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论相搅

没有了王安石这个强势人物的制约，宋神宗跃跃欲试，要按照自己心愿安排国家大事，但他突然发现，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有一个小故事，形象地说明宋神宗面临的局面：

元丰年间，宋神宗打算杀一名漕运官员。宰相蔡确回答：“祖宗以来，未尝杀过士人，您这么做是要开先例呀！”宋神宗心里一想，杀个人事小，坏了名声事大，这恶例还真是开不得，但这个漕运官员贻误大事，实在可恨，必须治罪。于是他指示蔡确：“既然如此，不杀也罢。给他刺上字，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偏远之地。”章惇冷不丁冒出一句打有埋伏的话：“这么办，倒不如杀了他。”一句话把神宗噎得够呛，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恼羞成怒地说：“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章惇不仅没有闭嘴，反而又加上一句更有分量的话：“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神宗默然。

为什么宋神宗的命令，被臣子顶了回去？

因为，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会受到宰相和监察部门的制约。为实现集权，宋神宗在选宰相时，选了一些既能干事又能听话的人，随时可以指使调用。于是，原枢密使吴充接任王安石成为宰相，后来是更听话的王珪，听话的人先后成为北宋宰执人员；另外还要找一个能干事且敢于说出不同观点的人，冯京这位连中三元的状元郎再度回朝任枢密使。

从这个执政班子，可以看出宋神宗用人的策略和方法。吴充是王安石、韩绛的儿女亲家，但并不热衷变法，曾经提出新法不便于民，他能够中和不同派别。王珪则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大臣，少有建树，没什么能力，被时人称为“三旨相公”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以前王安石实行新法，王珪认同照办；现在吴充改变新法，王珪也认同照办。如果以前做对了，那么现在就是错的；如果现在是对的，那么说明以前做错了。 与以上两位不同，冯京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参加乡试、会试、殿试，连中解元、会元、状元。冯京坚决反对新法，曾上疏万言论其更张失当，被王安石指为邪说，欲予罢黜，但宋神宗认为冯京可用，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后任命为枢密使，成为决策层核心成员。从决策班子人员构成可以看出，宋神宗招来一些变法的反对派，委以要职，实行“异论相搅”的帝王统治之术。

“异论相搅”并不是宋神宗的发明，而是古代君主常用的“帝王心术”，指在群臣党派间进行力量平衡，不使某一方占据绝对优势，更不能使其独揽朝纲；有时甚至故意制造矛盾，以便制衡相互敌对的党派。北宋建立之后，唯恐大权旁落在宰辅大臣之手，总是同时用一些政见不同的人，彼此互相牵制。从立国政策看，北宋实行崇文抑武，造成了文人士大夫权力过大，直言敢谏，有时令皇帝都无可奈何。为了削弱文官权力，宋真宗加强了台谏制度，使台谏官员和宰执官员相互监督制衡。其中典型案例是宋真宗启用寇准，有人问为什么，宋真宗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同时，宋真宗还给御史很大权力，而且加大谏官御史的弹劾之权，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文武百官，谏官都可以随时监督监察，上奏弹劾。宋仁宗时，又专门设立了独立的谏院，与御史台合称台谏，虽然达到了台谏与宰执官员的相互制衡，但又导致台谏官员与宰执官员的权力纷争。

在执行“异论相搅”方面，宋神宗不逊于宋真宗。他喜欢读《韩非子》，懂得帝王之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一直运用宋朝列祖列宗的治国法宝“异论相搅”，让不同思想、不同政治主张的大臣在朝堂上碰撞竞争，让不同的政治派别互相监督，皇帝则高高在上择善而从，做出最终裁决。《宋史》记载，熙宁初，宋神宗一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面要把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提升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力辞，宋神宗说：“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司马光执意不从，宋神宗才作罢，但仍然任命同样反对新法的文彦博担任枢密使。后来，在重大决策中，宋神宗曾有意引导持不同意见者各抒己见，以有利于决策的完善与改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三年（1070），吕公弼被罢去枢密使，宋神宗召曾公亮、韩绛、王安石讨论谁可以接替。王安石推荐吴充，宋神宗没有同意，将反对派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提升为枢密副使，王安石对此颇为反感：“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可是，宋神宗仍然坚持这一做法，在把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之后，又将他先后提拔为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以致冯京成为旧党在宰执集团内部的旗帜。王安石罢相之后，宋神宗继续奉行“异论相搅”和权力制衡之祖宗家法，收回原来王安石以宰相之位理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

古代帝王所谓的平衡之术可以方便地控制下级，防止一方坐大，这对于帝王来说看似有利，但也因此留下了朋党倾轧的风险。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在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一拥而上，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引发了派系冤冤相报的潜在风险。后来，宋徽宗亲政之初，也实行所谓“邪正杂用”，旧党韩忠彦、新党曾布同时担任宰相，更是典型的“异论相搅”。这种做法，导致党争不止，内耗不断，摧毁的是整个国家的根基。

随着形势的变化，元丰二年五月十七日，参知政事元绛被罢。二十一日，御史中丞蔡确升任参知政事。这时，首相吴充突然间转变立场，向皇帝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苏轼、苏辙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吴充的提议，让宋神宗非常反感。元丰三年（1080）三月二日，吴充罢相，王珪成为独相。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得圣旨，如同皇帝的贴身秘书，却把宰相的权威、责任、义务全都扔到了一边。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有“熙宁”“元丰”两个年号，变法主要措施都是在王安石担任宰相的熙宁年间推行的，其后元丰年间，宋神宗主导了政局，亲自进行了一些后续改革。变法是宋神宗、王安石和变法派共同完成的，应该称为“熙宁变法”。但南宋皇帝认为变法导致北宋衰落和灭亡，责任在于王安石，因此称之为“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