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旱。
从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四月，河北、京东、陕西等地连续干旱。查史书后我们会发现，这次干旱非常严重，涉及范围甚大，不仅宋朝北部旱灾严重，连北方辽国也旱得民不聊生。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疆域广大，不纯粹是农耕经济，对旱情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
连续八个月的干旱，北方诸路及淮南受灾严重。史料记载：“自去岁秋冬绝少雨雪，井泉溪涧，往往涸竭。二麦无收，民已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images/00054.png)
也就是说，自去年秋天以来，几乎没有下过雨雪，山间小溪和河流大多干涸，去年和今年两季麦子没有收成，老百姓已经绝望了。现在夏季过了一半，因为干旱还没有播种。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家，大多没有粮食，只得啃树皮吃草根度日。
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害，饥民流离失所。国家高度重视，宋神宗命令全国各地官员组织隆重仪式，虔诚地向上天求雨；命令宰辅大臣在京城组织祈雨仪式，恳请上天降雨缓解旱情。个别商人趁干旱饥荒将四十文一斗的粮价哄抬到一百五十文一斗，社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宋神宗命令国家粮仓将粮食以一百文一斗出售给饥民，不久又命令降至九十文，再命令降至八十文。
中书省上报称，饥民流动迁移，路过京师，如果在京师赈济，远近相传，将有更多的灾民涌向京师，京师难以调剂。京畿州县没有大的工程兴修，建议在受灾州县招募流民青壮者充役，病弱老幼者按人口给予粮食。宋神宗批准，命令在京西各州县安排工程，招募流民以工代赈。
终于有一天，忧心忡忡的宋神宗找到王安石，质询旱灾情况。
面对皇帝的不安和疑虑，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意思是，旱涝乃是自然现象，与变不变法没有关系。上古圣君如尧、舜、禹、汤，也不能避免灾害；我们尽力而为，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这种回答，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说得没错。尧、舜、禹时洪水延绵数年，只要以人力努力治水，方法得当，不仅会治好水患，而且还留下了万年不灭的美名。
宋神宗怕得就是人事之未修，不安地说，自己担心的就是人为的问题，现在收取免行钱很重，人们怨声载道，不仅是朝中的大臣，身边的侍从，就连太皇太后、皇后都说这是变法引发的祸害。
王安石认为，太皇太后、皇后的说法，是由京城内的奸逆小人所挑拨引起的。冯京插话说：“我也听说过这些事情。”王安石回答说，士大夫不满意的，都集合到冯京处，冯京才听到这些议论，自己就没有听到。而且这些言论只有在京城才听得到，在外地未曾耳闻。王安石想用这套说辞暂时稳住皇帝，因为宋神宗生活在深宫之中，了解外界情况大多来源于大臣的奏折和身边人的言谈。
很显然，王安石的答复并没有消除宋神宗的疑虑。这位年仅27岁的皇帝陷入了自责与痛苦的深渊。王安石的态度更加印证了他的担心，不畏天的人，怎会被天所原谅？这5年来进行的变法、采取的变法措施，不仅遭到很多人的激烈反对，还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而王安石仍若无其事，坚定地相信灾异与政治完全不相干。他多次强调，旱灾只是小事，没什么大不了！
熙宁七年（1074）三月，在延和殿，宋神宗问翰林学士韩维，久旱不雨，怎么办？韩维说，皇上您担忧旱灾，怜悯百姓，减少膳食花费，按照平常规矩祈求，恐怕不足以感动天地。希望您下诏痛责自己，求直言，开门路，发恩泽，税赋有所减免，以求人和。他进一步提到，京畿诸县，近日仍然追索青苗钱，有的官吏鞭打百姓强迫缴足，致使农民砍伐桑树当柴火卖钱交纳。现在灾情严重，天下期盼减免租税，宽宥爱民，但政府却迟迟没有行动，希望皇帝自己做出英明裁断。
在韩维再三乞求下，宋神宗命他起草罪己诏。
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宋神宗下罪己诏。在诏书中，皇帝承认自己治国经验少，政策不对，以至于阴阳失调，天下大旱，众多地方受灾。自己已经减少了膳食，从正殿搬出去，希望消灾降福，但上天没有反应，是不是皇帝没有采纳正确的建议，还是有其他过错。诏书要求中外大臣上书谈论朝政缺失，皇帝将亲自阅读，考量是否恰当，以求改进。
