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侠与流氓的共同点是都蔑视社会规范，纵横于王法之外。不同点则是一个有精神追求，一个没道德底线。
徐子方在《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中说：“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不仅在元代，即使这以后的明清两朝，尽管还有不少作家作品产生，但诗歌、散文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远地丧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戏曲一下子由过去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世俗地位而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来到汉地之后，蒙古人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只能是汉人的俗文化。最能吸引蒙古人的是戏台，即使是在汉语不纯熟的时候，蒙古人也能大致看懂戏的内容，更何况以后文人们刻意逢迎蒙古人的喜好，编写了许多适合他们口味的作品。因此，戏曲业在元代获得空前的繁荣，就在情理之中了。
宋代底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交融是健康可喜的，它并不是一种文化革命式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而是相互吸取，相互激发。
俗文化包含着人性解放等许多平民社会的健康要求，有它清新、自然的一面，但是也传承了底层文化的大量负面因素。我们仅以产生于元代的《水浒传》为例。底层文化对暴力有一种病态崇拜，《水浒传》那些好汉中有许多人热衷于过度使用暴力。在梁山泊好汉中，被誉为“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强的一个”的李逵，在劫法场的过程中，“火杂杂地抡起大斧”，只顾砍看热闹的百姓。从城内直杀到江边，血溅满身，兀自不休。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结果“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在这部书里却被当成英雄行为刻意渲染。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
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
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
。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
比如在当年“批孔”大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是多么害人，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教条。 其实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
礼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贵族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严和风度。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贵族风度。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另一次战争邲之战中的一个画面。那场战争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军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就是说，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在整部《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历史学家雷海宗认为，一般来说，春秋时的人们大多毫无畏死的心理，他们认为死在战场上是最好的死法。
所谓培养贵族需要三代，一般来说，第一代贵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发味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洗掉的。
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豫让的这一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豫让认为，自己不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而如果你承认我的人格与你平等，对我以礼相待，那么我愿意为你这份尊重献出生命。归根结底，豫让所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在这个时代，平民阶层首次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等级和身份意识牵着鼻子走。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侠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贵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对手赵襄子除掉智伯，为了泄愤，又把他的头颅做成溲器。豫让十分生气，他为了给故主报仇，混进赵府做仆人，想趁机杀掉赵襄子，结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赵襄子得知了豫让为主复仇的动机，感于他的忠义之心，居然把他给放了
侠义精神是贵族精神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义与名的珍视，对忠和信的珍视。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叫赵宣子，他是晋国的大臣。
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春秋时代的主要创造力出现在底层贵族，也就是士人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但社会仍然发展迅速，大型都市接连出现，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在大竞争、大动荡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书写了政治大变革、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的辉煌景象。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
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却是自由、开放、多元的。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现在他没别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自由，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利
项羽死得很光荣，然而这个光荣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斗争的结果，是贵族精神失败了。贵族太好面子，太讲规则，而流氓则更厚黑。
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政治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千余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因此，汉代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重名誉
的领袖李膺“禁锢终身”。但这并没有吓倒读书人，李膺
徐复观说：“东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史中能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贫富贵贱安危于不顾，绳绳相继，在政治极端黑暗中，做出各种不屈抗争的节义、名节之士。”
