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新法中的许多内容，都滥觞于陕西，或与陕西有某种人事上的渊源关系。”著名历史学家秦晖认为，陕西是王安石变法推行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但陕西又是反对派骨干司马光任职的地方，因此成为新旧两派对抗的舞台。被战争乌云笼罩的陕西，围绕富国强兵、赢得战争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
宋初，袭用唐以来的道制，不久改“道”为“路”。陕西境内除陕南及陕北神、府一隅外，大部分地区称“陕西路”，从那时起，陕西正式成为一级政区地理名称，一直被载于中国地理版图。
宋朝“陕西”所属范围与现今不同，包括今甘、宁、青等省区的大片土地以及豫西地区，但不包括今之陕南。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将陕西路分为东面的永兴军路和西面的秦凤路，习惯上称为“陕西二路”。熙、丰年间，陕西二路被划分为6个军事区，分别是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和王韶开边后增加的熙河路。
与其他地方相比，陕西具有明显的军事化特点。其他省份转运使（漕司）为一路之官，然陕西的转运使权力有限，与之相对陕西特有的“六路”经略安抚使（帅司），合军政民政为一，是真正的行政和军事一元化区域。此外，陕西诸路基层行政设置中还有军、城、寨、堡，也带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
宋朝时期的陕西，是宋夏战争、金夏战争的主战场，也是宋金战争、金蒙战争的西线主战场，还是后来宋蒙（元）战争的前哨与宋辽战争的波及地。据历史学家秦晖统计，宋夏战争在陕西境内共打了41年（包括李继迁在陕北与宋作战的时间在内），金夏战争延续十余年，宋金战争仅大战年份就达21年，金蒙陕西争夺战持续16年，宋蒙陕南之战历时10年，所余的和平岁月实在有限。长期的战争，不仅造成人力物力损失，而且给陕西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关中的落后状态。
陕西作为宋夏战争的主战场，两方你来我往，征战连年。庆历三年初，李元昊求和，第二年签订协议，李元昊名义上对宋称臣，宋朝每年给西夏岁币25万。其后陕北地区恢复了相对和平，间有局部冲突。比如在麟州、府州的战事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这种状态维持了不到20年，一次礼仪之争又使两国战端重开。北宋嘉祐八年，宋英宗继位。第二年，西夏主李谅祚（李元昊的儿子）派使臣吴宗入朝致贺。吴宗不尊宋朝宫廷礼仪，与宋朝引伴使（陪同团长）高宜发生争吵。高宜一怒之下，将吴宗关进马厩饿了一夜。吴宗被放出来后大骂，宋朝认为他无礼太甚，诏告李谅祚惩罚他。然而，李谅祚认为此事是对夏国的侮辱。“朝贺事件”发生当年，夏主李谅祚派遣7万军队入侵泾源，分掠诸州；第二年初，西夏又派军攻庆州王官城和德顺军；第三年九月，李谅祚亲自率军大举入侵庆州；宋军激烈反抗，多次击退了西夏的进攻。其中，陕西种氏和折氏两大将门之家，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多有建树。种世衡积极倡导并实践“筑城战”，修建了著名的清涧城。他去世后，其子种谔继承了种世衡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战略，积极争取、分化、诱降西夏贵族。
