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宋朝中期也有非常优秀的军事将领，宋仁宗时期有狄青，宋神宗时期是王韶。我们在前面提过，宋神宗登基之后曾经第一时间“求言”，让大家针对国事出谋划策。当时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王韶，也写过一篇奏章。之后，他成就了北宋历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王韶，江州德安人。他原是一个读书人，于嘉祐二年科举中进士及第，曾做过主簿、司理参军等小官。任职期间，他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落榜，于是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弃官不做，到荒凉的西北一带游历，了解西北边境的风土民情。熙宁元年，西北边疆局势动荡，王韶根据自己十多年对西北局势的了解，向刚刚即位“有志于天下”的宋神宗上了《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方略。《平戎策》针对的是河湟部吐蕃分裂导致的变局。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而成为宋、夏两国战争的一个关键性“变数”。分析宋夏双方实际情况之后，王韶提出宋朝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
。若宋朝收复河湟，西夏则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若西夏先得河湟，则宋朝遭受两面攻击。西夏可以依据河湟向西南方发展，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随时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如果发兵去救，陕西、开封附近的兵力会被分散。如果处处皆备，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就能被西夏一步一步拖死。因为逻辑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会使得经济可能被拖得崩溃！到时救无所救，兵无可调……而这一切，都源发于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住河湟。
在河湟开战，使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失去河湟，在四川作战，北宋便腹背受敌，应接不暇。王韶还谈到宋朝在得到河湟之后巩固优势的对策。他认为河湟地区土地肥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平戎策》规划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军事战略方向，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宋哲宗和宋徽宗。不管王韶本人的境遇怎样，他指出的战略方向，一直都为宋廷所遵循，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这个战略方向也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平戎策》影响了宋朝的国运。
在《平戎策》里，王韶特意强调时间紧急，机不可失。河湟分裂，如同散沙，穷兵黩武的西夏吞并它是迟早的事，宋朝要想取得先机，就要比西夏更早动手，速度要快。哪怕是出于边境安全考虑，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它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王韶战略的核心是河湟，但实现战略的主要支撑则是军费。筹集对外战争的费用，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核心所在。
危机已来，战争迫在眉睫。然而，当时宋朝要钱没钱，要兵没兵。面对这种局面，要求王安石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之后再改革，无异于痴人说梦。外部势力的威胁，就是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突然加速的原因之一。
对西夏一直耿耿于怀的宋神宗，看到王韶的《平戎策》之后眼睛一亮，他把奏书交给正在筹备变法的王安石。史料记载，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平戎策》的目的与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和支持。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后又主持修筑古渭城，组建通远军；再后来又任知军，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
开拓熙河，需要巨大的人力财力支撑。王韶上奏朝廷，称秦州有农田上万顷无人耕种，以市易司吸引商人进行投资，所得用于良田开发，并筹集军资，把当地的经济搞起来。王韶的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将秦州作为市易法的试点。
对于变法，朝廷内部纷争极多，王韶也难免被牵连。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曾弹劾王韶设置市易司，吸引商贾，其目的是吞并边军的农田，会给秦州带来更多的麻烦。宋神宗和王安石毫无保留地支持了王韶，罢免了李师中，改以窦舜卿接替，并派一名官员李若愚去调查此事。让王安石没有料到的是，李若愚调查后，回报说农田只有一顷，批评王韶谎报万顷良田，欺君罔上。王安石大怒，把窦舜卿和李若愚双双罢免。不仅如此，大将郭逵曾弹劾王韶暗中违法贷市易钱，结果郭逵也被调职。朝廷派韩缜任秦州经略使，他支持变法，上奏朝廷说王韶所言是事实，采用并推行王韶的建议。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支持下，与王韶有矛盾的官员将领大都调走，让他安心主持秦州军事，为攻略熙河做准备。
