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在一片看似不起眼的房屋之中，隐藏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刹——北京法源寺。作家李敖《北京法源寺》一书的出版，使得它名声大噪。该书讲述了清末著名变法维新人物谭嗣同在受刑前曾到法源寺一游，探索生死大义，在他被杀后尸骨又被偷偷存放在该处。一时间，引无数人前来寻访。
然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访客到这里后才发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令华夏民族痛心疾首的大事：北宋皇帝钦宗及众多皇室成员曾被囚禁于此
。1127年，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军队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开封），大肆搜刮金银珠宝、古玩字画
等财物之后，掳掠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任皇帝及皇族、贵戚、大臣、美女、工匠等十多万人，得意扬扬地返回北方，举行“牵羊礼”
的受降仪式。据《大金国志》记载，金兵一次就运走了300万锭金、800万锭银、5400万匹丝织品和1500万匹缎，据后人估计，比宋朝向金缴纳岁币110年的总和还多
。此后，北方汉族生活于异族铁骑之下几百年。这件令中原王朝倍感耻辱、刻骨铭心的事件，被称为“靖康之耻”。
穿越时空，站在这座唐朝皇帝李世民为哀悼征辽东阵亡将士修建的寺院里，征伐与灭亡、强大与虚弱、荣耀与屈辱形成强烈的对照，大唐的功业更加衬托出“靖康之耻”的惨烈。它不仅仅是一场亡国祸事，更是一次需要永远铭记的文明灾难。悲古怀今，痛定思痛，不由让人追问，为什么一个被称为世界最富裕的帝国，竟然有如此悲惨的结局？
历史不仅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智慧和启迪，也毫无保留地呈现出了沉痛的教训与血淋淋的现实。危机、失败、混乱、失衡都可能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或质疑原来的观念或制度。翻阅历史，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探讨。北宋继承者——南宋皇帝赵构为开脱父兄的罪责，以靖康元年（1126）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为依据，把“国事失图”的“罪魁祸首”由误国奸臣蔡京上溯至王安石。他下诏命重修《神宗实录》，要求“直书王安石之罪过”，定下了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基调。后来，元朝修《宋史》时承袭这种观点，于是王安石作为北宋灭亡元凶的论调成为传统官方定论。
但详细了解历史会发现，这位“历史罪人”不贪不腐，不讲排场，生活节俭，一件衣服能穿很多年。尽管性格有些执拗，但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他清廉高洁，富有才智，无论是个人操守还是才华都得到了新旧两党的肯定。王安石不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小人，不是那种以变法搏取名利者，更不是毫无才智的庸才笨蛋。但是，在应对大宋王朝社会危机的宏大试验中，王安石变法不仅没能达到目的，而且造成的后果影响巨大，余波荡漾，如同海底地震引发的海啸，在平静的海平面下奔袭，最后登上几千公里甚至数万公里之外的大陆，掀起滔天巨浪。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阻碍创新也是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与历史上很多变革相似，王安石变法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现代史学界有人哀叹，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由弱变强的唯一机会，也是传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最后一次整体性综合改革，此后无论是元、明还是清朝，再也没有人敢在整体制度创新上探索得更远。北宋之后的南宋，备受外敌打击和侮辱，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性被过度打压，生命力消退，谨小慎微的情绪弥漫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从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只剩下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保守目标，那就是尽力维持稳定，对内严密控制，避免滋生不安的因素，求得暂时平缓，而罔顾社会发展的活力。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一种官场哲学，被老油条式的官僚们奉为圭臬。没有革新机制的国家，逐渐衰落，或被侵略，或被推翻，王朝更替，无辜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
作为传统王朝最大问题之一的财税制度，成为很多朝代不懈改革以求解决的难题。黄宗羲《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中指出：传统赋役始终是“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无论是唐朝的“两税法”，还是明代“一条鞭法”，都是将各种税、赋、徭、役整合为一，且严格要求自此以后不许额外征收其他费用，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一度使“丛弊为之一清”。但是，其最终运行结果大多与最初设计初衷南辕北辙。随着社会迁转流变，有人似乎“忘记”了“正税”中已然包含了此前的各种税费，一俟财政吃紧、开支缺口，就会新设税收名目，加征加派，成为“积累莫返之害”。
由此，现代史学家们将黄宗羲概括提炼的中国古代社会治乱往复循环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这个规律提出，许多王朝在建立初期，由于了解民间情况和民众的力量，统治者还能克勤克俭，与民休养生息，农民的负担一般较轻。但是随着统治机构日益庞大，上层阶级生活日益奢侈，农民的负担便日益加重，等到了几乎难以忍受的时候，朝廷就会有人出来进行改革，以缓解民怨沸腾的局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会积重难返，王朝便走向了灭亡。
所以，才有了1945年7月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的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此推论，摆在千年前宋神宗面前的问题，不仅是内忧外患的问题，也是王朝进入中期后持续发展及政权合法性问题。如何通过“富国强兵”实现王朝统一？如何提升皇帝的权威性？如何加强统治的合法性？这不仅影响到皇室血缘继承的正统性，而且也与执政效果和各阶层的拥护密切相关。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制度设计和失效的原因，对于理解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性质，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性格养成，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