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县群访事件

一日清晨，京城开封的城门，像往日一样缓缓打开。突然，人潮滚滚，一下子涌进来一千多人。进城后，这些人直奔开封府衙，但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将众人挡在外面。涌到开封府衙的这群人，是开封府辖区内东明县农民，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因此状告东明县地方官“科役钱不当”。

一般情况，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最初的举措是稳定这群上访人员的情绪，安顿他们，然后迅速请示上级处理意见。但开封府尹不仅没有设法稳定局势，还放出话来——“不受理”。为什么开封府不受理？这与开封府尹韩维有关。韩维（1017—1098），出身于真定韩氏家族，其父韩亿在真宗朝担任参知政事，其母为宰相王旦之女，可谓出身名门望族。韩维因父荫而入官，嘉祐八年（1063）五月，时为淮阳郡王、颍王的宋神宗，任命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宋神宗即位后，韩维作为东宫旧臣受到重用。熙宁二年韩维被授予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等官职。早期，韩维曾推崇王安石，但在变法过程中两人逐渐出现分歧。韩维指出保甲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百姓不惜截指断腕自残的现象，建议在农闲时进行保甲训练，未被采用。因此事，王安石“亦恶其（韩维）言保甲事” ，认为韩维趋附于旧党，甚至对神宗说韩维“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韩维由支持新法转为反对，所以不肯受理东明县百姓的群访案子。

开封府不予受理，有人说去找新法负责人王安石吧。于是，这群上访群众离开开封府，冲到王安石的私宅门前。

那天早上，王安石听到门外传来喧哗之声，刚想叫人查看，家仆便气急败坏地进来报告：“上千农民围在门口，口口声声要见宰相。”王安石问他们为什么事情而来，回答说：“为免役法而来。”

突然数千人冲到门口，虽然贵为首相，但家里绝对没有能应对千人的力量。家人提议派人调守城兵马来驱散农民，王安石不同意。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亲自接待上访群体。长期担任地方官的经历让王安石明白，每一项政策的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经过许多环节，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带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当年苏辙就曾提醒过王安石，作为一项改革政策，从制度设计上善意而美好的“青苗法”，如果官吏不严格执行，强行摊派，那么惠民政策就变成害民政策。

此时，上千农民围堵在相府门前，还有前来看热闹的开封市民，把相府围得水泄不通。

王安石没有胆怯，更没有逃跑，他亲自走了出来。当他的身影出现在相府门前时，骚动的人群马上平静下来。王安石扫视了一眼人群，看到的大多是熟悉的农民。由于长期跟随父亲辗转各地，自己也长期在基层当官，他对中国基层农民非常了解。在长诗《河北民》中，他认为农民是讲道理的，但凡官府处置公正的话，他们就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面对朴实的农民，王安石和颜悦色地说：“各位父老，你们肯定是来向本官反映情况的，有什么事情，推选一位代表说清楚，我一定为你们做主。”

老百姓说，东明县县令贾蕃，将许多四等户给改成了三等户，比原来要多交很多免役钱。增加的钱，他们根本就交不起。但凡基本合理的摊派，中国农民大都能忍气吞声，现在突然增加一大笔无力负担的免役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不得不来上访。

王安石很震惊，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这么近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中国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他稳住神，告诉乡民，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

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知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

乡民回答说，“不知道”。以前，他们到县衙讨公道时，县衙里的人说重新划分“户等”是“朝廷”的要求，只能去京城找宰相王安石。

百姓说地方官不知情，上访属于民众自发行为，让身为当朝宰相的王安石无法发力。一千多个人，就算有什么罪名，也不能现场贬斥，否则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王安石承诺会依法处理，并告诉这些乡民，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申诉。

王安石让百姓去御史台，而不是直接去登闻鼓院 申诉，这与登闻鼓诉讼程序有关。递交到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的诉状由皇帝直接受理。 王安石尽力将事情控制在一定范围，不想直接闹到皇帝那里。不仅如此，鼓院和检院对诉状的受理也有条件限制：“除官典犯赃，祅讹劫杀，灼然抑屈，州县不治者方许诣登闻院。”否则，必须一级一级上诉。如果直接就跑到鼓院告状，那叫做“越诉”，类似于今日所说的“越级上访”。

官场经验告诉王安石，这件事肯定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他明白，自己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

当时，关于东明县群访事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御史台版本与王安石版本。

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比开封府还要官僚，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不接受平头百姓的上访，要求他们立即散了！乡民无奈，只得回去了。

杨绘提出“本台无例收接诉状”，但根据历史资料，御史台接受百姓诉状并非没有先例。只是杨绘反对免役法，曾言新法有“十害”，不愿意接受上访群众的诉状。群访事件发生后，杨绘立即派出人员调查。调查的结果很快送到他面前，据说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账本去划分等级，而是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

