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又来人了

当新法“利民”或“害民”的争论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入京，带来了基层的消息和老百姓的看法。

这个人来的时间是熙宁三年，距离上一次李定入京不到一年，他也是王安石的弟子，名叫陆佃。与李定不同，陆佃是“应举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按照惯例也去拜访了自己的老师王安石。见面后，王安石问了相似的问题，但他的对答及以后的际遇，却与李定截然不同。

陆佃（1042—1102），字农师，号陶山，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宋熙宁三年进士，授蔡州推官、国子监直讲。元丰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时徙知邓州、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后，召为礼部侍郎，命修《哲宗实录》。后拜尚书右丞，转左丞。陆佃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身份，他是南宋伟大诗人陆游的祖父。

陆佃少年家贫好学，无钱点灯，常映月光读书。蹑履从师，不远千里。途经金陵，巧遇慕名已久的王安石，即拜为师。熙宁三年，陆佃应举来到京城。

据《宋史》记载，初入汴京，陆佃前往相府拜谒王安石。

一见面，王安石问他对新政的看法。陆佃说：“新法不是不好，只是施行起来没有实现最初制定时的良好目的，反而给百姓增加了负担。青苗法就是这样的例子，有好的目标，但变成了扰民的结果。”

王安石惊讶地问：“怎么会这样？我和吕惠卿仔细商议之后，又听取了外界的很多意见。”

陆佃说：“您乐于听取好的建议，古所未有，然而外界都说您不纳谏言。”

王安石笑着说：“怎么会拒绝谏言呢？那是邪僻的说法太多，不值得听取。”

陆佃接着说：“所以，别人才议论您。”

第二天，王安石召见陆佃，对他说：“吕惠卿说‘私人收债，也须一鸡半猪’，青苗法取得利息是应该的，我们已经派李承之到淮南调查了，看看是否扰民。”

不久，李承之回来，说新法对于百姓非常有利。王安石认为陆佃不愿依附自己，不再与他讨论新法事务了。本以为这次京城奇遇到此为止，不曾想这次朝廷考试，不考辞赋，突然改为策论。陆佃从容地分条答对，考中甲科，任蔡州推官。他被选为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王安石因为陆佃不依附自己，专门交给他有关经术的事情，让陆佃在“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坐了多年的“冷板凳”。

李定进京，即言“无不喜者”，迎合王安石之所好，又借此取得宋神宗的信任。但反映“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的陆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王安石以为陆佃不愿意依附自己，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事”，从此当了闲官。然而，陆佃直言不讳的个性并没有变化，宋徽宗时，陆佃官拜尚书左丞执政，他不赞成“穷治”所谓的“元祐余党”，不惜受“元祐之党”的牵连，终于因为莫须有的“名在党籍”而被“罢为中大夫”。

同是来自南方，同样是王安石的学生，为什么对新法的反应如此迥异？是见仁见智，还是真假有别？李定说其“据实以言”，而陆佃“直言不讳”。如果两人都没有说假话，除了两人立场和认识不同之外，可能还与二人来的时间有很大关系。李定来京前，青苗法刚颁布不久，其优点已经展现，缺点还没有暴露出来，所以李定看到的是新法的优点。但陆佃到京城时，青苗法已经颁布一年，其缺点渐渐显现，所以陆佃讲了新法的不足。

不同的说法，带来了不同待遇，两位来自基层人员的遭遇，反映出王安石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则影响到他与官僚集团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后来呈现《流民图》的郑侠，也曾向王安石直言对新法的不同意见。倘若王安石及宋神宗在听取此类意见后能斟酌“推行不能如初意”的原因，克服“还为扰民”的弊端，新法的推行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另一个人的到来，更加说明了“态度决定一切”的道理。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举进士，为礼部第一。熙宁三年冬任宁州（今甘肃宁州）通判。此人身在僻远边疆，却相当不安分，想方设法寻找升迁的办法。他见王安石获得皇帝的支持，便上书列举了几十条时政，认为宋朝兴盛百年，人们习惯于安定，沉溺于太平，应当进行改革。对于新法，他极力赞美，吹捧说：“皇上得到伊、吕的辅佐，作青苗、免役法等，百姓没有不歌颂圣德的，没有一个不高兴地唱歌跳舞来表达对您的感恩。臣在宁州看到一片赞同，由此推论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变法实属世上最好的策略，希望不要因为一些浮夸的细微议论而搁置它，应将变法坚定地执行下去。” 他又致信王安石，歌颂新法。当时正处于艰难时期的王安石一见大喜，立即向宋神宗推荐。宋神宗急切地想知道西北军事及地方的真实情况，派人把邓绾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宋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

