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东升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往往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税。狭义的铸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而印制或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近乎为零，而且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资金储存到美国，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这些资金事实上获得的利息为负，而与此同时，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两者相减，所余差额便是广义铸币税。
500年间，先后有多个信奉并充分适应市场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兴起，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它们分别各领风骚近百年。24不变之处在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利用，变化之处在于中央国家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从最初葡萄牙、荷兰这种百万人口级的袖珍强国，到18、19世纪千万人口级的英国，再到今天数亿人口的美国以及即将登场的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十亿人口级的大国。
西班牙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受损于它自己的财富。西班牙美洲帝国盛产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这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使西班牙本土手工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而持续的抑制，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此。
全球市场体系尽管在短期内有上文所说的“劫贫济富”的特点，从长期来看却又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家天下”帝国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公和残酷的一面，对民众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都非常严重，也的确周期性地陷入混乱和动荡，但是这种权力结构本身经历了2000多年的世事变迁和王朝更替而非常稳定。
矛盾 诳语 进入新世纪，十来个中东欧国家依靠同西欧的“一体化”而好不容易打开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个后门，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令多个中东欧国家功败垂成，恰如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一批东亚国家“一夜打回原形”一般。
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
为什么美国要搞保护主义 我们可以概括出美国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从而居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如下：第一，美国在人才、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维持优势；第二，对战略性地区（东亚和中东）和战略性资产（能源）的控制力；第三，最初对黄金储备的垄断占有，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第四，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性，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第五，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来吸纳全球资金。
要想从外围国家征收美元铸币税，就需要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出到外围国家手中。让外围国家手里长期持有美元，不外乎两种途径：36一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将美元输入外围国家，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的去工业化。
对外资本输出带来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的瓦解和本土产业优势的消失，这一点在当年英国霸权的衰落过程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长期逆差最终也一样导致美国本土的产业外移和去工业化。
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至于除了暴利行业40和不可外包的部门（non-tradable sector）之外，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竞争的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销声匿迹。
香港 一旦离开了这种超额收入，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崩溃。中央地位带来的泡沫性利益如同毒品，短期可以带来兴奋和力量，长期则消解其实力，并使之上瘾。
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福音。
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掘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即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
而围绕开采权的争夺往往导致贿赂盛行，腐败滋生，一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域外大国为了廉价地获得资源供给，往往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
了“资源诅咒”的厄运：宏观经济风险加大，政治混乱，冲突四起。
许多国家都试图直接发展自己的民族高端工业，如钢铁、化工、造船、汽车、飞机、军事工业。这种政策路径便是进口替代式的发展，也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推崇和鼓励。
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必然要赔钱。
一国经济“套牢”在赔钱的产业之中会产生双重伤害：一是经济体不断地失血；二是丧失在正确的领域挣钱的机会，蹉跎岁月。
这种挤出机制是经济学者用来解释所谓“资源诅咒”的几种主要逻辑之一。
过去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三外路线”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鼓励外贸、吸引外资、控制外汇。
