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世纪唐代后期到宋朝初期,中国历史发生了最具决定性的转变。北方士族靠着谱牒传续的世家大族、贵族官僚形成政治优势,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混战中消失,那套以家族继承为代表的治国之道渐渐被抛弃和遗忘,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出现了,而科举制度是吸纳这些精英到官僚机构行之有效的方法。宋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不像唐朝以千计数,而是每年数十万人。获得进士并出任官员的人数,从11世纪初每年5000人增长到13世纪初每年1万多人。晚唐时期,69%的高官出身于世家大族或官宦世家,而到北宋时只有19%。与之相反,北宋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官员总数的40%,而唐朝只有15%。根据1148年和1256年进士题名录,科举考试的学子中,约57%的人祖上三代未曾为官。 [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第122—123页。他们深受儒家学说影响,通过科举考试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新型的政治精英——文官集团形成,重塑和改革整个社会。

宋朝最大的成就,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权力制衡”的“共治”政治体系。与以前朝代不同,宋朝开国之后,抬高文官的地位,主张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政府 [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导言第3页。,建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下,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受到宰相和监察部门的制约。

这种政治制度设计,与宋朝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宋朝开国帝王吸取前朝教训,特别是汉唐以来大权旁落以及上层社会奢侈腐朽等造成社会混乱和政局更迭的历史教训,对权相、后妃、外戚、宦官、宗室、武将等政治势力极力警惕,严加防范。宋太祖认为,相对于上述势力,士大夫阶层只能依附皇权才能发挥作用,一般比较可靠。唐代以前士大夫多为世家贵族出身,而宋朝通过科举等一系列措施改变了士大夫的阶层,先前一直不受重视的庶族士人成为重点任用对象,大量有才能却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得到选拔。对这些有能力、无根基的新兴士大夫,宋代帝王非常重视并愿意与之“共定国是”。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人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雍熙二年十二月”。

据说,宋朝从立国之初起就有誓碑。陆游在《避暑漫抄》中作了详细的记载:“靖康之变,金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确实如此,宋朝没有一个宰相或谏官被杀(最严重的不过流放)。即使是一般士人,被杀的也极为罕见。 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年第3期,第33—34页。

经宋太祖、宋太宗两代创制及真宗朝的过渡,到宋仁宗在位时,权力制衡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配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特别是宋仁宗性情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表现出了一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宋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这种治理方式,被儒家称为“共治”,即君主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对此,南宋宰相杜范曾经详细说明办理政事的流程:“凡废置予夺,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御史)、谏(谏官)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宋]杜范:《清献集》卷一三《相位五事奏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1页。同时,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共治思想,北宋学者王禹偁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则民辅之,失其道则民去之,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宋]佚名:《宋文选》卷七《代伯益上夏启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8页。张方平在写给宋神宗的奏折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文彦博更是一针见血地提醒宋神宗“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在共治思想下,虽然宋朝君臣地位不同,但却有着相似的思想和观念,君主“以制命为职”,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而台谏掌握着监察之权,“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在这种政治结构下,许多精英分子不仅怀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而且在政治上具有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时甚至可与帝王的个人意志抗争,且屡屡得胜。

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这时,君主将受到外廷的强烈抵制,受到宰相和监察部门的制约。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 [元]脱脱:《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传》,第12265页。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则属违制,将受到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谠论》,明刻稗海本,第13页。历史学家柳诒徵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6页。更为可贵的是,宋仁宗承认此为“祖宗故事”,表示出对法度的尊重、对君权边界的遵守,“祖宗故事”为既定之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而且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使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由此看来,宋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轻易如愿。

南宋陈亮《中兴论》记录一事,很能说明宋朝的权力制衡制度:“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宋仁宗说,你说得很有道理,然而处置天下事物,还是不能由皇帝一个人决断。如果都是由皇帝自己决定,都对了当然可以,如果有一个方面不合适,就难以立即改正。不如交给大家共同讨论,让宰相执行,如果实行中公众觉得不好,台谏官员按公谏言,改正非常容易。根据这个记载,宋仁宗不欲“收揽权柄”,似乎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相比之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收录的一段宋仁宗自白,就更有意思了:“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予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宋仁宗认为,如果自己做决定,金口玉言,出现错误改起来非常困难。现在交大臣讨论后执行,由台谏官员监督,即使出现了错误,也便于纠正。所以,针对“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的议论,宋仁宗不以为然。有人评论,一个圣明的君主,“百事不会”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 吴钩:《宋仁宗逝世,为什么远近皆哭?》,《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8日。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宋朝权力制衡,关键有三点:一是限制君权。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形成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制度。二是进一步削弱相权。宋初相权一分为三,政事归中书门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军政归枢密院掌管,长官称为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并称“二府”。财政则归三司掌管,三司的长官称为三司使,又称“计相”。三司掌管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以分散财政大权。这样,宋朝形成了“二府三司”体系。政事堂知事(也就是宰相)不止一个,轮流掌印,并设副相予以牵制;军政、财政、司法、监察和言路都独立于相权。三是推行官职分离的制度。宋太祖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员采取养起来的办法,保留了五代以来的台、省、寺、院等官僚机构,然后增设了许多新的机构,提拔大批新的官员。对于新提拔的官员,采取了官职分离之策,实行“名”与“实”相分、“职”与“权”相分,有“官”、“职”、“差遣”之别。“差遣”是真正意义上的事权,但在性质上又属于临时的,所以称之为“知……”“判……”“权……”,意即可以随时调换。经过以上制度安排,宋朝从中央到地方,权力被分解成许多条块,形成了一个核心权力归属中央,由皇帝间接控制,分权设置,相互制约与监督的复杂官僚系统。