借此，一些士大夫纷纷上书朝廷，有些人认为王安石执意推行变法，触怒上天，他们强烈要求宋神宗尽快停止新法。严重的旱灾，以及河北流亡的农民，成为反对派攻击新法的有力武器。青州知州滕甫上奏称，新法害民，希望将新法中所有不便者尽数去除，然后民气和，天意解，灾情自然会消失……司天监灵台郎尤瑛利用“天久阴，星失度”的天象，宣称“政失民心，强臣专政”，建议“去安石，天乃雨”。陕西华山发生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进奏说：“不应该差遣官吏卖水果、梳子，导致华山山崩。”
文彦博是持重老臣，竟然将京城买水果的事情与华山发生崩塌联系在一起，说明当时有不少人将自然灾害与人事政事结合起来，作为论证自己观点的依据。接到各地官员的奏折后，宋神宗忧心忡忡，史书记载：“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
宋神宗颁发罪己诏，还是没有引起王安石的重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数日后见到宋神宗，仍然坚定地陈说“天变不足畏”的观点。他认为，天灾出现，很多君主都会如此。比如前些年，仁宗除了下罪己诏，还给自己施加肉体惩罚，大半夜到殿外光脚站着。神宗皇帝这样做，也不算什么反常。在王安石看来，皇帝一直支持变法，现在政绩很突出，国库很充盈，外战很辉煌，政敌司马光之流早就被赶出京城，甚至连唯一敢对抗的文彦博都失势，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多做事，做好事，把眼前的难关尽快度过去，才能让年轻的皇帝镇定下来。
但现实大出王安石意料，对他不利的事一件接一件，不断地涌现出来。司马光从远方加急送了一份奏章，积极响应皇帝“挑错”的号召。司马光共提出了新法的6条弊端：
1.“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
2.“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
3.“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
4.“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
5.“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
6.“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
司马光的批判涉及青苗费、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以及对外政策等多方面，批评新法增加百姓负担、纵容小人、与民争利、耗费国家财力、扰乱边境、劳民费财。
面对司马光的突然袭击，王安石还是没在意。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写封奏章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仅仅几天之后，新法突然间被废除！
如同晴天霹雳，变法派震惊了，他们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也没察觉出是谁做了什么，就把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这暴露出了变法派的最大弱点，对政治的危险性估计不足，警觉性太低。身为帝国宰相，王安石总揽大权，居然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新法废了，还不知道出事的原因！
是谁说动皇帝废除了新法？
这个人叫郑侠，安上门监门小吏（守城门的）。为什么一个看城门的“小人物”引发这么大的震荡呢？
郑侠（1041—1119），字介夫，北宋福州福清人。郑侠的父亲郑翚在江宁府任酒税监。郑翚官卑职小，子女众多，生活清贫，把郑侠带到江宁，送进清凉寺书院学习，在那里他曾向王安石求教。郑侠借用僧房，不避寒暑，焚膏继晷，刻苦攻读。王安石读了郑侠“书随更漏尽，春逐酒瓶开”诗句后，对其青眼有加，勉励他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宋英宗治平年间，郑侠考中进士。熙宁二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举荐郑侠为光州司法参军。任职期间，郑侠大部分奏章谳议得到王安石的认同，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起初，郑侠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以为三代君臣相遇，将有为于世，太平可期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法种种弊端暴露出来。熙宁五年春，光州任满后，郑侠进京述职，指出新法弊端。虽然王安石看重郑侠的才能，想擢升郑侠为检讨共同推行新法，却被郑侠拒绝。时隔多年，郑侠已经不再是新法的支持者，而成为一名反对新法的人。后来，郑侠被贬为安上门监门小吏。为争取这个门生，王安石让人聘请郑侠到修经局任职。王安石的侄女婿黎东美前去见郑侠，郑侠还是婉言谢绝：“相君动不动就以官爵相诱，把士人看得太浅薄了。如果确实诚心，就请做几件利国利民的事，让我投在相君的门下也不会感到愧疚，这样不是很好吗？”郑侠向黎东美列举免役法的弊端，免役钱和市利钱很重，民间商人苦不堪言。不久，诏令对小商小贩免征市利钱，其他的都没有改变。