种谔字子正，因父亲恩荫升官至左藏库副使，延州守帅陆诜举荐他掌管青涧城。西夏酋长令㖫请求归附，陆诜怕惹起事端不打算接纳，种谔请求接纳。西夏派人索要令㖫。陆诜询问种谔如何答复，种谔说：“（如果）一定要讨还令㖫，就应当用景询来交换。”景询是从中原逃到西夏去的人，西夏不愿意用他来交换。得到这个答复，西夏才停止要人。另外，西夏将领嵬夷山归降，种谔派人用金盂招降嵬夷山的哥哥、西夏将领嵬名山。嵬名山手下小吏李文喜接受了金盂并答应归降，嵬名山却不知道此事。种谔立即把此事奏明朝廷，皇帝诏令转运使薛向和陆诜委托种谔招纳嵬名山。种谔不等嵬名山答复，发动所统领的全部士兵长驱向前，包围嵬名山的军营。嵬名山惊慌，带领部众拿起武器作战，嵬夷山大喊道：“已经相约投降，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李文喜于是拿出所接受的金盂给嵬名山看，嵬名山丢枪哭泣，不得不率领众人跟从种谔南归。绥州附近的夏军，派4万人追击，种谔在大理河畔击溃夏军，北追20里，冒着“无诏兴师”的罪名回到绥州，筑城坚守。此事引起西夏震动，此后很长时间都企图收复绥州。而此役对宋朝军民是极大鼓舞，新即位的宋神宗非常兴奋，亲自命名“绥州城”，后来又置绥德军。立下空前战功的种谔，却受到不公正对待。陆诜弹劾他“擅兴，且不禀节制”
，还打算逮捕他治罪，还没动手而陆诜移任秦州。当时言官上书攻击种谔，种谔被贬官，到随州居住。恰逢侯可因报告水利之事入朝见皇帝，宋神宗问他这件事，回答说：“种谔奉密旨攻取绥州而获罪，以后怎么用人？”皇帝也后悔，恢复了种谔的官职。
绥州之战后，西夏耿耿于怀，在议和中一再要求交还绥州。为此，宋朝内部展开辩论，原先反对种谔的大臣建议交还，只有陕西宣抚使主管机宜文字的赵卨支持种谔。
宋神宗征询主政陕西多年的大臣韩琦意见，韩琦原来反对攻取绥州，但在两国发生“杨定事件”
后，认为在西夏挑衅时送出绥州，未免示弱太甚，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转而反对向西夏妥协。宋神宗认为有理，拒绝了西夏的要求。西夏不肯死心，熙宁二年三月，西夏要求以其前所攻占的宋塞门、安远两寨换回绥州，宋朝同意后提出要西夏先还二寨再交还绥州，西夏要求“先得绥州”，结果没有谈成。当年十二月，西夏派军攻打绥德城，被宋军击退。
因战争需要，宋朝加强了对陕西基层社会的控制，加大了对户口、土地、资源等的控制和役使
，出现了以权力剥削甚于地产剥削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
朝廷通过强化邻里组织（保甲）直接控制农户。国家权力对社会基层的紧密控制与集权化倾向，阻碍了平行于政权的士绅阶层与家族权力的形成。与宋代南方发达的家族文化、亲缘关系不同，陕西家族组织弱小，宗法伦理主要服务于“皇帝”这个“大家之主”，社会发展让位于“富国强兵、赢得战争”的主线。
军粮不足问题，始终困扰着北宋的陕西当局。为缓解这种情况，早在王安石变法前，陕西出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改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范祥的盐政改革。改革前，宋朝的盐法为“交引法”。当时为了解决沿边军需困难，命商人向边郡输纳粮草，按照地理远近折算价值，发给交引作为凭券，到解池（今山西省运城市南）和东南地区取盐贩卖。随后，又允许商人在京师榷货务入纳钱银和在折中仓入纳粮米，发给交引支盐抵偿。由于商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使国家盐利收入亏损，交引法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实行。范祥主管盐政后，革除了交引法和官卖法的弊病，实行“钞盐法”，将官营、官运改由商人交钱领钞券，凭钞券到解池贩盐，自行销售。具体办法是：按盐场产量定其发钞数量，统一斤重，书印钞面。令商人在边郡折博务贡纳现钱买盐钞，至解池按钞取盐贩卖（即商人在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向折博务领取一钞，凭此钞至解池贩盐二百斤，听凭销售）。同时在京师设都盐院置库储盐，平准盐价，盐贵卖盐，盐贱买盐，并允许商人凭钞到都盐院提取现金。此法免除了百姓运输的劳役，每年节约榷货务经费数百万缗，有助于西北地区粮草的籴买。于是，“钞盐法”逐渐推行到了东南地区。