也正是由于这个不等价交换逻辑，周边国家争着来北京朝贡，2而天朝皇帝则根据各地方政权的亲疏和德行表现来决定各方朝贡的规模、频率以及路线。
朝贡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实施，
而如果看到津巴布韦3这样的国家发展案例，则更能深刻体会到：及时而坚决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前景是多么重要。
没有可比性 何以见得 大部分投资在美国国债或者准国债中，名义收益率为3%，而考虑到2001年以来美元的持续下跌，用一揽子非美元货币来标示的外汇投资收益大概接近于0。5
现代工业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钢铁年产量达到过1亿吨，而今天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已经很轻松地超过了7亿吨，假如不是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压缩产能，这个数字将进一步放大。在如此巨大的工业产能和出口能力面前，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已经觉得撑不住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放贷，美国借债”的循环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将寻求对全球经济实施“再平衡”。
本币汇率先是大幅持续贬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元人民币兑1美元贬为1994年起的8.27元兑1美元，此后在这个价位上锚住美元长达11年之久，这种汇率安排对于中国的出口非常有帮助。
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央行扮演了市场最后买家的角色，将所有8.26元以下的美元（或者等价的其他外汇）买到自己手中，从而形成我们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
从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不再锚住美元，开启了漫长而渐进的升值过程。到2014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了35%左右。这样的升值，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内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程度，有利于国内民生的改善，也有利于产业的升级（详见第4章）。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的国家政治建设，尽管代价非常巨大，甚至有些方面走过了头，但是毕竟完成了一个对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国家权力彻底地渗入、动员和改造了中国社会，消灭了原本广泛存在的自治、自为、自我循环的那种自然状态，也消灭了个人的匿名状态，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由国家界定并控制的单位之中。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反思，这一方面与领导层代际更替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系列政策的负面代价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马屁 三外路线”之下，中国对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外交主要表现为韬光养晦；随着“三外路线”逐步被修正，中国外交开始恢复本来的风骨。
有待验证 民族主义严重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在逐步减轻，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却越来越明显。此消彼长，中国的外交风格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硬气。
根据某些学者的计量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2001年之前的中国外贸同汇率变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汇率贬值1%将带来1.465%的出口增长。
将表3-3数据做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当年出口退税额每增长1%，可以导致下一年度出口额增加0.92%，说明出口量的增长对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日元多年大幅升值的累积性后果，一部分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装配业在日本国内已经生存不下去，必须向外部转移。承接这部分产业转移的，是东亚“四小龙”，也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圈中的四个小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美国—日本—“四小龙”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
中国也挤入了原本由美日和“四小龙”构成的制造业产业链，商品由日本的工程师设计并制造样品，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制造核心部件，然后在中国大陆生产组装，最后销往美国。
从地缘角度来看，日本构思的雁行模式将自己设定为亚洲的头雁，从事工业品的设计和研发工作；“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紧跟它自己的方向，从事配件制造工作；“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而中国在日本人的构想中是专为整个产业链提供基础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销售市场的。
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正是由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与中国制造业PK时落败，才有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面：它们的实体经济和出口状况恶化，但是虚拟经济过度繁荣，两者之间的背离导致了货币和金融泡沫的产生，从而给外部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
17用国内消费取代外需和投资来拉动经济成长的中国经济转型，既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必要举措，也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为什么要吸引外资？对此问题理论界有多种回答，最主要的有资本缺口论、技术缺口论和制度缺口论。
