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报传到京城，宋神宗万万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恶果！一战城毁，军民全部被歼，是自宋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惨败，而这种惨败竟然是他这位自认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皇帝造成的！据说，这一夜，宋神宗绕床苦郁，整夜不眠。太想国家振兴的宋神宗，实在没法原谅自己，极端高傲敏感的心灵让他坠入自责自伤甚至自虐的情绪里。他非常聪明，不用别人指责就清楚两大战役败在了哪里：用人不当！王中正是个废物，高遵裕居然如此自私，永乐城的徐禧更是个千古笑话，这些迂腐之人本该活在故纸堆里，当个食古不化的古人！回想王安石还在时，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战无不胜。王韶、章惇、熊本、郭逵……都能独当大任，始终其事。两相对比，他自己挑选的都是些什么人？极力奋发图强的宋神宗也许会想，他与太宗、真宗、仁宗一样，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中兴名主，只是个志大才疏的庸人罢了！
极端失望、悲哀的情绪笼罩着他，以致宋神宗在早朝上谈到永乐城之败时，突然失声痛哭，无法自抑！
对西夏战争的惨败，究其根源，在于“将从中御”这一传统的影响。宋神宗派不熟悉边疆情况的人去指挥，而不愿意给边疆将领军事指挥权，造成熟悉边疆情况、久历战阵的将领不能担任关键职务，甚至被排斥在军事指挥系统之外。在这种体制下，极易造成将帅之间相互倾轧。比如，神宗派徐禧前往鄜延路与种谔、沈括计议边事，本意是为了能够制定一套完善的制夏攻略，然而却造成了种谔、徐禧之间的相互倾轧。宋神宗屡次干预边地指挥体制，破坏了西北的军事指挥系统，导致种谔等著名边将难有作为。甚至，在永乐城被围之时，种谔不能予以援救，再次被弹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记载：“谔初议进城横山，本意身任统帅，成大功在己，而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乐被围，谔据城观望，故托名守延，不即往救。”从李焘此处的记述看，种谔本以为自己能够身任统帅，但却被徐禧和沈括排斥在外，因而托名守延州而不去救永乐。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种谔不救永乐城一方面是因为与徐禧的私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自己兵力确实有限，且都是羸懦之兵，去救无异于抱薪救火，徒损兵力。
经过这两次战役，宋神宗身心俱疲，健康迅速恶化。以34岁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宋神宗每天临朝工作，很少生病。五路伐西夏之后，宋神宗一下病倒了。虽然病得很重，可他毕竟年轻，身体很快就开始恢复。只是时隔不久，永乐城沦陷的噩耗再次成为致命的打击。似乎只一夜间宋神宗的身体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心思太重、自视太高，无论如何都没法摆脱失利的阴影。从此之后，宋神宗“始知边臣不足任，深悔用兵，无意西伐矣”
，终神宗一朝，不再言开边进取之事了。
永乐城战役后，种谔等在五路伐夏中夺取的米脂、义合、吴堡、塞门、浮图等寨，仍然在宋朝手里。夏军移兵西线，发动攻势，被宋军击退。两国征战持久，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战事处于胶着状态。这一阶段的宋夏战争（1081—1084），虽然是宋军主动发动，但遭到了灵州、永乐城两次空前的失败，五年来宋军以数百名战将死亡、“军官、熟羌、义保等60万人的牺牲”、物资损失无数的巨大代价，换来了陕西境内米脂、佳县、吴堡、横山一带的六城之地，“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
多年励精图治，得到的是一个僵局。不仅统一的梦想破灭，还将王朝置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相比而言，宋神宗崇拜的汉武帝，也并非一帆风顺地战胜了匈奴。汉武帝登基时面临的局势，与宋神宗相似。汉初，匈奴强盛，汉朝被迫采取两国联姻政策，多次向匈奴进纳财物。汉武帝即位之初，发现匈奴一方面享受着和汉朝联姻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不满足，多次进犯。原来的办法已经不行了，汉武帝认为汉朝经过了七十多年发展，具备了一定条件，不应该继续忍让，反击匈奴的战争爆发。战争之初，汉武帝也遭遇了不少失败。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西汉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策划诱敌歼灭战。匈奴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亲率10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县），在匈奴单于快要进入汉朝军队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计划，匈奴军未达包围圈就撤退。为了报复，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因未能实现伏击计划，汉武帝将谋划诱敌的王恢下狱，王恢自杀。自此西汉与匈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战斗。元光六年（前129）龙城之战，武帝派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四路出击，兵力分散，结果是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李广兵败，唯有卫青斩首七百凯旋。但汉武帝并没有气馁，自元光二年（前133）的马邑之战始发，至征和三年（前90）发起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四十余年之间，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十五次远征，大小几十战，长期坚持下来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据统计，汉武帝在位54年，其中44年都在攻打匈奴。只有不怕失败，失败之后再次振作，长期坚持下来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与汉武帝不同，在最初两次失败之后，宋神宗深悔用兵，一直郁郁不乐！宋神宗本人没有承受失败的勇气，没有不怕牺牲的胆量，没有犁庭扫穴不灭敌国绝不收兵的决心，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失败，就全线撤退。回顾宋朝军事史，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万左右，已经超过了西夏全国的总人口。在冷兵器时代，有坚强的作战意志和数量上的优势才有可能占据战场上的优势。如果缺乏刚健勇敢的精神，富裕了之后的国家也可能耽于生活享乐、不思进取。北宋末期以至于南宋，都是在表面的经济繁荣中，被外族军队大举进攻而灭亡。
最终，宋神宗忧郁成疾，于元丰八年三月去世，熙宁变法到此结束。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最大的历史事件，围绕理财这个中心，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宋神宗和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国力，争取在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激烈较量中居于优势地位。为此，变法派采取了保甲法等措施，使国家权力穿透原来的传统宗族社会，渗透到乡村每一个家庭和个人。其结果，国家权力确实到达了最基层，但这种做法也使国家和个人之间产生了新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国家需要为个人、家庭和民间经济活动等提供公正的法律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等公共产品。只有国家提供了这些公共产品，才能构建起新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关系。但王安石变法只走了一半，通过国家权力渗透，吸取了更多民间资源，国库充实，财政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另一步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则由于王安石罢相、宋神宗逝世及新法被罢废，造成“半截子”工程而遗憾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