范祥盐政改革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他没从根本上改变食盐的专卖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却使这个制度变得更为灵活方便。其次，他把商品货币关系部分地引入边防财政中，商人输钱于官，官府雇人购粮，过去食盐禁榷法下的徭役调发大大减少，过去入中法下的以物易物也变成了以货币为中介买卖，这符合了传统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再次，范祥用经济手段稳定盐价，抑制走私，控制钞额，比过去政府严控食盐行销区进行干预远为进步。最为重要的是，范祥的改革增加了政府收入，缓解了陕西边防财政压力，商人乐于从事。比如，改革前的解盐岁收，庆历六年（1046）是147万贯，庆历七年是195万贯。改制之初岁入曾一度下降，皇祐元年和皇祐二年每年144.5万贯，但到皇祐三年（1051）回升到221万贯，皇祐四年（1052）是215万贯，皇祐五年是178万贯，至和元年（1054）是169万贯。另外，改制之后边防军需运费节省了80%，还省去了榷货务每年支出的陕西沿边军费粮草（庆历二年军费粮草是647万贯，庆历六年降到了489万贯）。因为陕西已经有现钱买粮，榷货务不必再有支出。
更为难得的是，其后几次废立或调整，无一不证明范祥做法的正确，“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
。范祥去世后，继任的薛向继续推行他的改革，并得到了王安石的大力支持，所以范祥的改革也成为王安石变法在陕西推行的重要基础。
久任陕西职务的薛向，在均输法上贡献很多。嘉祐五年，薛向继范祥之后任陕西转运副使，置制解盐，“行范祥之所未及行”，他相继罢去了征榷制下所定的州县盐课，降低沿边盐价以与青白盐竞争，作小钞与大额盐钞配套发行，并把范祥时在京开办的平淮盐价钞价机构增设于永兴军。史称他主政陕西八年，漕司“所入盐、马、刍、粟数累万。民不益赋，其课为最”
。王安石在嘉祐五年保荐过薛向，他执政之后立即招薛向入朝参与制定均输法。著名历史学家秦晖认为，均输法无非是把盐钞法用以征集军用物资的那套办法搬过来，并扩展用以征集朝廷日用物资。所以，如果说范祥、薛向在陕西进行了小范围的均输实验，王安石的均输法则是放大了的“盐钞”法。
在变法高潮时制定出台的市易法，也起源于陕西诸路王韶的市易司。第一个按照新法设立的市易务，在古渭寨成立，揭开了市易法的序幕。陕西不仅在全国最早推行市易法，而且最活跃。据记载，北宋18个市易务中，陕西诸路就占了5个。
免役法虽然首先在开封试行，但其很多原则早在熙宁变法前就在陕西出现了。盐钞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入中法为纳钱易钞，官府以所得钱币雇人搬运。因此，免役法能够在陕西顺利推行。
同时，陕西军民积极响应农田水利法，在关中内郡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如熙宁五年，提举陕西常平杨蟠提议修郑白渠；熙宁七年，知耀州阎充国招募流民修治漆水堤。金州西城县民间人士葛德用自己的钱修筑长乐堤，引水灌田，得到朝廷奖赏，被授予本州司土参军。不过，因修水利做官的现象，当时只见于陕南，在社区自治功能薄弱的关中极少见到。
至于以整顿军事为目的的“强兵”措施，陕西更是首当其冲，首开其端。陕西军队在全国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整顿前，陕西禁军兵力占全国禁军总兵力的37.5%，整编后，陕西禁军兵力占全国禁军总兵力的43.2%。宋初兵力集中于首都附近，逐渐变为集中于西北，以至于后来经常出现陕军勤王、陕军东征之举。在此背景下，王安石“将兵法”包含的两个内容，都是由陕西推行全国。一是精兵、整编军队。熙宁二年，朝廷按“不任禁军者降充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的原则，首先在陕西裁兵并营，将陕西诸路马步军327营裁并整编成270营，并规定马军每营300人，步军每营400人。其他诸路也在裁并军队，全国各路马步军545营，按陕西例整编裁并成355营。