有代表性的是2002年黄亚生教授提出的解释，他认为中国对民营资本的歧视，对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将中国大量的经济资源配置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再加上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和投资选择。
中国吸引巨额外资并非政策成就，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缺陷的症状表现。
近年来，东部、中部、西部的外资分布大约都是20∶2∶1的比例。尽管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外资前往中西部投资，这一比例却没有明显变动。东部前5名的省份是西部后5名省份实际利用外资的250多倍7。
假如我们把眼界稍微放宽一些，那么不难发现外资的技术溢出路径是非常多样化的。学界如今公认的溢出路径有四种：一是竞争效应，二是示范模仿效应，三是联系效应，四是培训效应或者说人才流动路径。14这四种效应的合力形成了某些统计研究中比较积极的研究结论：所有中国向外资开放的行业，中国的本土企业也开始强盛起来。
这两种表面上截然相反的态度具有类似的本质，那就是它们都带有非理性的思维特征，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而且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都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特质与潜能缺乏最起码的信心。
并且通过诉诸“极端场景”的设问，将问题引向片面。
真正的产业安全问题，其实不是市场上行为者的国籍，而是市场的结构，也就是说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以及借助何种手段来垄断，造成了利益分配结果有利于谁、不利于谁。
相反，当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企业利用自己的某种资源控制了市场上的供给或需求时，即便它们是国有企业，比如电信服务业和早期的汽车制造业，它也会提供质次价高的商品与服务，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换言之，竞争带来产业安全和进步，而垄断则带来福利损失和技术停滞，从而损害国家经济
回顾过去30年间逐步开放的各种产业，往往是国有企业输给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输给民营企业。
对于“国际游资”所带来的风险，一定要记住风险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利润和价值；
假如我们的政策不合理，让富人觉得不安全，那么就会驱使他们加速流向海外，成为别国公民。
指望通过合资便能带来先进技术，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从一开始就缺乏对市场竞争和知识产权的基本常识。
在首次招标中，铁道部即引入“战略买家”策略，将过于自信且报价过高的西门子公司“除名”，造成该公司随即股价暴跌，总裁和竞标团队全体引咎辞职。其后西门子公司在大幅降价后重新参与300公里动车组的竞标，仅该项目就节省了大约9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资金。
只有强有力的政治才能创造强有力的货币。
经济 综合国力 两个官方汇率的并存形成了制度性的混乱，因而从1985年起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统一官方汇率，定为1美元兑2.8元人民币。
一是汇率调控的方式，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美国金融学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从1700～2000年的世界经济金融史中梳理了货币与权力的关系，发现政治斗争决定了金融和经济，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导致了金融和政治制度变革。金融制度安排首先是为战争服务的，早期中央银行的诞生就是明证；即使是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金融也是受制于政治需要的。
偏颇之言 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这三个政策目标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
在1981～1993年中国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双轨汇率制度。
由于汇率低估且固定，所以中国国内积累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业，它们构成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这种工业给中国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低到了几乎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价，所以严重限制了国内消费能力的同步提升。而国内内需的严重不足，又限制了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空间，不得不将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寄托在外资和出口上。所以外向型经济部门的诉求（保汇率而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长期占上风。
低估的固定汇率不利于产业升级，也不利于发展出一个可持续的、对外较少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压低了中国劳动力（以美元计价）的报酬，抬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导致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对非贸易部门的利益也存在潜在的剥夺。
2005年7月之后，人民币汇率开始稳步升值，到了2008年中期人民币兑美元已经从8.26升值为6.85左右，3年不到升值了20%。这样一种缓慢、稳定而长期的升值方式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形成了一种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使外部游资可以投机性进入。
存在经济泡沫化风险，尤其是当政府为了维持本国出口工业的竞争力，不断买入外币以维持本币较低估值时，货币政策失效，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股价和房价等资产泡沫飞涨。一种货币从低估的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变的过程中，出现无风险套利的机会，必然引来巨量游资。这个过程中资产泡沫将吹得非常大，而之后往往是漫长的低迷时期。
