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驾崩时,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留下了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烂摊子。宋神宗的死亡不是结束,相反,是宋朝党争连锁反应的开始。自此,宋朝政治势力固化成新旧两派,轮流上台,互相打压。
宋神宗去世之后,他十岁的儿子赵煦(宋哲宗)继承皇位,改年号元祐。宋神宗母亲高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她与亲王赵颢等早就反对新法,因此任命司马光、吕公著等反对新法的人出任宰相,文彦博、刘挚等反对新法的人物重新上台。他们决定废止令其憎恨的新法,改变“擅自”用兵的冒险主义做法。
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
,他认为变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
,以他为首的反对派掌权后,全盘否定新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等先后被废除,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做事太急,但他废除新法更急。元祐元年,司马光连上两道奏章,要求罢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他既不管“官司上下关连事目极多”,也不问这一二十年间户等升降的具体情况,要求敕书到达的五天之内,按熙宁元年以前差役人数和五等丁产簿来定差。
在罢废免役法时,苏轼认为不能一概废除,应该有所取舍。他评价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苏轼上疏称衙前可雇不可差,此法可守不可变,需要详细商议,不能一概废除。因此,他找司马光商量,希望把一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司马光非常生气地走开了。苏轼又追进政事堂,司马光“色愤然”,非常生气。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没法说服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这种说法获得朱熹的认可,他也说司马光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
朝廷要求五天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开封府知府蔡京在五日内,完成了开封及周边州县“免役法”废除事项,全部恢复差役法。司马光不仅不鄙视蔡京这种轻易变节的人,反而将他树立成废新复旧的标杆人物,予以高度表扬。数十年后,蔡京成了北宋“六贼之首”,司马光当年的栽培之恩“功不可没”。
苏轼认为司马光只是一味地废除新法,而不计较新法的利弊,更不用新法的优点。想当年,司马光曾经写信劝诫过王安石,嫌变法太过,牵涉太广,不利于治国,现在他自己却不顾免役法实行甚久,牵涉人口众多的事实,执意十万火急地废除包括免役法在内的所有新法,根本不顾役法衔接不良、运行不畅的混乱局面。废除新法,与其说是司马光施政思想的实现,不如说是派系斗争的结果,新法自然也成为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废除免役法三年后,李常通过计算上下等户的负担,认为“然则今所改法,徒能使上等人户优便安闲,而第三、四等困苦日甚”
。
尽管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保守派的手中,但是获胜的一方妄想获得全部的政治战利品。
在迅雷不及掩耳地废除新法时,反对派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变法派蔡确、章惇、韩缜被斥为“三奸”,“蔡确亲党”蔡卞等47人名单,“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30人名单被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变法派在朝人物蔡确、章惇、韩缜、李德刍、吴安诗、蒲宗孟等遭到贬斥,引发了极其恶劣的“车盖亭诗案”
,成为北宋开国以来以文字打击政敌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案。与十年前“乌台诗案”中的苏轼相比,蔡确是宰相,其权位、影响力远高于苏轼,因为诗文受到的处罚比苏轼更重,受牵连的人物更多,结果更为惨烈。蔡确在被称为“大法场”的流放之地死亡,标志着围绕变法的国事之争彻底演变成了“势同水火,以牙还牙”的内斗
。
在蔡确贬到新州时,保守派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为由,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对此,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宋哲宗亲政后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元祐二年,科举禁用《三经新义》《字说》,变法思想备受压制。这种做法,在宋朝一百多年间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偏离了政见之争的轨道,走向了更为激烈的意气之争。
变法派内部曾经因为权力之争发生分裂,保守派同样也不能幸免。苏轼、范纯仁不同意全部废除新法,认为新法有可取的一面,断不可因人废法,两人相继贬谪地方。韩维虽然反对市易法和青苗法,但有时却维护免役法和《三经新义》,也遭贬斥。在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去世后,旧党以地域、师承关系分裂成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之间,时常相互攻击。
高太后执政八年后去世,元祐八年十九岁的宋哲宗亲政,决心不再做一个受摆布的傀儡。他任用变法派章惇为宰相,以绍述(继承)神宗成法为名,下诏“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称“绍圣绍述”。宋哲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毁所立神道碑。原来被贬的变法派纷纷起复任用,他们将文彦博等30名旧党揭榜朝堂,布告天下。吕大防、刘挚、梁焘、苏辙等被流放岭南,前三人相继死在贬所。
这一时期,章惇独居相位,他认为“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势无急于此”,对旧党进行了激烈的报复。在西北边境,北宋对西夏由妥协变为强硬进逼,绍圣五年(1098),章楶在平夏城打败西夏军队,一举扭转了两国的军事格局。史书称“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此时,辽国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哲宗亦为之寝兵”。不过,经过百年的战争,北宋终于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取得上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元符三年,25岁的宋哲宗去世,其异母弟弟赵佶即位(徽宗),由向太后临朝听政,再次起用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人士,打击新法。不到一年,向太后病逝。起初,宋徽宗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当年十月,他下诏称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他改元为“建中靖国”,意为“中和立政”“调一天下”。为显示不偏不倚,他以旧党韩彦忠、新党曾布并相。但不久,宋徽宗沉迷享乐,搜求字画古玩,蔡京乘机讨好皇帝。为排挤韩彦忠,曾布也极力推荐蔡京。结果韩彦忠罢相,曾布自己也遭蔡京排挤,被罢免。
宋徽宗重用蔡京,以继承“先圣之法”为名,追究破坏新法的“奸人”,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苏轼、程颐等120位大臣列为“奸人”。宋徽宗御笔书写名单,刻在石上,竖于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后来,奸人名单被进一步扩充到309人,由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立碑以“永记”。列为元祐奸党的官员,一律“永不录用”,其子孙不准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崇宁元年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止元祐学术
及其他“邪说”,对所谓非圣贤之书实行“文禁”。第二年四月,下令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刷刻板全部销毁。
在不断折腾中,两派积累了很多私人仇隙,相互报复,导致高层斗争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宽松、仁爱、包容、文明的宋朝朝堂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里有好日子过。司马光代表的传统文官路线和王安石采用的亲信势力治国的路线之争,变成了保守派和变法派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使大宋在内斗中耗尽了生气。
更为可怕的是,在权力斗争中,尽管“新法”几度恢复,实际上已完全变质,失去了抑制兼并的内容,变成了对百姓的肆意掠夺。变法派好大喜功,为了富国强兵,既掠夺上等户的利益,也加剧盘剥下等户。在宋徽宗朝,把持朝政的蔡京一伙,一方面打着变法的旗号镇压反对派,并把王安石配享孔庙以显示对变法事业的忠诚;另一方面则横征暴敛,贪财纳贿。他们搞“西城括田所”,在各地强占民田;搞“苏杭应奉局”,搜罗各种奇花异石;修建明堂、九成宫、万岁山,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这伙人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加重了朝廷的内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