自认为抓到了变法派的失误，杨绘立即向宋神宗上奏。在御史台的版本中，事件的过程如下：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来到开封府，控诉地方超升农民户口等级，让多出钱免役，开封府没有受理。百姓找不到告状的地方，突然冲入王安石私第。杨绘认为，此事责任应由新法执行机构司农寺负，司农寺不依照诸县原先制定的等级，而是命令各县另行造册，要求在农忙前办定，急促草率。杨绘认为旧法中户等的升降程序，是先根据民户家产的高低，从下而上，“乃可得实”；而新法的执行过程却是从上往下，先是由司农寺事先制定品数，再“令本县依数定簿” 。与旧法相比，新法乱改操作流程，难以服众。邓绾是司农寺的知杂（负责人），曾布是检正（司农寺副手），大家都忌惮他们的权力，没有人敢说。最后，杨绘义正词严地说，别人不敢说，自己才说出来。高层越过州府直接升降县乡人户等级的道理何在？杨绘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免役法的执行程序及执行机构司农寺。

听说此事之后，宋神宗很着急，连下两道手敕责问王安石。王安石辩解说，外面煽动反对免役法的人，说免役法缴纳太多，必是因为免役法盈余部分较多，于是煽动村民集体进京告状，用这种办法推翻免役法。他们既然聚众闹事，想以此得侥幸，酌情减免一些，但不要影响新法推行。

宋神宗下令究查东明事件，派遣府界提点司官分别到各县调查，一同编制五等簿籍，严格规定：当职官吏升降户等时，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为三等，可以使人披诉，“以违制论”。

同时，王安石也命令开封府提点刑狱赵子几调查。赵子几是王安石新党阵营中的一员。新政实施之初，神宗曾言“赵子几恐孟浪”，王安石极力为赵子几说话，认为：赵子几有智略，可任用。因群访事件中东明县民最多，赵子几直指东明县。经查访，在试行免役法时，东明知县贾蕃故意提高农户的等级，把五等农户提升为四等，有的甚至提升到三等，强制他们多出钱，村民不服，上县申述，县衙把他们撵出去。有一位村民对贾知县说话粗鲁，被罚交铜钱。他儿子不服，被重枷锁在县衙大门外，连续四天四夜，直至被枷死。而且，知县贾蕃平时借贷官钱，强行购买村酒，从中牟利，早已引起民愤。不仅如此，赵子几还查出，贾蕃是当时反对派领袖、枢密使文彦博的门生。文彦博反对新法不像司马光、苏轼那样光明正大，这位狡猾的官僚爱使暗箭。虽然没有证据说明此事件系文彦博授意，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彦博获知此事后，在村民上京告状时，将贾藩调入枢密院进奏院，帮助他躲避责任。

反对派刘挚也上书言新法弊端，免役法一出，“人情惶骇，无所赴愬” ，恐怕不是爱民便民的措施。王安石立即反驳，认为杨绘、刘挚所言不实。他对神宗说，东明知县贾藩，是范仲淹的女婿。贾蕃攀附“流俗”，东明县事件不是新法自身的问题，而是贾蕃等旧党为反对新法而挑起的事端。

那么，贾蕃是什么人？扮演了什么角色？

贾蕃（1019—1089），管城人，出身名门，以尚书遗恩入仕，调开封府开封县主簿，移封丘，监颍州酒税，曾任凤翔府郿县令、耀州富平县令。韩维任开封知府时，举荐贾蕃为东明县令。贾蕃娶了范仲淹的女儿，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交好，而范纯仁反对变法。历史学家李华瑞也认为，此事是“贾蕃为反对和阻挠免役法的实施，故意把户等提高，因此激起不该纳免役钱民众的不满” 。

由于意识到案件牵涉重大，王安石加大调查力度。他调取开封、祥符两县新旧簿查阅，发现县之间造簿等第的不同“皆系官吏缓急” 。酸枣及东明两县，三等以上户各有几百户，其余的都在四等以下。三等以上户，由于地方官吏受贿，在户等升降中做了手脚，结果两县发生超升户等。而且，在免役法执行过程中，有人竟然对老百姓说，如果一起上诉，可以免除役钱。所以，王安石又对皇帝上言：听闻有煽动役法者，称“输多必有赢余，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 。他认为东明县百姓上访是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结果，再次将事件矛头指向反对变法的旧党。