日元国际化的失败首先是由于日本政府顽固地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为了维持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而持续干预货币市场。日本人不愿意接受贸易逆差，这导致日本付出巨大的宏观经济代价来满足自己对顺差的偏好。日元国际化意味着日本政府需要想办法让国外的企业、个人和政府手中持有日元，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吃亏”，不愿意用大规模购买他国商品和服务的方式来输出日元。同时，他们的对外投资额一时也比较有限，所以日本政府通过对外签订（低息）日元贷款协议来推动日元国际化。中国获得的大量低息日元贷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在于，当日元贷出去之后，表面上看日元国际化程度似乎有明显的增长，但是日元的持续升值让贷款国损失很大，因为他们还款时需要筹集远比当初多得多的美元来还本付息。协商不成、沟通未果的结果反复发生后，亚洲各国政府倾向于将日元债务尽快还清并从此不再碰它，这导致了日元国际化的成果普遍短命，在绕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回到了原点。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不少低息甚至无息的日元贷款，似乎是在为早年的历史问题赎罪，但是实际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亚洲各国的便宜。他们自己很清楚日元不久将在外部压力下大幅升值，于是赶在升值前向亚洲各国尽可能多地发放日元贷款，大幅增加手中的对外日元债权，将来在日元升值后回收，以此将升值过程演变为一个既牟利益又捞名声（援助周边穷国）的过程。
日元的缺乏稳定性和强势特征也是它的问题所在。整体上看，日本政府和日元缺乏敢于担当的决心和意志。美国人一施压便大幅升值，市场一波动便掉头贬值，缺乏作为大国的自信心、自主性和稳定性。
当下非经济因素颠倒了由内到外的改革顺序：先着手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利率、汇率市场化，银行内部治理改革，却停步不前，这是非常危险的。
央行官员郭建伟进一步补充，与其讨论改革和开放的先后关系，不如研究资本项目具体子项的轻重缓急次序问题，对于短期投机性资本，应慎重、有条件地放开，将风险降至最低。
“强制结售汇制度”“银行外汇周转头寸限制”以及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政策”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仿佛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外汇先是从企业挤到商业银行，再从商业银行挤到银行间外汇市场，再从外汇市场挤到外管局的账户上。今天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由此而来。一个很少被人提起的事实是，这么巨大的外汇储备，其实基本上是替外资保管的金银细软。当然，将来怎么还，还多少，中国人说了算。
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外汇体制改革，掀开了第二个时期的序幕，外汇与汇率制度转向市场主导，并用强制结售汇制度取代外汇留存和上缴制度，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所谓强制结汇是指不允许企业保留外汇，他们必须将经营中产生的外汇收入按照当日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获得人民币；当企业需要外汇时，必须凭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到指定银行购买。而银行在收购外汇之后，只能持有周转限额以内的外汇，其余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出售，这便是所谓的银行外汇头寸限制。
众所周知，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当然，这里的外汇储备特指官方外汇储备，而不包括民间和其他政府机构。假如算上民间与其他政府机构的话，那么日本所持有的外汇总量超过5万亿美元，远多于中国的3万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严格限制进口，并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来拉动出口，再加上1992年之后大量外资涌入中国，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收集其外汇，到1997年年底储备急剧增长到1400亿美元。
自1994年实施至今的“强制结汇”制度，从本质上讲是苏联式的“余粮收集制”在外汇管理上的翻版，它要求民间绝大部分外汇和政府其他外汇资产先集中出售给指定银行。而银行又面临外汇周转头寸限制，每家银行只能在手中保持很有限的外汇头寸，一旦收购到的外汇多于规定的限额，它们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出售。假如大家都在抛售外币，那么人民币汇率就应该上涨，但是，为了避免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必须将市场上多余的外汇全部买到自己手中，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这样的制度组合，在一个人民币相对低估（因而存在升值预期）和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吸引外资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我们惊人的外汇储备。
这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仿佛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挤香肠，把肉糜（外汇）先是从企业挤到商业银行，再从商业银行挤到银行间外汇市场，再从外汇市场挤到外管局的账户上。
难道三四十年来13亿中国人流血流汗起早贪黑全都白干了？我们的钱哪里去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我们本来就没有攒下多少钱，因为出口大部分是替人家打工，大进大出，中国人自己只拿一个零头。有很多时候，如果考虑到廉价补贴给外资的土地、基建和环境成本，中国人拿到的是负数，钢铁出口工业便是一例。其次，本土出口企业所“赚”到的那部分外汇，用来在海外收购资源、股权和消费品了，这部分加起来也不是小数。最后，中国作为一个急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从体系中央国家采购技术和设备等资本品的耗费是非常可观的。
中国外储的超额积累是一种饥渴症、财富幻觉和政策惯性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普遍的财富幻觉，将别人对我们的债务（支付承诺）当作财富本身。
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效率较低因而无法将国内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经过这个迂回的过程，事实上引入的是国外效率较高的金融体系，为中国提供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中介”功能。7因此，只要我国国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较大的效率差距，我国就只能通过这种“体外”资本循环方式支持国内经济增长。
2007年中国成立了首家主权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从外汇储备中“买”出2000亿美元资本金用以投资国际资本市场。外管局（SAFE）自己也拿出少量资产试水股权市场，于是被部分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另一个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生不逢时，恰巧碰上了次贷危机和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出师不利，客观上打击了国内对外汇储备投资转型的积极性和信心（