不过，汉代知识分子反复抗争最后归于失败的遭遇也告诉了后代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权力斗争，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权力而不是理想。这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十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在两次党锢之祸后，其他朝代极少再出现汉代那样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行动。
汉朝军队的强大战斗力，是建立在汉代人的尚武精神之上的。汉代贵族社会经常举行比武。贵族们正式的体育活动是扛鼎比赛，相当于今天的举重比赛。汉武帝在宫中专门设立了鼎官，以判定殿前举鼎比赛的成绩。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刘胥，都以力能扛鼎留载史册。
到三国时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后，士族子弟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世仕州郡”，几乎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制度。直到唐朝中期，士族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经历动荡而留存下来的家族，基本都是凭名望服众的士族。许多教育传统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传，根深叶茂。比如颍川钟氏从汉代的钟繇到唐朝中叶五百年间，世系不断，几乎每代都有官宦。
而文化世家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比如东汉的那些著名宰相与东晋的王谢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当中，绝大多数仍然是出身士族。
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
正如柳诒徵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权力，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罢黜天子，以至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政治权威的崩溃，意味着儒学也不再是唯一价值体系，士人们的头脑挣脱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樊篱，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这是继春秋之后第二个价值失范、礼坏乐崩的时代。
哲学是非功利的产物。在西方，哲学是贵族们的专利，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生活的压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晋时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于类似的环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着一种时髦的活动，叫作“清谈”。
魏晋时代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觉醒，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集中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对死亡的思索和哀伤
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人活着应该不受“名教”的约束，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他们主“我”重“情”，特别强调一个“真”字。因此，才出现了种种后人不解的行为。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山水田园诗，诞生了陶潜、谢灵运、谢朓等大诗人。在音乐领域，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直指内心的千古绝唱。
自由洒脱的玄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复制的传奇。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衰落的时代，却是中国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井喷时期”。在这漫长而动荡的近四百年中，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现出缤纷绚丽、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它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在士族社会中，最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不属于汉代，不属于盛唐，而独独属于魏晋南北朝这个纷纭复杂、号角声不断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春秋战国，催生了先秦诸子，催生了百家争鸣；第二个大动荡时代魏晋南北朝，则催生了中华文明和艺术质的突变，为以后隋唐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寅恪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
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唐高宗李治的生母也都是鲜卑人。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汉族，几代连续杂交混血，也使得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而唐高宗李治，最多只有八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从隋炀帝烝父妃、唐太宗纳弟媳、唐高宗以父亲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以儿媳杨玉环为贵妃等种种事看，他们的风俗习惯的确带有浓重的“胡风”“胡气”。
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
篡弑和兵变是五代十国的主旋律，每个政治人物的辉煌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欧阳修有过一个统计：“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也就是说，五十三年间，换了五个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杀的皇帝有八个，其中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甚至三四岁就死于非命。
枪杆子决定一切的世界，实在太让人绝望了。费尽心机得来的荣华，转眼又成泡影。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同归悲惨结局。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头子来进行竞争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赵匡胤把禁卫军的最高统帅权一分为三，变成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称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帅”三足鼎立，谁也无法独立掌握禁军。
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就是说，这“三帅”平时可以训练和指挥禁军，但是没有权力调动禁军。调动权归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没有枢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别想调动一兵一卒，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