在此事件中，围绕东明知县贾蕃的处置问题，新旧两党斗争激烈。在赵子几查明情况之后，王安石指责贾蕃不能制止百姓诉讼，下令将贾藩抓进监狱。御史中丞杨绘上奏批评赵子几遵照王安石意旨陷害无辜，反对处置贾蕃，他认为此事过错不在贾蕃而在司农寺。监察御史刘挚也反对惩罚贾蕃，上疏说：赵子几以他事牵连贾蕃，变更役法，不让老百姓说话，现在百姓来京诉讼，反而责怪县官不能禁遏。我担心，人们猜疑朝廷钳天下之口。最后，刘挚反而请求治赵子几打击报复地方官员之罪，要求“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 。

王安石为赵子几辩护，认为杨绘、刘挚等言事官应该弹劾贾蕃之类败坏法度的官员，而刘挚没有弹劾贾蕃，反而攻击奉公守法的赵子几，一定是在构陷。 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也上言为赵子几辩护，指责贾蕃作为县令，本来就应该执行变法条例，如果免役法有不便民的地方，法令已经允许自陈，因地制宜，但他不作为，促使老百姓上京群访，必然别有用心。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没有尽到职责。贾蕃不尽职不守法，应该严厉处理。曾布又列举了贾蕃在新法执行中的大量失职之事，指出贾蕃借贷官钱，沽买村酒，残民犯法，甚至枷锢百姓致死。曾布问道，贾蕃这些不体恤百姓、违法的行为，应该被弹劾，上面却不过问，怎么反而去责怪赵子几呢？！

由东明县事件引起的新法之争，迅速升级，越来越激烈。熙宁四年六月，杨绘上纲上线，指出助役之法难行有五：“民难得钱，一也；近边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 接着监察御史刘挚也上言陈述助役之法有十害，乞求陛下早日废除助役法，“以幸天下”。

王安石非常愤怒，欲派知谏院张琥采集杨绘、刘挚的言论，写“十难”反驳，张琥推托不从。曾布主动请缨，针对杨绘、刘挚的言论做了十难以弹劾二人，并认为助役法的实行是由“京尹韩维等之所共议”，而且已经出榜公示，让朝中官员、开封府及所属官司，都可以陈述意见。但开封府于民事何所不预，民有所诉，斥而不受，而御史反而不批评这种失职做法，是因为“内怀邪诐之情，有所向背”，指责杨绘、刘挚为“诞谩欺罔” 。

王安石将曾布所写进呈宋神宗，宋神宗“令绘、挚分析” 。“分析”一词具有君主不满意或认为不妥当的意思，因此冯京、王珪反对让杨绘、刘挚“分析”，宋神宗则言，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理应“令分析以闻” 。

御史中丞杨绘将以前论助役法的奏折上呈以自辩，称自己是御史，弹劾司农寺是职责所在，接着指责曾布凭借王安石亲信的威势，公然不顾朝廷纲纪，“欲障蔽陛下言路之意可见矣”。 刘挚反应更加强烈，进一步指出“得君专政，安石是也” 。

在辩论中，王安石和曾布的反击及宋神宗对新法的支持态度，让杨绘、刘挚处于下风。结果，贾蕃被判以不奉公之罪，监察御史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御史中丞杨绘被罢为翰林侍读学士。之后，支持新法的刘庠代替韩维知开封府。除了人事上的变迁之外，在制度上，政府下令，禁止将四等户以下升为三等；上三等户不愿纳钱而愿依旧承担徭役的，可以依照旧例的服务时限充徭役，不再纳钱。 免役法的调整，主要是为了缓和矛盾，让新法尽快、平衡地推行。

这件事让王安石知道，在开封推行新法都有人敢耍花样，如果推行到全国，肯定出现更多问题。后来，在免役法施行时，超升户等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况，而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而户等的制定也成为官吏盘剥百姓的借口，这使得原来以利民便民为目标的政策变成了官吏盘剥百姓的手段。

这次事件中，新旧两派矛盾再一次爆发，斗争更加隐蔽更加激烈，反对派已经不再单纯口头争论是非，而是煽动、纵容群众运动来破坏新法。历史学家漆侠分析道，东明县——枢密院——御史台，反对派结成一股上下串通、左右呼应的力量，同来自基层反对免役法的势力相配合，造成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 这意味着，斗争使得双方都得到了锻炼，方式愈加高级，矛盾愈加尖锐，局势更加纷繁芜杂。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引发群体上访事件，还有另外一个看似不大却不能忽视的原因。变法派将自己的想法放在首位，将别人的感受放在后面。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个“身”不仅仅说你自己有一腔热血，懂得奉献，不为自己谋私利就满足条件，关键在后其身，以你服务的对象为标准，顺着他们行事及引导，两者结合才可以成功。历史上，王莽提出的那些“好想法”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关键可能不在于想法本身，而在于执行中出了问题。

那么，新法在执行中出了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免役法引起这么大的政治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