中国将向日本学习，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通过这些措施标本兼治，相信未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可以回落到相对合理的水平。
这样两个大国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之所以越来越趋于成熟和稳定，主要是因为存在两大“恐怖平衡”，或者说两种“相互确保摧毁”在同时发生作用：一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为基础的核恐怖平衡，二是以上述经济连体关系形成的“金融恐怖平衡”。
一旦东亚发生一定程度的动荡和冲突，那么资本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外逃过程，也就是我们此前常见的那种资本出于安全考虑从体系外围急速回流到体系中央的场景，这在客观上将非常有利于体系中央国家缓解其货币信用链条上的燃眉之急。由于美国目前仍然主导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格局，那么潜在地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挑起某个地区性的冲突并放手升级之，结果将是东亚资本的急速外逃，美国的融资问题一夜间获得解决，尽管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对于中国和东亚国家而言，我们有必要提前考虑到这种潜在套利机会给这个地区带来的重大战略风险。
政出多门的管理体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管理局面和混乱拖沓的管理效果。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只有不断地扩大本机构的权力，才能增加自己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从而巩固和提升本部门本系统在体制内的地位。
为了绕开贸易壁垒，一部分从事成衣、制鞋等行业的中国企业将产品的最后几个生产环节搬到中国周边小国进行，这样根据原产地规则这些产品便不再是中国制造，不易遭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
11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在税收减免、批地、基础设施成本、外汇使用等各个方面都优先于国内民营企业，所以国内资本为了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不惜绕道境外，将自己打扮成外资再回归中国市场。有人估计中国“入世”后所引外资中有两到三成是这种“往返程”投资。近两年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逐步取消，这类现象开始逐步减少。
2009年中国所实际使用的900亿美元外资中，中国香港一地便占了540亿美元。
系列短片每次20分钟，每周一次，每年播出40周，内容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各个方面，比如俄罗斯“大列巴”（一种面包）的制作、萨哈林岛风情、俄罗斯传统婚礼、伏特加的酿制等。所有这些短片的共同点是非政治性，都是比较轻松有趣的话题。
相比 厉害了我的国 意识形态 官话 最近一次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各行各业全面性的产能过剩，过剩行业不仅包括钢铁、水泥、石化等传统行业，也包括光伏、风电、LED照明等新兴行业，
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廉价资金，这些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是通过增加财务杠杆而非自有资本进行，导致了非常低的投资效率，甚至导致了大量腐败行为。如2008年9月中钢集团敌意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98.52%的股权，到后来发现中西部公司的矿山根本无法开采和利用，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更有甚者，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甚至成为腐败分子洗钱的途径：通过伪造对外投资、虚假的进出口交易等，向境外转移资产，从而绕过外汇管制，致使国家财富大量流失。
民营资本将其收购下来之后，可以选择接受经营，使其技术和品牌同中国国内市场相结合，从而获得可观的业绩增长和资本收益，最典型的是复星集团的海外收购。另一些私募基金则往往选择反手倒卖给国有企业，从而帮助国有企业顺利地“走出去”，而他们自己也实现了颇为可观的短期收益。这种模式可以称为“资本身份套利”。
或者说把中国人排除在外的再全球化；这是在试图终结中美之间维持了30年的“事实婚姻”，用中国人的说法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不利于“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对于美国而言，也是自挖墙脚之举。
文革语言666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简称中投）于2007年9月29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自己的主权财富基金。该公司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成立初期的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
对黑石投资并没有带来多少直接损失，但是其间接损失却是非常巨大的。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大量资产价格暴跌，市场上流动性稀缺。此时如果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出手买入各类股权，必定名利双收，其背后的逻辑是“用流动性换利润”，股神巴菲特的投资逻辑名为“价值投资”，但是他真正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在市场普遍缺钱的时候“卖出流动性”（sell liquidity）。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投公司在这该出手时没有出手，错失良机的原因恰恰在于此前冲动型的投资套牢在黑石等股票上，招致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再去冒必要的风险。
由于赏罚不分明，在这样的经营生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才的逆向淘汰现象：能干的人认为自己的所得与自己的贡献不相称，所以会选择离开。愿意长时间待下来的人，多数属于业务能力偏弱的。
相比而言，中东地区的主权财富基金普遍雇用来自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专业高手打理。他们可以从盈利中提取不菲的盈利报酬，所以有着充分的激励机制。那么如何防范可能的圈套和背叛者呢？须知金融市场不同于实体经济，经营者通过老鼠仓把委托方的利润化公为私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酋长们的方法简单粗暴却有效：外聘的基金经理们必须把家眷带到中东地区生活。