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武将晋升中比文官凭空多设了许多等级：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以至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宣和六年，朝廷又一次强调，带刃的家伙，一概不许使用。朝廷建议说，在祭祀活动中需要仪仗的时候，可以用木头做成兵器形状，贴上锡纸冒充一下。被史书中的刀光剑影吓破了胆的宋代皇帝对武器的提防，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设“三司”来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在地方上，他同样也大行其“分权”和“制衡”之术，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许三年。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他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来监督知州。他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爱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能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
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时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诂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堕，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
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朱建军语）。
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崔颢语），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在死亡面前，宋代士人不自觉地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开始到超越生死的佛教禅宗之中去寻找精神力量。
而从宋代开始，不会骑马的士人们不能比赛疆场杀贼，只能比赛谁更能“杀心中贼”，也就是谁更能“克人欲，存天理”：他们必须磨砺自己的意志力，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逆境面前都能生存下去。
心理学家朱建军说，理学的兴起，其实是基于一种心理误区：“宋代中国人没有了自信，因此他们靠守节来获取安全感。
宋代男人在女人面前严重缺乏安全感，文弱的宋代男人怕女人比他们健康，怕她们红杏出墙，怕她们去寻找比自己性能力更强的男人。因此从宋代开始，男人开始了处女嗜好，三寸金莲普及，男人致力于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样用礼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来，要她们三从四德、站不倚门，要她们性格怯弱，弱不禁风。因此唐代女装以宽大为尚，而宋代则以窄小为美。窄瘦贴身、交领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装。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宋代男人宣称，女性的贞节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如果女人们不守贞节，那么国家的道德就会崩溃，会招致亡国灭种的危机
这就是理学家宣称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通过贬低和侮辱失节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愉快。”（朱建军语）梅兰竹菊这四个节操的象征物，也越来越多地被男人用作女性的名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
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标志着门阀士族制度的瓦解。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
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说，宋代政府是一个权力开放型的政府，每个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过笔头子为自己博取一个官位。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孙国栋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
平民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独尊。到了宋代，政治权力全归天子所有，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因为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赵匡胤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以进一步强化皇权。北宋皇权之重导致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后掌权的情况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还实行夜禁，也就是宵禁制度。
而且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才开市。每天中午时分，两市各击鼓三百下，各家店铺开始营业。而太阳落山前七刻，两市敲锣三百下，店铺必须关门，顾客必须回家。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为什么太阳已经很高，还在市场外面待着不进市场呢？因为还没到中午，没有开门。
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由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北宋末期的东京，夜市繁盛。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正如这些现象所显示的，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会转变。
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虽然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脑筋动到极致，但是赵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事实上，“开明专制者”这个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审时度势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历代皇帝当中除唐太宗外无人能及。
在与宰相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赵匡胤曾这样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宋人在怀念赵匡胤时，最常提到的是他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
在经历了百年武人的摧残和压制后，到了宋代，士人们终于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显。北宋士大夫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宋真宗时，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