中原大旱，各地灾民涌向都城。作为城门小吏，郑侠站在城墙上，一眼望去，只见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灾民成群结队，心里极其痛苦，更痛心新法的弊端！最终，郑侠选择一个非常特殊的汇报方式，越级上奏。他把自己亲眼所见灾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质妻鬻子、困顿窘迫的悲惨景象画成一幅画，名为《流民图》。在附言中，郑侠历数新法弊端，请神宗观其害，罢废害民之新法。他誓言若废新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为罢废新法，他将身家性命全部压上去了。但郑侠职务太低了，无权直接上书，若走正常途径须先由中书省王安石过目。他想了个办法，私自声称有紧急密奏，以加急驿马，送进银台司。
古代，只有紧急情况才能发快马递送。
《流民图》呈现出来的悲惨景象，震撼了宋神宗。只见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很多灾民食不果腹，只得口嚼草根树皮；难民尸体奄毙沟壑，累累不绝；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惨状是酷吏还在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怎么会导致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局面？变法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天下黎民百姓的惨状，不仅让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而且还惊动了两位太后——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和生母高太后。史书记载，一天，宋神宗到后宫去看望母亲高太后和祖母曹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说：“从前只要听到民间的疾苦事，都会告诉皇帝的，仁宗都会批准我。”宋神宗非常警觉，回答了四个字：“今无他事。”但是太皇太后继续说：“我听说现在民间青苗法、助役钱都不合理，你应该罢免它们。”宋神宗回答：“这是利民，不会害民的。”太皇太后直接提出最重要的要求：“王安石的确有才，但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要真爱惜他，就让他暂时出京补外职吧。实在想用，过一年再召回来。”宋神宗再次驳回：“不行，现在大臣里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每句话都被驳回，太皇太后不再说话了，这时站在旁边的岐王插嘴说：“太皇太后说的都在理，皇上，您得多想想。”神宗满腔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对弟弟吼了一句：“是我败坏天下吗？那就换你来当皇上！”岐王哭了，非常伤心地说：“至于这样吗？”
祖母和一个不懂事的小弟的意见，宋神宗可以忽视，可轮到生身母亲出场了，情况就不一样了。高太后哭着对儿子说，你就让王安石走吧，他把天下都搅乱了，快没法过日子了！宋神宗默然，上天降灾，后院起火，他更加犹豫不决。据分析，后宫之所以反对王安石，是因为熙宁二年十一月，王安石主持制定了《裁宗室授官法》，限制宗室弟子做官。这种做法与先秦吴起在楚国变法时“废公族疏远者”的做法相似，引起皇亲贵戚的反对和仇恨。不仅如此，市易法不仅限制了大商人的剥削范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和大商人有联系的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及皇亲国戚的经济利益。这种仇恨新法的情绪，待宋神宗去世后，立刻爆发出来，形成了一股废除新法的决绝力量。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熙宁七年四月初六，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皇帝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新法。
据说，诏下，天降大雨。