一言以蔽之，目前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平衡是脆弱的，要想从长远角度有效维护中国主权基金发展的利益和空间，必须占据“人和”的战略高地，也就是说争夺在相关问题上的国际治理机构和舆论塑造过程中的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很想得到西方的直接投资以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但是又很不愿意承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高度的保护，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减损和未来政策选择空间的限制。
通过“用贸易捆绑股权”“用市场准入权/优先权换股权”“用政府采购换股权”以及“用（中方）股权换（外方）股权”的策略，可以为各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提供足够的激励，让它们乐于向中方主权资本敞开大门，但上述“换”法往往与英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所倡导的非歧视性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普遍制原则等国际经济法原则相矛盾。
这样一种矛盾源于双方各自的国内体制差异：在英美体制下，是社会尤其是其中的财富精英拥有国家机器；而在中国的国内体制中，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拥有整个社会，国家机器创造了财富精英。在英美主导世界秩序的时期，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国民待遇原则等以市场压倒国家的法理逻辑成为国际化、全球化的主流趋势；但是当中国崛起参与主导世界事务的时候，从中国的利益和体制特点出发，会要求将“国家高于社会”“国家高于市场”的基本理念带入国际法中间去。具体到这里所说的主权资本输出问题，如果完全接受和遵守英美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非歧视原则，恐怕就很难用我们对国内市场控制力迫使跨国公司引入中国资本，从而也就很难让中国政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实际控股人。
呵呵 这些对美国而言的“麻烦制造者”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它们的财政力量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源自能源市场。能源价格越高，它们就越有力量为美国及其盟友制造更多麻烦。
通过托住油价来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倒台，确保这些政府的民粹主义、反美主义政策不改变，符合中国的全局性、阶段性战略需要。
在我们撬动的所有这些石油财富“改流”中，大约22%即1200亿美元流向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三国。也就是说，我们的370亿美元付出将导致上述三国从世界石油市场（尤其是美、日、欧）多获得约1200亿美元，进而迫使美国及其盟友拿出更多的战略和外交资源来对付这些麻烦制造者。
能源资源价格越高，它们手中的现金流越充裕，用以采购中国商品的支付能力便越强。石油价格每桶抬高20美元，意味着非洲大陆每年多收入500亿美元，中东多收入1400亿美元。由于这些地区与中国贸易存在越来越明显的垂直分工关系，中国工业品和工程承包行业在这些地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370亿美元的投入大部分可以从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出口增量中补回来。
这样的增产模式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靠补贴和换品种来实现的增产是代价不菲而且可持续性比较低的，由此而构造的中国粮食安全是比较脆弱的。
在2008～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6.85一线的时候，中国政府的粮食四类补贴6支出总额达到了950多亿元的规模，那么未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4∶1甚至3∶1的时候，中国在粮食上的财政负担将是多少？搞农业经济的专业学者们有必要做扎实的计量研究以未雨绸缪，但是这显然将是一个巨大的财政包袱。
最后，中国水资源的匮乏也将限制我们粮食生产的增长。粮食生产对灌溉水资源的要求非常高，生产一吨谷物需要用水千吨，全球淡水消耗中，城市用水占10%，工业用水占20%，其余70%花在粮食生产上了。所以随着中国水资源平衡的进一步恶化，粮食生产的水资源瓶颈将越来越凸显出来。
它们对中国援助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对某些“腐败国家”或者“专制政权”的援助，跟美欧等国唱对台戏；二是在对外援助中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5不利于改善全球治理水平；三是利用政府间的援助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争夺海外资源的辅助手段，对西方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6四是中国企业在执行援外合同中完全使用中国工人，很少雇用当地人，不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7
民粹主义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把国家间的援助行为同意识形态化的认同和情感捆绑起来，是无益于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良性互动的。
干涉性道德原则同审慎道德原则之间的区别，那就是：前者试图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人，后者则用人的标准来要求人。
中国将不再单单扮演小学生的角色，不再沉默寡言、委曲求全地接受体系现行规则的约束和“社会化”，而是会越来越自信而有力地发声，要求按照自己的观念和利益，调整和修正一部分现有的游戏规则，重新塑造国际体系。
回想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内地的民众也被有些人认为是“天性懒惰”的，而短短20年之后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在全世界闻名。
集权的目的是扭转“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集体决策弊端。
最近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应当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主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念在全世界的扩散。
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可以让美国长期不劳而获，其代价是美元的有效汇率大大高于其维持自身工业竞争力所需的汇率均衡水平。这种收益长期挤压着美国本土生产和出口能力，其机制与所谓的荷兰病39相似。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至于除了暴利行业40和不可外包的部门（non-tradable sector）之外，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竞争的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