宋代人还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宋代是印刷术迅速发展的时期
出于对人命、人权的尊重，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略（强卖）人之法，最为严重。”《宋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
征服了汉地之后，蒙古贵族们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打算把汉人统统杀光，把广大中国变为一片牧场，事实上，他们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幸亏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百般解说，说留着汉人以用来剥削他们比杀掉他们有利百倍，才使汉人免遭灭族。
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汉族精致高雅的上层文化对蒙古人没有吸引力。来到汉地之后，蒙古人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只能是汉人的俗文化。最能吸引蒙古人的是戏台，即使是在汉语不纯熟的时候，蒙古人也能大致看懂戏的内容，更何况以后文人们刻意逢迎蒙古人的喜好，编写了许多适合他们口味的作品。因此，戏曲业在元代获得空前的繁荣，就在情理之中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宣传他要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然而这两个紧邻朝代事后却被证明处于中国汉人王朝发展史上的两个极端：一个登上了文明的顶峰，一个则沉沦到野蛮的谷底。
宋代中国基本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改为雇佣制。然而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野蛮的奴隶制再度盛行。
明代的罪犯可以被官府发卖为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四妾孙雪娥和仆人私奔被捉，就被“当官发卖”为奴。后来被周家花了八两银子买到家里，成为“烧火做饭”的使女
按蒙古军制，战争俘掠的人口，多为军人私有财产。因此有大量平民在元代征服战争中被掳为奴隶。翻开元史，这类记载在史籍中到处可以见到。比如镇海攻西北诸国，俘生口万计。
比如《金瓶梅》中描写男仆周义“盗了些金银细软”逃走，被主人的兄弟周宣抓住，“拿到前厅，不备分说，打了四十大棍，即时打死”，也没被追究。
因此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大面积复活而且极为兴盛的时代。元代奴婢数量极大，“元代奴婢之数已不可确考，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百万户”。“隐占佃客未纳入户部版籍者，其数约当于奴婢，亦在百万户左右。”
宋代是君主集权制发展的高峰。但是与此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姚大力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会基本上还处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谓的“奴隶制时代”。草原贵族，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在黄金家族面前，地位都是奴隶而已。
。而蒙古贵族们对待大汗，也完全如同奴隶伺候主人一样，认为自己与草原上的“孛斡勒”（蒙语含义是“会说话的工具”
所以到了元朝，那些朝廷上的高官显贵，都以自己出身于皇帝的“老奴婢根脚”自豪，说自己因此才“不比别个的有”。元仁宗在加封答剌罕的圣旨中也特意说：“他是老奴婢根脚有，台里在意行来。”这一点和后来清代满洲官员把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视为特权是一个心理动因。
元朝建立之后，这种草原上的森严的主奴关系自然就转化为朝廷上的君臣关系。
元朝皇帝有时会将贵族径自称为奴婢，而大臣们在主人面前也公然自称奴婢。
因此元代成为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的朝代
这一趋势被明代继承下来，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不但没有恢复唐宋制度中那些对君权的约束因素，甚至还进一步直接废掉宰相和相权，仅保留“内朝”御用秘书班子，这与元朝“家臣治国”的习俗出自一体。明代皇帝多恣意妄为，非常任性，处处流露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也与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一脉相承。
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的身上取走金子”。
）吴晗则说，在蒙古人统治下，“朝官一有过错，一顿棍子板子鞭子，挨不了被打死，侥幸活着照样做官”。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任兵部郎中时，就因为上班迟到，被断事官拉去受笞。
这种制度到了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明代“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廷杖作为明代的“国粹”和法外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刑法志》），从明初一直打到明末亡国，形成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从汉到宋，中国政治制度的另一大进步是解决了藩王之患。从刘邦、汉武开始，历代皇帝为了解决分封制对政治稳定的威胁，想尽了办法。付出了“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等巨大代价之后，终于在制度上取得了有效成就。唐朝“自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閤，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
但是到了明朝，这一政治演进成果得而复失。朱元璋对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决策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有明一代出现多次藩王造反，造成巨大政治动荡。
朱元璋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
明代宦官内部“各家私臣”和层层奴化的秩序，也明显受到元宫廷怯薛组织内的“门户奴隶”主尊奴卑及“重台”、“人奴之奴”等习俗的影响。
比如元代实行怯薛宿卫并组成“内朝”，协助皇帝实施最高决策并处理机务。明代也存在宦官组成的“内朝”，对朝政影响极大。
而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经出现很大松动，宋代均田制被废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成为私有财产。
全民服役，无疑意味着百姓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再度恶化。因此何兹全说：“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元代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变局。……蒙古人……把人身隶属关系和奴役制普遍地披在汉人社会上面。他们把全社会的人民都看作皇帝、贵族吃粮当差的被役使的人户。”萧启庆说，元代的户籍制度“妨碍各阶层的自然流动与发展”，是“一股逆流”
虽然朱元璋赶走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他却全面继承了蒙古的户口世袭制。他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否则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六指还是残疾。