在经济方面,北宋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积极倡导商业和海外贸易,使经济与社会日益繁荣。在历史上,宋朝基本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江南成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大量新的因素在宋朝出现了:生产水平提高,租佃制、雇佣制发展,坊郭户等非主体社会阶层成长,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兴盛,都市面貌改观,社会流动频繁。宋朝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引发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相应地促进了市场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宋朝社会的繁华程度。

宋朝商业发展很快,即使最遥远的角落都开始商业化。 [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导言第3页。例如,宋朝商品经济的活跃极大改变了京东路的社会风气。这个时期,山东出现了“趋坑冶以逐末,贩茶盐而冒禁”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宋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的社会风气。临清、东平、济宁等地皆当水运之冲,居民多“以工商业为主” [意]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例如,山东商人非常重视广告宣传,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印刷广告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表明九百年前中国商人已经有了现代的经营方法。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宋金元卷》,第393页。

据史料记载,北宋财政收入约年8000—9000万贯,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 徐吉军:《宋韵:登峰造极的两宋文明(四)》,《文化交流》,2021年第4期,第42页。相比而言,元、明、清三代却没有达到宋朝的水平。明朝的国土远远大于宋朝,而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1/10;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好一些,但仍然比不上600年前的宋朝,而清朝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 陈忠海:《国策失误导致宋朝“富而不强”》,《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4期,第91页。

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兴起,商人队伍日益壮大,手握大笔财富,开封城中“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类似金融机构的“便钱务”也在城市中大量出现。非农税收所占比重大大增加,最多时能达到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二。 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第52页。与其他传统社会不同,宋朝财政收入以商业税为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过税,值百抽二,即税率2%;二是住税,值百抽三,即税率3%。 雷俊:《宋朝税收那点事》,《浦东开发》,2018年第9期,第59页。宋朝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金超过了实物收入,北宋经济的基础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现金支付。从997年到1085年,以现金形式征收的赋税占总收入的比率从40%提升到了70%。 [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第243页。

有学者按米价比价法和金银比价法对宋朝的GDP进行了推算,认为折合成现在的货币高达千亿美元,占当时全世界GDP总量的50%,甚至更高。 陈忠海:《国策失误导致宋朝“富而不强”》,第91页。《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作者麦迪森认为:“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 转引自陈忠海:《国策失误导致宋朝“富而不强”》,第91页。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天圣元年(1023)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并制定了使用规则与伪造的处罚条例,拥有这种印制纸质凭证的人可以在交子务的任何一个分支机构领取与上面数字相同的现钱。宋代的纸币也成为世界历史上首次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流通的纸质货币。相比而言,日本直到1334年才创立纸币体系,越南开始使用纸币是1396年,瑞典是1661年,美国是1690年,法国是1720年,俄国是1768年,英国是1797年,德国直到1808年才使用纸币。纸币的出现,极大方便了资金与财务的流转,反映了北宋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生身有五乐,居洛有五喜”,北宋理学家邵雍曾发出这样的赞叹,他认为“五乐”是指乐生中国、乐为男子、乐为士人、乐见太平、乐闻道义;“五喜”是指喜多善人、喜多好事、喜多美物、喜多佳景、喜多大体。

检阅宋代史料与研究著作,会感慨宋朝“好像进入了现代”。学者吴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宋朝“现代性”的历史细节,比如宋代开封城“白领”不在家中做饭而是“叫外卖”,《清明上河图》展示的酒店业“灯箱广告”,南宋杭州出现的“猫粮专卖店”,诞生于宋代的纸币,宋代大城市的“证券交易所”,宋朝高度发达的契约,宋代立法的“民主审议程序”,非常缜密的宋代司法程序,十分讲求分权制衡的权力构造……这些历史细节组合起来,便展现出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宋朝社会景象,让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后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有学者称宋代几乎已站在了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 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