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既是一个科技文化十分繁荣的朝代，也是一个祥瑞、灾异观念等十分盛行的时代。灾异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变革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灾异不仅在当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且成为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的有力武器，甚至成为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分析宋朝的灾异与社会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灾异影响的系统性、广泛性、社会性及综合性的特点。
灾异主要是指那些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或无法理解、解释的事物，主要分三类：一是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暴雪、地震、冰雹等；二是一些被当时的人认为异常的天文现象，如日食、月食、彗星等；三是自然界或社会当中出现的反常现象，如马长角、羊无角等。据《宋史·真宗纪》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乾兴元年（1022），水灾、火灾、旱灾、地震灾害、风灾、雨灾、虫灾、河灾等接踵而来，史书中有关“民饥”的记载，几乎每年都有。十四年里，仅黄河决口就有十二次。11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因决口自大名改向北流；到50年代，又因决口派生出流向德州、沧州至无棣县而入海的东流河道，北流和东流沿岸仍然常有决口或溢出，引发整治黄河的激烈争论。频繁发生的灾害，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造成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
宋代灾祸频繁，与当时的气候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到，中国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气候转寒，在12世纪初期的时候这种变化加剧。宋王朝恰好横跨了两个气候温暖期，中间还夹着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化频繁，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两宋三百余年，单是有记录的水灾，便有600多次。政和元年（1111），江苏、浙江之间2250平方千米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冰坚实到足可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的柑橘全部冻死。
中国历史上气温低的时期，北方水草不够丰茂，游牧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影响，生存危机促进了游牧生活的军事化，“一个更强大、更神圣、更专制的权力形式代替了贵族部落”
。这样，可汗或皇族控制下的部落变成了永久的战斗部队，严寒刺激了他们入侵更富有的地区掠夺所需要的经济资源。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宋朝的内外政策。
在灾害方面，宋朝继承了我国传统的灾异观念。我国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繁，很早以前，先民就试图将天灾与人间事物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灾害事件其起因就在于“天”。
孔子在《春秋》中详细记载了日食、彗星、山崩等突发自然现象以及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他认为自然界的这些变异与人类社会有着某些联系。孔子的孙子孔伋在《中庸》中提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因此，灾异被看作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一向被视为凶兆，预示上天的惩罚，故称咎征。西汉董仲舒将这种观念充分发挥，提出了“天人感应论”。他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天意的体现。在政治方面，君主受命于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但上天又以各种灾异对君主的行为进行警告。这种思想将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关联起来，从而使灾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关联
。为避免天怒人怨，历代帝王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塞天谴、平众怒。一方面，政府采取赈灾措施，拨款、发救济粮，派官员实地指导救灾；另一方面皇帝也会收敛自己的行为，如易服、减膳、避正殿、求直言等。如果灾情严重危及了社会稳定，皇帝还要下罪己诏，引咎自责；如果大臣有不法行为，可能会问责罢免。宋代继承了前代的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观念，普遍承认灾异是上天的惩罚，因此将灾异的发生与人事挂钩，赋予灾异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变法期间，不幸碰上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司马光、吕诲等保守派大臣利用天人感应理论，声称新法的推行引起了“阴阳失和”，竭力阻止变法。例如，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初，富弼在《论灾异而非时数奏》中认为：董仲舒说得对，灾异是由于朝政所致，朝政应该负责。熙宁二年，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吕诲将政事比作水，以为安静则能澄清，不可生事搅挠，因而主张维持原来的制度，不能任由王安石破坏朝纲。但这些批评和弹劾，并没有动摇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和信心。熙宁二年，宰相富弼罢相离任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责罚，“诸处地动、灾异”，所以“宜且安静”，不宜改革。熙宁五年，华山发生山崩，文彦博认为王安石应该对这次天变负责
。更有甚者，指责王安石变法违背了天意：“辛丑，司天监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翰林学士范镇、御史程颢等也以天变地震，民情扰动，提出废除新法。熙宁六年七月至次年三月，久旱不雨，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饥民，神宗因而“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使变法遭受重大挫折。
与之相反，传统社会也一直流传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战国时期荀况在《天论》中提出了新的天变观点，他认为那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是天地阴阳变化所致，“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日食月食及不测风雨很常见，没有哪个时代不出现，国君英明治理有序，即使多次发生灾异也造不成大的伤害；君主昏庸治理不善，即使没有灾难也不会有好的局面。与荀况相似，王安石提出天“无作好，无作恶”，天道自然无为。尧和汤都是儒家广泛称颂的圣主，然而尧统治时期连续发生了九年洪水，汤在位时出现了连续六年的旱灾，难道说尧、汤这样的古代圣贤也犯了严重的罪行吗？为了避免传统灾异观念对皇帝的影响，实现自己的革新意图，他提出了“变风俗，立法制”的改革主张，其做法被称为“三不足”，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表现出了他藐视权威、锐意改革的决心。