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古罗马抄袭古希腊,很好 提到明代的国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个字就是“流氓气”。 明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呈现出“流氓”面貌。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爱读书，不认识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百余名流氓做义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 他的继承者明世宗则是性变态，公开命大臣们进献春药，有时一天临幸多达数十人。他派人到民间强抢了一千零八十个八岁至十四岁的幼女，来炼制“元性纯红丹”。为了采得足够的炼丹原料，他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许多人因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而死……
再来看僧道集团。明代的和尚道士们结交衙门、吃酒赌钱、靠诈骗为生，形成了一股风气
明代社会流氓化的根子，当然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
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它的身段异常柔软油滑。因为敢于泼胆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慑力非常强大。因为肮脏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动退避，将生存空间让给它。它又因为狡诈机变，时刻可以披上“义气、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变色龙一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三年的流浪生活毁灭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线。
朱元璋继承了元朝的户口世袭制后，又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簿上
“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你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不过在唐宋两代，科举制毕竟还发挥了许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将科举变成了一种灾难。他规定应试者只能写八股文，“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朱元璋屡兴大狱，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几万户豪门大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其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
他杀人不眨眼，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为了满足这种病态心理，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类似秘密警察的特务组织——“锦衣卫”，用他们来监视全国臣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
中国历代王朝的运转，总要套上一件文质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们撕掉了这层外衣，赤裸裸表现出对他人的防范和贱视。
以流氓手段治国，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点是流氓与权力的高度结合。
明代特殊的制度设计和统治作风对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通过强硬而残暴的政策，朱元璋把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放大到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他的强横残暴，使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软化，他将社会个体的自主性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从明代开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样长得更加茂盛。
用学者王毅的话说，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的日益堕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场中成为主流文化，具有了“国家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买官、党同伐异、欺诈算计、营私舞弊，已经成了整部国家机器体内最为热衷的兴奋点，行贿受贿成了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他们都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清代皇帝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进了专制制度的严密、严酷。由于他们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由于他们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完美主义的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满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
在强化君权、防范权臣方面，清代有许多政治创新。第一条是密折制度。清代以前，大臣们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开的，皇帝的批复也是公布于天下。清代却规定，中高级官员可以给皇帝上密折，并且在密折中可以汇报其他官员的行为。这一制度，把天下主要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特务，各级官员被这道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了手脚，畏于别人的监督，只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个政治创造，就是军机处制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实行的是继承自明代的内阁制度。大学士的权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权，固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相对君权来讲，仍然是极大的牵制力量。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设立了军机处。
及至乾隆时期，军机处权力较以前大大扩展。军机大臣灵活任用，随进随退，实际上不过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给皇帝跑腿打杂，手中不握有任何制度性权力
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
清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
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乾隆皇帝又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最酷烈的乾隆朝，是一个异常恐怖的时期
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康乾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因此，才出现了本书开头，英国人来到中国所见到的那幅精神图景。
比如，在儒教的圣人谱系里，孔子是排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居第八位。孔子很明确地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复古而已。