为了获得对西夏的战争优势，朝廷给王韶极大的支持，要政策就给政策，王安石变法里备受争议的“市易法”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市易法在边疆实施，主要为筹集军费。有了钱，就有了战胜的资本。这个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思路，不然，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水平，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也可以保障国家的基本需求。可保家卫国、赢得战争呢？慢悠悠地一条一条地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起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哪怕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熙河一带主要以吐蕃和羌人为主，此前西夏曾多次南下攻略熙河，均被击退。熙河各部落也损失惨重，早已疲惫不堪。王韶瞄准时机，于熙宁五年七月，率军至渭源堡，破蒙罗觉、抹耳水巴等族；八月击败瞎征，收复武胜地区，并筑武胜城；十二月，王韶收复镇洮军。在进军过程中，王安石不断写信告诉王韶应注意的一些战略，给他鼓励和慰勉。熙宁六年二月，王韶又率军占领康乐寨，进而占据河州；九月，王韶大军攻入岷州；十月，王韶再次击败熙河最顽固的势力瞎征。历经一年多，王韶的军队跋涉1800多里，收复熙、宕、洮、叠、河、岷六州，歼敌数千，获牛羊马数以万计，史称“熙河开边”。熙河开边之后，宋朝不仅占领和巩固了熙河一带，取得了北宋王朝八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而且在军事上对西夏形成合围，占据主动，由此转守为攻。王韶因此官进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
宋朝熙宁年间的战争，并不止这一处，而是三处。在南方，很多少数民族聚集，还处于自治状态，这些人住在山区，和外界接触比较少，宋朝基本承认那些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但在宋神宗时，湖南长沙以西大致居于今天的新化县、邵阳市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受到峒族首领的压迫，提出归附宋朝，战乱一触即发。熙宁五年，王安石命章惇为两湖察访使，主管招降事务。章惇招募流亡在外的当地人李资、张竑前去招抚，谁知李资、张竑却奸淫少数民族妇女，被当地酋长杀死。章惇果断调兵攻讨，进逼下溪的彭师晏、懿州、南江州峒。为此，朝廷争吵不断，欲撤换变法派章惇。在朝廷争论的同时，章惇不断地进军，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出漂亮的成绩，让上面不得不跟着他打出来的节奏走。章惇这样，王韶也一样。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熙宁五年到熙宁六年是改革派成功与否的分水岭，如果他们打不出好成绩，之前颁布的新法可能真的就被定性成横征暴敛了。如果打胜了，一切都合理化了，就好比先秦时商鞅得到了河西之地，卫青扫平了北方大漠。
除了王韶和章惇，在南方，还有一个人在拼死作战。熙宁六年（1073），泸州（今四川泸州市）的罗夷族、晏夷族举兵叛乱，皇帝下诏熊本察访梓州路、夔州路，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熊本曾任戎州通判，熟悉夷族的习俗，他认为，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侵扰边疆，凭借的是当地十二个村的豪强向导，因此设计逮捕了一百多名夷人向导，在泸川把他们全部处斩，其余的人吓得双腿颤抖，表示誓死为熊本效力以赎前罪。熊本又上书朝廷，为夷人酋领分别求得刺史、巡检等官爵，公开宣示劝导各部首领归顺朝廷。于是，诸夷部首领踊跃前来领取官职。只有一个叫柯阴的酋领不肯归顺，熊本集合晏州十九姓部落兵众，并调发黔南义军的强弩部队，由大将王宣、贾昌言率领，进兵征讨柯阴。柯阴率部阻击宋军，在黄葛被打败。宋军乘势长驱直入，追击叛军。熙宁七年正月底，陷入绝境的柯阴被迫乞降，熊本接受了他的投降，把柯阴所属的人口、田地、珍宝、马匹全部登记在册，归入官府，并令柯阴按时进贡。经此一战，熊本威震诸夷，乌蛮、罗氏、鬼主等各部夷族望风而降，表示愿意世世代代作宋朝的臣民。宋神宗很欣慰地赞扬说：“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
《宋史》载：“自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王韶以熙河进，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奋。”
王韶夺取河湟，章惇平叛梅山，熊本平定西南少数民族，短短5年间，新法使宋朝内外一新，焕发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北宋内外长期“积弱积贫”而造成的妥协投降、委曲求全、苟且偷安的气氛被一扫而空。期待已久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宋神宗，鼓舞了全国的爱国志士，他们对富国强兵，对变法改革，对打败西夏、打败辽国，对恢复汉唐旧疆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了。
自宋朝开国以来，每攻占一个州郡，大臣都会向皇帝称贺。熙宁六年八月，王韶攻入河州，王安石率领百官称贺。当年十月，王韶收复熙州、岷州、河州、宕州，拓土两千多里，斩获番部近两万人，招抚大小番族三十余个，王安石等上表称贺。宋神宗从身上解下一条玉带，赠予王安石，并派内侍李舜举给王安石传旨说：“洮河之举，大小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王安石推辞说：“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宋神宗又令李舜举传旨：“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
这条玉带名叫“玉抱肚”，有14粒稻谷宽，为稀世之宝。王氏子孙一直珍藏，直到南宋绍兴时期，才献给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