虽然王安石变法是在“法先王之意”的旗号下进行的，但他在《洪范传》中已经把“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而“断以己意”，做了新的解释和阐述。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道”，“道”的本体是物质性的“元气”，也就是细微肉眼看不见的“朴”，而不是精神性的东西。“道”分化成阴阳二气，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天地万物由这五种基本元素演变而成。从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王安石形成了“天地与人，了不相关”的天道论。
“天”是自然的、物质的，沿着自己的“天道”运行变化，它既没有什么情感，也没有任何目的和意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与社会人事无关，“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
。所以，人既不能被“天变灾异”蒙蔽和吓倒，不敢有所作为，也不能因为“天变灾异”与我不相干听之任之，而是以“不蔽不葸不固不怠”的态度，积极发挥主动性，努力减少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省兵》一诗中，王安石坚定地指出，只要政治上采取积极的措施，让那些游手好闲的“游民”愿意耕种土地，那么庄稼的收成在人而不在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
。
在认识论上，王安石强调人的形体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一切规律都可以被人类认知。在人性论方面，王安石受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影响，发展了“性本情用”的观点。所谓“性”，是指人的自然性能，而“情”是指人的感情与欲望的表现，是“性”在某种条件下的外在反映。“性”无善恶之分，只有“性”产生了“情”之后，善恶才能被分辨出来。他认为，人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修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王安石更强调人的作用。在他看来，“自然之力”形成的事物，如山、雷、雨、雪等，人们是无可奈何的，但“待人力”而生成的事物，如房屋、舟船等，必须经过人们的努力才能制作而成，就需要人们积极有为。他还以牛、马为例形象地说明，牛、马都是自然之物，如果牛不穿鼻，马不套上笼头，就不肯为人所用，穿牛鼻、络马首这种人为的活动，就成为改造牛马这种自然之物的决定性因素了。
所以，自然界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只有通过人们的努力，才能打开宝库，取出它所储备的物品，变成人们可以使用的社会财富。在对社会的认识上，王安石批判了历史退化论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有着人类无法扭转的客观必然性，所以要不断变革传统，以适应和推动历史的发展。
王安石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北宋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他以儒为本，兼并吸收其他学说，敢于突破旧的框架，务求通经致用，为倡导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为了避免传统灾异观念对皇帝的影响，王安石将自己的著作《洪范传》献给宋神宗。针对伏生、董仲舒、刘向的灾异说，王安石提出天道自然无为。他认为，灾异也仅仅是一个信号，人事得失不应用谶纬之书、类谶纬的著作直接将天象和人事加以比附，王安石强调“卜筮者，质诸鬼神，其从与违为难知”。帝王治国，不应该依凭卦卜，而应“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即用儒家的道德伦理来省察自己的过失
。皇帝应该正视灾害造成的影响，修人事以应之。王安石建议皇帝应修身正己，为臣民建立行为准则，使臣民有所依据。在对臣民实行统治时，要刚柔结合，内刚外柔，不失中正。
王安石希望通过对灾异的解释，排除传统灾异观念对皇帝的影响，避免灾害频发对新法造成的不利影响。他明白，如果没有“天变不足畏”的坚定信念，变法很难实施。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发挥期望的效果，传统灾异观念异常强大，并且蕴含了超出自然灾害之外的内容。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希望用“文化”提升“政治”、推动“善政”。后来，儒学终于被皇权当做治国之本，但当儒生们站到政治舞台上时，才明白在圣人关于君子小人的谆谆教导后面，站着一个更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拥有专制权力的君主能让他们瞬间生死一线。在传统社会，专制权力不仅没有被关在笼子里，而且泛滥于外，随时有荼毒老百姓的危险。在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限制君主专制权力的历史环境下，以具有迷信色彩的天变作为震慑帝王思想行为的武器，似乎是儒家无奈而又现实的选择。
与此相比，王安石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从今人的角度，非常科学先进，近于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放到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提倡天变不足畏，无异于破坏了儒家处心积虑为专制帝王设置的制衡工具，纵容了专制帝王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对于更熟知社会人情世态、洞彻历史经验教训的反对派，如司马光、富弼而言，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内部机制的深入认识，他们才会产生深深的忧虑。曾任宰相的富弼听说王安石向宋神宗解释天道无为的思想，叹息地说出了真话：“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专制制度下的皇帝，所畏惧的唯有上天，受到天道观念的影响和约束。试想，天变也不足畏了，祖宗也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君权呢？
王安石反对传统灾异观，出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后果。“三不足”的口号，几乎颠覆了传统社会对皇权的很多约束机制。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滥用权力的诱惑几乎是无法阻挡的。在赫赫皇权面前，普通百姓的私人权利与之相比，犹如鸡卵与巨石相比，毫无保障。地方官僚假皇权之名，行搜刮民财之实，导致变法没有按照设计之初的宗旨限制权贵阶层，反而成为剥削老百姓的一个手段。
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除了体制性的各种因素外，更在于，变法依靠政府的权力加以推行。而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运作对老百姓戕害更深，结果其法甚美，其行甚惨，学者将之称为“王安石陷阱”，以此类比用专制权力强力推行某些政策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王安石陷阱最有可能出现在那些具有集权政府体制、民众软弱无力的传统集权社会。与此相似，我们将那种从良好意愿出发制定的政策却产生了未曾预期到的副作用的现象，称之为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的“非预期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