宋神宗面露向往之色地说：“那是当今的古人啊！”“古人”是古代对人最高的赞美，是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

宋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宋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轻的皇帝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许他已经忘记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做皇帝的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因为知道了皇帝的喜好，摸到了实底，挖空心思巴结权贵的邓绾立即就有了行动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

出了皇宫，邓绾第一时间去拜会王安石，就好像与王安石认识了好久一样（“欣然如素交”）。邓绾亲自证明新法的好处，热情地宣扬新法。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正当满朝文武反对新法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远方来热情地支持，你是什么感觉？王安石被感动了，他任命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第二年，邓绾升任侍御史知杂事，管理司农寺。

通过溜须拍马的行为获得官职的做法，遭到了很多官员的攻击，甚至连邓绾的同乡都讥笑他，邓绾却无所谓地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甭管别人怎么嘲笑辱骂，只要能做上大官就行！多么恬不知耻的言论，多么厚颜无耻的为官心态。因此，邓绾也被钉在了“小人”“奸臣”的耻辱柱上。但是不管当时别人怎么骂，还是有人支持他，他的仕途一帆风顺。

但邓绾不是一个愚笨的人。在科举考试中，他“举进士，为礼部第一”，可见才能过人。另一事也可以看出他的远见，熙宁五年（1072）春天，辽国威胁边疆，将军队驻扎在边境上，扬言出兵。邓绾说，辽人假意为边界土地争执，其意在窥视我国。去年冬天，他们连续几个月聚集军队，在边境徘徊许久才自行离去，其虚张声势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顽强地抵御，坚持两国平等地位，正确地应对威胁，让敌人不敢怀疑我们的实力，而我们可以做长远打算。如果我们先害怕并且屈服，将是中原最大的耻辱。皇帝看了奏章后，非常赞赏。虽然邓绾具备才能，但人品欠缺，后来王安石辞去宰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邓绾又开始依附吕惠卿。后来吕惠卿被免，王安石恢复宰相，邓绾为讨好王安石，又弹劾吕惠卿，甚至上书要求给王安石修宅院并重用王安石的儿子。这种做法连王安石都觉得过分，认为邓绾“不安守本分，上书为宰相乞求恩赐，是侮辱国体的行为”，将他调离都城，到地方做官去了。邓绾如此媚上，为时人所不齿。

邓绾的个案说明，这个体制，造成了一个生产媚言、制作谎言和传播谎言的环境。在传统等级社会，官僚集团不愿意受约束，首先破坏规范，外儒内法，内外不一、不仁不慈，但又要求别人忠孝节义，不得逾矩。若是遇到那些不招自来、奉迎吹捧的人，就树为标榜，引为同党，赋予高官厚禄。这种做法，让王安石落下了好谀喜谄的名声。北宋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王安石任相期间，每当生日，那些部下同事纷纷献诗，僧人道士则颂“功德疏”，竞相祝贺。光禄卿巩申别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地磕头祷告：“愿相公一百二十岁”，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凑巧的是，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竟然割肉进献，以致远近骇笑。有好事者用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太卿与丞相放生。”无独有偶，南宋李壁在《王荆公诗注》中也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才华横溢，志存高远，二十岁以前就已著书数万言。国子监官员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把王安石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地说：“此人知我父子！”这几个故事嘲笑的不仅仅是巩申和范镗的趋炎附势，而且还嘲讽了王安石被拍马屁时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

然而，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政、为文、为人风格，他虽然在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以支持改革为选人用人的唯一标准），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有些不符合实情。比如，他得了气喘病，药方中有一味紫团参（紫团山人参），到处买不到。恰好变法派官员薛向自河东任职归来，手上有紫团参，便送了几两，可王安石坚决不受，说：“我平生没吃过紫团参，不也活到了今天吗？”据说有人献上一个宝镜，夸耀能照两百里，王安石笑着说自己的脸没有那么大，要能照清两百里远的镜子做什么。另外，王安石有时也能检讨用人的不足，桐城县令郭祥正为了升官，极力恭维“新政”，王安石保举他为殿中丞。后来，王安石觉察到郭祥正谀颂过于肉麻，有所警觉，与其保持了距离。有一次宋神宗问王安石郭祥正是否可大用，王安石说郭祥正品行不好，还连连检讨自己用人失察。可见，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有清明公正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