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的“敛财”实质，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观点是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司马光提出来并一再强调的。作为最坚决的反对者，司马光针对王安石提出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反驳道：所谓“理财”，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分析熙宁元丰时期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司马光说中了王安石变法的关键问题，变法的真正兴奋点不是富民，而是富国。变法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不仅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而且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与司马光观点相似的还有苏轼、唐介等熙宁、元祐时的反对派，他们与司马光一样，批评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效果。
这种看法，在靖康时期进一步推进，南宋时进一步固化。南宋初期，宋廷南迁，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为依据，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污名化”
。在南方登基的第二天，他就下诏为“以母改子”的高太后辩诬，宣扬她废除新法的“功德”。绍兴四年（1134）五月，岳飞北伐大胜，南宋暂时安全，宋高宗诏命重修《宋神宗实录》，要求“直书王安石之罪过”，奠定了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基调。一年零八个月后，二百卷《宋神宗实录》重新修成。这次重修的《宋神宗实录》，后来被元朝修《宋史》时承袭，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遂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宋神宗实录》《宋史·王安石传》《四朝国史》等史料，如同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成为南宋至晚清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主要依据。
被称为“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认为，王安石的文章学识虽高，但“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由于朱熹理学的正宗地位，使得这一“公言”在其后的几百年为后世所尊奉。这种评价的思想根源，是传统儒家“子罕言利”或“义主利从论”，而王安石公开提出“理天下之财”的旗帜，对儒家传统经济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因而被传统观念所不容。与当年的反变法派一样，南宋以后评议者，大都以儒家传统理论为根据。
“用人不当”被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另一个最重要原因。当时司马光提出“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在推行新政改革的同时，忽视了吏治的改革和整顿。变法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争议，有的在当时就被视为小人。虽然王安石极力主张用君子，去小人，但事实上他的用或不用，常常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而忽视了所用人的道德品质。用人不当，不仅造成政策执行不力，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而且导致变法派内部分裂，以至于最终解体。
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也被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只认定“变法图强”这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新政全面铺开，不被认可，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还有很多人将变法成败归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在变法之前，作为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宋神宗，曾反复思量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可能性。他问大臣反对王安石担任宰相，是因为王安石学问、才识还是能力。大臣说是因为性格。这是王安石受攻击颇多的方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印象非常恶劣，他说：“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黄仁宇认为，宋朝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在这种观念下，朱元璋一手设计了明朝的财政经济政策，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在明朝高度的中央集权下，社会“万马齐喑”，文明几乎处于停滞。
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的杨慎，著述甚多，对王安石极尽攻击毁谤之能。他指责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认为秦亡因商鞅，宋亡因王安石。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通过系统论证，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小人之治，是苛政恶法，“依法以求赢，徒为聚讼而已矣”，所以他判定“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
传统社会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人居多，这成了一个主流看法。但也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也有人为其辩诬。南宋陆九渊，元朝吴澄、虞集，明朝陈汝錡、章衮，清朝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给予王安石高度评价。但有人分析，他们高度评价王安石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二是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这些人认为，新法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史书也记载“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说明实效显著。在各种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与其在后世被陆续沿用是分不开的。颜元则更进一步说：王安石推行的很多新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等，“皆属良法，后多踵行”
。与此相似，蒋士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诗中也提出：“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细思。”明朝于慎行进一步提出：“募役之法，即今之均徭；保甲之法，即今之坊保；保马之法，即今之种马；均税之法，即今之税粮。行之数百年未见其弊。而以经义论策代词赋之法乃选士之良规，永为后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清朝蔡上翔说自南宋以来，“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他认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总体看来，中国传统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否定居多。这种否定，对南宋及其以后朝代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政治保守主义在朝野中弥漫起来。南宋高宗、秦桧等执行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忌言抗金，对内钳制舆论，迫害异己，国家气运一日不如一日。直到近代，当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猛然惊醒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时，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才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