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职业军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一亮相，摆出的第一个pose就是战争，为后世子孙建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传统。
纵观黄帝的一生，就是战斗和征服的一生。只要发现有不服从自己的部落，黄帝就要领兵征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一辈子都是处于领兵打仗之中。在两次大胜之后，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皞、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战争中产生的权力必然是专制的。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在战争之后，失败者向胜利者臣服，并被并入胜利者为主体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胜利者和失败者享有的权利自然是不同的，不可能建立起平等的“联盟”关系。
通过现存的历史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希腊部落联盟的运作模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属于民众大会。民众大会一般在需要解决重大问题如战争、媾和、迁徙或推举首领、裁决纠纷时才召开。部落首领或任何长老都可召集民众大会。嗓音洪亮的使者将人们召集到一起，并负责维持秩序。开会时将权杖交给发言者。在伊萨卡民众大会上，一个首先发言的贵族询问会议是什么内容时提到三点：是哪位有什么要求吗（即私人要求裁决的事务）？是敌军入侵吗？是有什么公共事务要解决吗？（《奥德修纪》）长老在会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批评执政者被视为他的“权利”。听众用叫喊、嘲笑、跺脚等方式“投票”。（《伊利昂记》）
部落联盟的产生，为希腊民族奠定了“投票产生权力”的良好传统，使希腊民族在婴幼儿时期就学会了与人平等相处、协商和妥协。他们认识到，通过民主的权力运作方式，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和更多的精神自由。
在后来的岁月中，雅典的“王”，也就是“巴西琉斯”，演变成了“执政官”，“长老议事会”演变成了“议院”，“民众大会”演变成了直接选举制。“原始民主”演变成了“奴隶主之间的民主”，后来又扩大成为“所有雅典公民的民主”。可以说，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民主制度，都没有脱离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希腊人建立的基本模式
专制总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父子关系的诞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我表叔有点懦弱。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对领导、对同事、对邻居甚至对商店售货员总是点头哈腰，满面笑容。可是一进家门，他的表情马上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一见到他的儿子、我的表弟，他脸上的温度立刻下降二十度。他和别人说话很“唐僧”，然而对我的表弟，却总是惜字如金。一不顺眼，甚至伸手就打，抬脚就踹。 唯一的原因就是，那是他的儿子。在传统中国，“家长”两个字不但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等级、权力和距离。所以在《红楼梦》中，贾政从来不会和贾宝玉好好说话。
在历史的放大镜下细细寻找，在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交接点上，我们终于发现了第一个发生基因突变的细胞。
这一发现使男人们骄傲万分，一知半解的人类很自然地以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理解男人和女人在生育中的作用。男人是决定性的，是种子。女人不过是水分和养料。所以，男人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知识总是导致罪恶，正如同伊甸园中的智慧果一样，基于这一理论，“父亲”诞生了。
在这种幼稚的伦理逻辑之上，人类进入了“父权制”社会。在两性之中，男人无疑更为狭隘、自私、残暴。
而进入父系社会后，女人和孩子都明确地归属于某一个男子，这导致家庭氛围出现了明显变化。男人是家庭绝对的主宰，女人和孩子都成了他的附属物。他的专横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他体力上占优，也就是说，他的专横气质由他的暴力资本做后盾。第二，他用自己强健的肩膀提供了家庭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来源：他养活了他们。第三，也就是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新生命。每一个男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造物主。因此，他与家庭的其他成员是不平等的
历史学家说：“父权相对母权有根本意义的不同。母权制下，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母系家长仅有分配食物权，而所有成员的食物都是相同的。而父系家长对妻子、子女及家族内的非自由人拥有生杀之权。父系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为了保证子女出自一定的父亲，他们要求女子的贞操。一旦女子越轨，男子即使打死妻子，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女子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
在发掘甘肃秦魏家墓地时，考古学家们发现，在父系社会初期的十六座男女合葬墓中，男人们都是仰身正卧在墓穴正中，而女人则是侧身屈膝，伏附于男子之一旁。在中国龙山时代遗址中，经常可以看到杀人奠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建筑房屋时，杀一个人放到地基里，以保佑房屋建筑顺利吉祥。令人吃惊的是被杀者常常是这个家庭的亲生儿子。
父权制曾经是世界历史范围内一个普遍的现象。希腊早期社会认为“父亲”是家庭的核心，只有他才能代表整个家庭。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父权制的发展和中国一样登峰造极。父亲不但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把他们当成财产一样抵押和出卖。
父权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专制权力。它具备专制权力的几乎一切特征：单向性、绝对性、残暴性。
。在希腊神话中，神界多次发生父子冲突，神界的统治权正是通过父子间的剧烈冲突而不断易手：老一辈的神王生下儿子后对他们百般提防，乌拉诺斯甚至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克洛诺斯干脆把子女吞入腹中。而侥幸不死的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坚决地对抗父亲，并最终把他推翻，取代他的权威。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父权诞生之后，希腊的儿子们就不断地反抗父亲：离家出走甚至拔刃相向。希腊神话中屡屡出现的代际间互相杀戮，说明了这种反抗的血腥性。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
“弑父精神”确实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们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而完成代际断裂，使社会永葆创造力和活力。
传统的中国人认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任何挑战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悖逆”是最大的罪恶。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缓解代际紧张的方式是要求下一代无条件地“顺从”，抹杀下一代的个性，使他们全面认同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古老的传统得以继继绳绳，万世不变。正是在中国儿子们的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下，中国式父权获得迅速扩张，成长为笼罩整个社会的专制权力。