熙宁末年，禁军全国总数是56.8万，厢军是23.2万，禁厢两军比宋英宗时减少了36万，即裁减三分之一。二是改更戍法为置将法，改变以往“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变成“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卒”。陕西泾原路安抚使蔡挺，依军设立了“将”职，诸将上隶帅司，驻地固定，所部固定相属，使将、兵不固定的体制改为固定的帅司、将两级指挥体系。这种创新做法，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赞赏，提拔他到中央担任枢密副使。熙宁六年夏，朝廷将蔡挺在陕西的做法推广到河北；第二年，将其定为制度，推行全国诸路。
此外，王安石变法中“强兵”部分的保甲、保马法，在陕西也得到了推行。尤其是保甲法，与陕西诸路原有的“乡兵”组织十分契合，完全由政府控制而没有任何地方色彩。但在河北，当地乡兵组织如弓箭社，就具备了某些地方自治色彩，遭到政府解散，并以保甲武装取而代之。
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企图通过政府严密控制的保甲编制实现社会军事化，从而形成一种类似唐代府兵制那样“兵农合一”而又效忠朝廷的“理想”兵制，以取代原有的兵制。这种兵制既不像正规军那样花费巨大，也不像地方武装那样影响中央权威，在当时，全国只有陕西乡兵组织较接近于王安石理想中的兵制。但是，虽然陕西是王安石变法推行力度最大的重点地区，然而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陕西最终也没有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为什么呢？
秦晖认为，根源在于王安石变法都是从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一元化控制着眼的，变法的很多内容都源出于高度军事化的陕西战时社会。由于位于边防前线，陕西本来就是国家权力控制异常严密的地方，专制权力侵犯民间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与腐败，在当地已经有所表现。而变法派想通过强化专制权力的干预来实现“抑兼并”，殊不知专制权力本身就是“兼并”的祸根！因此，新法最终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比如军政，新法用种种办法消除了宋初兵制事权分散的弊端，然而其出发点是强化而不是削弱专制皇权对边军的控制，遂使宦官监军统军，从李舜臣、王中正、李宪到童贯，宦官统军之弊一发不可收拾，造成与西夏战争的两次惨败。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新法推行的过程中。青苗法本意是增加财政收入，避免农民遭受高利贷的盘剥，以削弱“兼并”势力。但是，青苗法上述目的是自相矛盾的，当时陕西兼并之害，在于人身依附条件下特权的欺压，但青苗法恰恰由权势者来实施，这使它不能不出现严重的扭曲。司马光在与吕惠卿的辩论中提到，青苗钱，朝廷放不得。平民放贷尚能蚕食贫困户，使其破产，何况官府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只能反驳道，此事富民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秦晖认为，吕惠卿的反驳很无力。就连变法派的曾布也认为“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陕西实行青苗法多年，许多地方官员将陈霉的米折高价贷出，强令农民以新麦贱价抵偿本息，数月之内“取利约近一倍”；更有贪官污吏利用“抑配”之权，上下其手，贪污勒索，造成“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什二”，获利的只是有权势者与贪官污吏。
