀功行赏之事。田子茂表现尤为坚强，甚至对审问他的人辩解说：“首可舍，冒赏则无，不必某，一路皆然。若本无功，斩虏数万，辟地千里，不知自何而得也。”他自辩不仅没有“冒赏”，而且全路都是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辟地千里”的成效了。毕竟，他与吕惠卿交往比较多，个人之间情谊深厚。不管出于人情世故，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田子茂似乎都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对于出生草根阶层的田子茂来说，与其认罪被降职甚或丢掉官位，倒不如选择概不承认。范纯粹了解了他宁死不屈的性格，只好将他释放了，且任命他为“绥德军临夏寨主”。尽管职位并不是多高，但毕竟是一座城寨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但田子茂拒绝了范纯粹的好意。经过这次事件的磨难，田子茂不仅获得高度赞赏，吕惠卿对此也相当感动，说“我以后一定要厚待田子茂，必定不会忘”。在关键时刻田子茂赢得了莫大的声誉，“故天下之人闻公之风者，识与不识，皆推为大丈夫矣”。
尽管田子茂并未承认“冒赏”之罪，但是范纯粹下了很多功夫调查，有很多人认罪服法。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二十九日，鄜延路经略司上报朝廷，“本路自绍圣以来前后所奏功赏，例多妄冒”，并直接指出这是由于经略司处置不当而造成的，将责任完全推给了“帅臣”吕惠卿。于是朝廷决定贬谪吕惠卿等人。
田子茂听说后，为吕惠卿等人鸣不平，甚至“犹欲诣阙，以雪众冤”，想到京城开封去鸣冤申诉，但最终未能成行。经过这次事件，田子茂表面上似乎并未受到太多的牵连，被任命为“同管勾黑水堡公事”，这是位于宋夏边境的一个城堡，隶属于绥德军（陕西绥德）。事实上，这一任命意味着田子茂的仕途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实际职权也少了很多。
至崇宁年间，宋朝与西夏之间战事再起，蔡京的心腹陶节夫来到延州，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此前田子茂与陶节夫之间没有任何往来，“性酷贪饕”的陶节夫刻意打压田子茂。本来是邻近黑水堡的威戎城的番官“逃背”了
，陶节夫未惩处负有直接责任的威戎城官员，而是责怪邻近的黑水堡没有觉察到这些人的逃亡，他提出要贬去田子茂的职务。后来，这一处罚决定并未施行，但对田子茂的仕途发展影响很大。在失去了官场靠山之后，田子茂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个人之力面对仕途的困境。最后，陶节夫让田子茂继续留任，田子茂本人也作为一线统兵官参与修筑和保卫边疆城堡的战斗。在宋徽宗崇宁开边过程中，田子茂跟随宋军转战于宋夏边境的多处城堡；但此时，他仅仅是统领黑水堡守军的小军官，在当时的战争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已。
在崇宁三年（1104）前后，田子茂的父亲去世，他回到家乡奔丧。除了丧父之痛，此时也是他仕途受挫之际，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满怀委屈，“前任之事，不复辨也”，表明他当时极其无奈的心境。由于他与两任延安地区行政长官之间几乎毫无办法进行必要的交流，自然也就得不到他们的赏识和信任。
在田子茂服丧期间，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事仍然持续进行。崇宁四年（1105）三月，宋军修筑银州城（陕西榆林南），又夺取了银州，开辟了宋夏东线战场，迫使西夏分兵前来迎战，北宋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格局。由于收复了银州，鄜延路经略司上报枢密院请求朝廷将这一地区的人事权下放给经略司，宋徽宗基本同意，于是服丧期间的田子茂“又自服中辟”，接受了经略司的任命。当地行政长官钟传任命他为银城寨（陕西神木南）都监，这是极为靠近宋夏边境的一座城寨。也许这个职位仅仅意味着到一个新地方任职，对仕途没有益处，田子茂坚决辞去了这一职务，此时，他已然“了无仕宦意”，对官场充满了失望之情。然而，在其“亲戚、乡人”的推动下，田子茂又回到了鄜延路，参与了修筑“龙泉、土门、镇边三寨”的工事。
至宋徽宗大观初年，北宋谋划收复燕云地区。为了遴选统兵人才，政府下令召集有能力的武将参与燕云地区的战事，田子茂最早响应倡议，义无反顾地来到宋辽边境地区。朝廷任命他为“真定府路准备将领”，而其实际职任却是“同管辖训练河北第十二将军马”，率军驻扎磁州（河北磁县），与宋辽边境的距离较远。此时，河东、河北路发生了一次百人的“叛乱”，田子茂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观二年（1108），田子茂担任“同管辖训练河北第十三将军马”，驻扎洺州（河北大名），后又移驻赵州（河北赵县）。
在赵州没有知州的情况下，安抚司派遣田子茂“权领郡事兼接待人使”，除了该州的日常事务之外，还要负责接待辽国使者，实际上担任了该州最高的行政长官，这是田子茂一生所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大概是年龄的缘故，此后田子茂又再次回到河东路担任第六将副将，驻扎在距离故乡不是很远的隆德府（山西长治）。安抚使钱即非常赏识他，政和二年（1112）田子茂被任命为第六将正将官。两年之后，“因按兵辽泽，不幸致疾”，回到隆德府不久后去世，享年56岁。
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田子茂自幼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享受到了宋神宗时期变法革新的成果，从一介平民的保丁一步一步晋升为从七品将官，成为变法的获利者。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社会中，田子茂可以说是成功的。但伴随着北宋内外局势的变化，田子茂的仕宦生涯经历了变法派的提携和反对派的打击“二重天”。朝廷上下无处不在的党同伐异，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仕途的发展，在从七品将官之后，十六年间再也没有获得官位品级的晋升。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他的进取之志，加之宋代实施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田子茂自然也不喜欢儿孙“复以武进”，而是非常看重他们能够“衣青衣而入门”。由于田子茂在仕宦过程中缺少家族可资其利用的各种关系网，尽管他为官后表现得尽心尽力，“生平历官，日夕不怠”，职位始终未能获得晋升。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不断调整并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宦海中进行各种必要的算计，以至于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故致劳役其心神，戕贼其天年也。”即使如此，他也没能避开仕途诸多或明或暗的坎坷，到死也只是一个级别不高的将级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