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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变法,不能忘记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了解实际情况。只有了解真实情况,找到问题关键,才能使变法有的放矢,才能寻找到针对性的对策,达到药到病除、解决各种弊病的目的。所以,调查基层情况,就成为变法倡导者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调研即调查研究,从字面上来理解,“调”就是计算、算度的意思;“查”就是寻查、考察的意思;“研”就是细磨、审察的意思;“究”就是穷尽、追根究底的意思。所以“调查研究”是指深入实际,对客观事物有计划、有步骤地考察、查究、计算及追究根底,从而了解客观事物的真相,发现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以便正确改造客观对象的一种实践活动。在内外交困、中兴与衰落的历史转折点,把脉北宋存在的问题,了解基本情况,成为谋划变法的前提。

从治理鄞县开始,王安石一直非常重视基层调查。他明白“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一方面,他建议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至“诸色人”等,陈述观点,提出问题及对策;另一方面,派出人员到基层进行调查。派遣使者到地方察访,是王安石一直主张的做法。他曾经说,读《大雅》《小雅》,提到周文王、周武王的故事,《小雅》第二篇就提到君遣使臣,所以认为派使者调查是当务之急。北宋特别重视基层情况,不仅皇帝派遣两太监进行基层调查,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机构也频频派出人员到基层监察。这些人员与宋神宗派出去的不同,不属于“微服私访”的性质,而是自上而下公开地监督、巡查、督促。据苏辙说,自条例司创设后,“有事辄特遣使”,他在职时,就计划派出“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查处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遣使出朝巡行,宋代虽有先例,但须经中书议决,皇帝批准,现在却由条例司“欲有兴作”,随时奏遣,实际上成为条例司的特派员,史无前例。

熙宁二年四月,王安石欲遣使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 [明]冯琦、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王安石变法》,明万历刻本,第710页。。这八队人马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被称为“熙宁八使”。

这八位巡行全国的使者,都担任什么职务呢?

这八个人中,许多人的知名度并不高,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宋朝名臣奏议》中收录了当时吕诲弹劾王安石的奏疏《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其附录中收录了这八个人的职务:

1.刘彝 同检详文字、权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

2.谢卿材 比部员外郎、通判广州

3.王广亷 太常博士、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

4.侯叔献 秘书丞、安远知县

5.程颢 著作佐郎

6.卢秉 大理寺丞、知开封府仓曹参军

7.王汝翼 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

8.曾伉 权兴化军判官、监建州买纳茶

这八人中,不少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善治水利”的侯叔献后来出任都水监丞,主导修治汴河;曽伉参与茶法改革,著有《茶苑总录》。

据《东都事略》记载,王安石派出八人,内外官员知道这些人必然迎合新法,不敢贸然反对。但是,八人去各地调查,只见到命令发布,并未查到这八人的具体任务分配与调研情况的反馈。

为什么呢?

在王安石看中的八人中,许多人一开始就不赞同新法,对外出调查心存抵制。留下文字材料最丰富的是参与变法的苏辙,在《议遣八使搜访遗利》中,苏辙记载了与条例司长官陈升之的对话。陈升之本人不太同意派使者出去,但迫于王安石的强势,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苏辙也反对派人去,独自去找陈升之,说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的做法和此事有何不同?陈升之说,自己曾经看过那些奏折,上回派范纯仁(尧夫)到地方上去,提到的对策就不错。苏辙说,这次哪个人水平比得上范纯仁?陈升之答道:“所遣果贤,将不肯行”。你们要是都像范纯仁一样贤能,肯定会拒绝委派。苏辙一听,直接说:“公诚知遣使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你明明知道不该派人去,但是你指望着使者自己拒绝,怎么能这样呢?随后,两个人去枢密院找吕惠卿,说皇帝刚即位的时候本来想让各地陈奏各自的情况,各地到现在也没交上来。不如我们往下面发个文件,催地方上赶紧交材料吧!吕惠卿听了之后,非常不高兴,认为单单提交材料没有什么益处。 [宋]苏辙:《龙川略志》卷四《议遣八使搜访遗利》。

苏辙等人之所以反对派出使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觉得这次出使并不是真的体察民情,而是作秀,为王安石下一步变法制造舆论和铺垫。这八个人肯定要搜集一堆有利于神宗与王安石的资料,说现在一定要变法。在这次考察计划发布的时候,苏辙称“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以迎合朝廷”——还没去考察我们就知道你的考察结论了,王安石何必多此一举呢?保守派指责王安石“遣八使于四方”,目的是“访求遗利”。他们指责条例司聚集了一些浅薄无行、只知言利的年轻官员,变乱祖宗旧章,误民害国。为此,苏辙甚至请求辞去条例司的差事,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

为数不多能够找到的基层调查资料是苏颂的《朝议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铭》:“熙宁初,颁常平发敛暨役人免募法,州县急于期会,因致烦扰。诏遣侯叔献察访,至雍丘,询之父老,咸曰:‘编户但知变法,而不知变法之扰!’叔献以闻。”意思是说,熙宁初年,颁布了常平法、免役法,各州县急于完成任务,引发了一些非议。因此派侯叔献去察访,到了雍丘,询问当地父老乡亲,都说地方官员只是推行新法,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新法扰民的缺点。此处虽说是“熙宁初”,但提到了免役法,而免役法推出时已经是熙宁四年。所以,比较可能的是,王安石此次查访的计划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没能如期进行。虽然如此,在变法期间王安石还是派出了其他人员调查新法执行情况。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记录了当时见闻及朝野文人轶事,提到王安石变法,每次派遣使者,其大事称察访,小事也派人调查,甚至连兴水利、种稻田等,都派使臣去看,以至于使者在路上前后脚地来来往往。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三),第8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