这种社会现状，使许多本来的好事也办坏了。例如农田水利法，在有些好大喜功、谎报请赏的官吏主持下，变成有名无实、劳民伤财之举。熙宁年间沈披修六门堰，规模宏大但“迂阔少效”；王孝先主持同州朝邑县淤黄河碱地为田，结果淤田不成反使河水灌注三百六十余顷农田。
与保守派空谈道德的说教相比，变法派对功利的强调有其进取的一面，但是功利欲和专制权力结合（秦晖称之为“权力功利主义”）却更容易产生破坏性。熙宁变法在没有约束权力的机制下鼓励官吏求利，结果不免造成“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唯利是嗜”
，导致吏治更加腐败，造成与当初设想不同的后果。
战争是影响陕西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战争导致政治性的土地兼并变少了，陕西逐渐小农化。为了支持战争，那时候陕西也有“关中重赋”之说。陕西的赋税重到陕西人都不敢拥有太多土地。因此，陕西人在外面经商赚了钱，基本上不买地。陕西激烈的官民矛盾是当时陕西社会的特征，是秦晖对新政变质之后的基本看法。
虽然陕西是推行新法的重点地区，但新政在陕西也遭受很多非议。关中士大夫张载、赵瞻、蓝田吕氏兄弟以及司马光，大都反对新法，而关中当局，如知永兴军事一职，也常常被保守派把持。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到京兆府担任知永兴军事，与新法唱对台戏。当时变法派韩绛任陕西宣抚使，为贯彻新政，他主张对西夏采取进取之势，发文关中，选拔诸军骁勇之士，招募市井少年变为义勇乡兵，遣戍边郡；又下令百姓为前线制作干粮，征调民夫修整城池楼台。司马光不从，上书皇帝称“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
。他还保证说如果因此导致兵饷缺乏，甘愿承担责任。韩绛对司马光奈何不得，于是永兴军“一路独得免”。这种情况直到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被调至河南许州才中止。
关中大儒赵瞻，与张载齐名。在变法前，他曾上书宋英宗，抨击“积久之弊”，主张整顿吏治。在王安石执政之初，他曾对变法寄予厚望。但赵瞻主张像庆历新政那样整治腐败，对王安石抑制兼并的做法很反感，尤其憎恶起源于陕西的青苗法。熙宁初，他在陕西任知商州、提点陕西刑狱，一直抵制青苗法。熙宁三年，王安石推荐他入朝准备重用，他却在面见神宗时抨击青苗法为唐末乱世搜刮民财的苛政。后来，他没能在京城任职，被外放为陕西转运副使、知同州，依然抵制新法。不久，变法派为扩充财源，令赵瞻主持发行交子，他指出发行纸币需要“本钱足恃”，反对“多出空劵”，再次拒绝执行。
不久，他便请求还乡，去担任提举凤翔太平宫的闲职了。
陕西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吕大防，他是著名的关中蓝田吕氏一族最有名的人物。最初，他和赵瞻一样呼吁改革，后来又反对新政。熙宁六年，他被贬官回陕，知华州，恰逢华山发生山崩，吕大防以此上疏，劝宋神宗“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要畏惧上天警示，反思新法的弊端。元丰初年，他改知永兴军，天上出现彗星，他又上疏抨击新法，要求朝廷“广受言之路”。不久，五路伐夏，朝廷向关中“调度百出”，他没有像当年司马光那样硬顶，而是百般周旋，“务在宽民”。战争结束后，永兴军“民力比他路为饶，供应军需亦无乏绝”
。
当新法在实施过程中被专制权力扭曲为一种“官自为兼并”的苛政时，关中士大夫的抵制，无论是基于什么理论或观点，客观上都具有减轻苛政危害的作用，因而受到关中人民的赞扬。这种民间口碑，可以从一个石匠的故事中看出来。宋徽宗时期，变法派得势，司马光、吕大防、赵瞻都被定为“元祐奸党”，遭到官方全面彻底否定。当时，朝廷曾令全国各郡县刻立《元祐奸党碑》，让石工安民刻字，他拒绝说：“我是一个粗人，不知道为什么立碑。但是像司马光这样的正人君子，竟然说他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这样的碑文。”京兆府官大怒，要治他罪。他哭着请求：“让我承担这个工作，我也不敢不做，请求在石碑末尾，不要将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以免让后人看不起我。”其他人听到这句话，都深感惭愧。