这里用“据说”，是因为《宋史·郑侠传》中记载“天降大雨”。但与此不同，也有史书称根本没有下雨。因为那之后，灾情还是很严重。是否下雨可能存疑，但有一个方面是肯定的，在这两年灾荒中，变法派在开封卖出去了数以万计的粮食，稳定了京师居民的生活；在河北、江浙等灾区，利用储存的青苗钱米，募集受灾农民兴修水利等工程，渡过灾荒。
新法被废，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像往常一样积极挽留。但这次不同，王安石身心俱疲，已心生退意。五年间，改革法令涉及帝国的财、政、军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与所有人为敌，要对皇帝反复解释规劝，但皇帝的动摇、怀疑、反复，让他倍感压抑。此时，王安石已不再是二十多年前那个“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意气风发的青年，而是进入知天命的年纪。在五十岁之前，他全力以赴希望有所成就，五十岁之后，则看透了人生，深知理想实现之艰难；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做事不再强求结果，而是顺应上天的安排。王安石一连上了四封辞职奏章，神宗再三挽留，非常有诚意，甚至提出让王安石辞去相位之后仍留在开封，但也没有改变王安石辞职的心意。此时，王安石也许想到了熙宁六年正月元宵节自己随驾观灯路过宣德门被皇帝侍卫打伤坐骑的事情，宰相被几个侍卫侮辱，却不了了之。或许，皇帝已经厌倦了老臣，老臣也到了应该退出的时候了。
从熙宁二年二月到熙宁七年四月，五年时间，王安石协助宋神宗制定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市易法、吏禄法，使财政窘困的北宋走出了困境，重新振作起来。按照王安石的计划，此时应是策划如何武力征服西夏、完成变法大业的关键时候，然而，自己却辞职离开，无法割舍与无可奈何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在屡次挽留无效之后，宋神宗计划给王安石太傅官职，仍留在开封，但没有得到王安石的同意。最后，熙宁七年四月，宋神宗依照王安石的请求，批准王安石辞相，出任江宁府知府。
为什么皇帝同意王安石辞职呢？是他不想变法了吗？不是，宋神宗一生对强国富民念念不忘，为之竭尽全力。在他看来，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一是顺从了祖母和母亲的要求，听取了大臣的意见，缓和一下紧张的局面；二是让王安石回南方调养一下，之后随时可以回来；三是新法在原来的布局中继续推行。离开京城前，王安石也做了一些安排，他向宋神宗推荐，由韩绛代替自己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宋神宗一一答应。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他还写信给王韶，勉励他为国守边，坚定抗击西夏的决心。在王安石看来，改革已经走上了正常轨道，不管他本人是否回来，新法都已经形成趋势，只要宋神宗本人坚定，这个趋势必将持续下去，北宋财政状况越来越好，军事实力越来越强。
宋神宗深有感慨地说：“安石一心为国，不追求官职，不在意个人进退得失，廉洁自律，可谓贤者。”他认为，韩绛和吕惠卿是新法的核心人物，暂时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也很稳妥。再说，皇帝已经成长，他对自己，对变法团队，慢慢有了自己的主见。
熙宁七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轻车简从，悄悄离开了京城，回到了他父亲曾经任职的江宁。在那里，王安石希望过一段悠闲自在的日子。可谁都没有想到，王安石的离去，不仅没有平息风波，斗争反而更加激烈，演绎出另一种社会危机。
口头废除新法后不久，宋神宗突然就来了个大反转，宣布除了“方田均税法”之外，新法全部恢复。为什么会这样呢？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变法派吕惠卿、邓绾跑到宋神宗面前，痛哭流涕地说：“皇上多年以来，废寝忘食，成功地施行了新法，国家因此受到很大利益；如果采纳郑侠这个狂夫的意见，一下子将新法罢除殆尽，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于是，神宗回心转意，立刻下令，恢复新法。为了表达对新法的支持，朝廷将郑侠羁押到监狱。但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想严惩，最后只追究他私发马递之罪，以“擅发马递”罪名小小处罚了事。
为什么小小门吏竟然一度“推翻”了新法，甚至“迫使”当朝宰相不得不自动“引退”？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古人对灾害的认识和“天人感应”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