但是，保守派当政后实行的措施也并不比变法派高明。宋神宗死后，一直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执政，他废除新法，驱逐新党，内外政策都倾向于保守。在对夏关系上，保守派认为宋夏关系“曲”在宋朝，司马光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元丰八年，前来索要土地的西夏使者还没有到，苏辙就两次上疏要求“因其请地而与之”。当年六月，西夏使者到了开封，要求宋朝以交还兰州、米脂等五寨为议和条件，司马光不仅一口应允，还主动提出把整个熙河一路送给西夏。他认为，如若不给，西夏“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有人提出异议，司马光愤怒地说：“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为国家之忧。”
北宋朝议再三，于元祐元年十月昭告西夏：“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寨，待归还我陷执民，当尽划以归还。”但这时，宋朝手中正好有兰州、米脂等五寨，可见宋朝已经完全满足了西夏的要求。当时赍诏使夏的大臣穆衍说：“兰弃则熙危，熙弃则关中震。唐自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恰巧西夏迟迟不遣返永乐城战俘，于是和议未能立即生效。直到元祐四年六月，西夏才遣返了“永乐所掠吏士四十九人”，高太后下诏归还米脂、葭芦、浮屠、安疆四个城寨给西夏。这不仅把元丰四年以来牺牲几十万人和无数财力收复的领土拱手送人，而且还比熙宁五年以绥州城外20里为界之约对宋朝更为不利。弃地诏书到陕西后，陕西军民怨声载道，尤其是重新被置于敌后的麟府军民更是“愤土地之委弃”，人人痛心疾首。
放弃四寨之地，令宋朝在陕西的防御大为恶化，而西夏并没有满足，“夏得砦（同寨），益骄”，再度进攻陕北。元祐六年（1091）九月，西夏进攻麟州、府州；元祐七年，夏军多次进攻绥德城；元祐八年（1093）四月，西夏再度向宋索要兰州，提出以塞门等二寨交换，当时塞门就在宋朝手里
，所谓交换纯属讹诈，宋朝拒绝了西夏的要求。
元祐八年十月，高太后死，宋哲宗亲政，重新恢复新法。宋哲宗“惩元祐罢兵弃地骄敌之过，择将练兵，大复熙、丰之政”
，陕西军民抗敌情绪又复高涨。西夏看到局势变化，先发制人，在三年内两次兴十万之师，都被宋军击败。宋军用巨大的牺牲，先后收复了“元祐弃地”葭芦、浮屠、米脂等寨。西夏损兵折将，丧失土地，又失“岁赐”，无法再打下去，再次请求议和。经过陕西军民的艰苦奋战，宋朝赢得了体面的和平。
然而，到宋哲宗“绍述”和宋徽宗“崇宁”时，新法在陕西加速变质，被专制权力腐蚀和扭曲得面目全非。比如，崇宁年间，怯懦的边将纷纷在毫无军事价值的地方滥筑无兵无民的“空城”以邀功请赏。崇宁初年鄜延路经略宣抚使陶节夫因筑寨，提升为陕西河东五路经略制置使，于是“诸道兴役进筑，屡被爵赏”，而“时诸将所筑城寨，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
一时徭役繁杂，累及关中各地百姓。更为不幸的是，宦官内臣童贯插手陕西边政。政和元年（1111），童贯以太尉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四年后领陕西六路边事。在他的把持下，陕西军治吏治进一步败坏，官吏盗窃边库，营私舞弊，军纪败坏，边备废弛。
当边疆治理败坏、朝廷内部陷于党争之时，帝国东北发生了重大变化，女真人兴盛，联合北宋灭了被称为“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辽国，并在灭辽之战中看透了宋朝的腐败与虚弱，大举侵宋。虽然陕西诸路军马前后四次赴京勤王，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