舜很有才干，为人称道，却招致了他的父亲瞽叟的妒恨，无缘无故经常毒打他
定居农业把人们牢牢束缚在血缘网中。人们世世代代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终生是庞大家族的一分子，永远没有机会脱离。家族是人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父亲是永恒的权威，他的力量远远大于儿子。即使在年老体衰之后，他仍然比年轻人更受人尊重
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被一再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记得历次洪水的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那些对老年人的不敬会立刻受到惩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定居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人容易产生惰性和依赖性，产生对习惯和传统的屈从。正像黑格尔所说：“大江流域上的种族，因为它的天边永远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们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边的依赖性里边。”（《历史哲学》）
由此才出现了“老莱子七十娱亲”的尴尬故事：老莱子很孝顺，已经七十高龄了，在父母面前还身穿五色彩衣，装作小孩玩耍，让父母开心。有一次拿茶水上堂，不小心跌倒了，怕父母担心，就趴在地上学小孩子哭叫不起来。
希腊境内多山，山脉把半岛分割成几乎相互隔绝的几个部分，平原不足五分之一。即使在如此稀少的平原上，地上也到处是露出的岩石，地里有很多石块、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夏季炎热少雨，大部分河流干涸，不适宜农业生产，以至于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所以，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海上贸易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勇气，也形成了人们“渺渺无限的观念”，形成世界是开放的、变动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权威主义人格的培养。
充满危险的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那些在海上飘荡多年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不但带回了浪漫的传说、惊险的故事，更带来了令人眼红的巨大财富。这令更多的小伙子宁愿丧命于大海的怀抱中，也不想老死田园。俄底修斯说：“我善于作战，但田园劳动我就不高兴，我也不喜欢那养儿育女的家庭生活，可是多桨的大船却永远使我醉心……我留在家中仅仅一个月，享受儿女、发妻、家财的幸福，但我的内心，不教我安静，驱使我到埃及去远行……”
希腊社会不是尚老社会。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的更多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在希腊雕塑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青春、健美人体的歌颂
自从“父亲”诞生后，中国和希腊就开始正式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在中国，父权呈现压倒性优势，它不断扩张，从父亲、祖父演变成族长、酋长直至国王。血缘群体也不断扩大，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酋邦，直至国家。
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就是战争直接催生出来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部落人口的多少，在战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亲族部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导致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决定部落战斗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部落的管理水平。众所周知，战争需要纪律，需要统一指挥，集中权力，绝对服从。而东方式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毁灭性战争更需要残酷的纪律。只有建立起军事等级制的赏罚分明的部落，战斗力才能强大，于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部落内部的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等级制不断强化，部落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密，部落成员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日益强烈，“牺牲”与“服从”成为整个部落推崇的品质，“一切行动听指挥”成了全部落的纲领性口号。
夏启发布于甘之野和夏桀发布于鸣条之野的血腥的动员令正说明了这一点。而连续不断的胜利又一次次地强化首领的权力和权威，给了那些领袖以巨大的“克里斯玛”魅力，使人们更乐于跪拜在他脚下，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服从他的权威。
随着部落规模越来越大，祖先崇拜也愈演愈烈地发展起来，因为它是部落凝聚力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部落人口的不断增长，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强化祖先崇拜，就成了把全部落人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唯一手段
祖先崇拜不但为部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而且还为部落内部的伦理等级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解释。它教育全部落的人，部落首领的权力来自祖先的赐予，因此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抗拒的。它教育全部落的人，晚辈要永远服从长辈，女人要永远服从男人，伦理规范丝毫不容挑战。
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血缘联合体，有史学家称之为“酋邦”。考古学家发现，邦族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巨大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一个防御性的中心城镇，“君主”或者说“酋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这些酋邦规模巨大，人口数万、数十万，控制的土地往往达数万平方公里。邦族完全是按血缘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君主”是这个部族先祖的嫡系后代，部落里的其他人都是“邦人”，血缘上与“君主”都是同一个宗族。与“君主”血缘关系近的人，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处于社会下层
“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更大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恩格斯说，雅典的产生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这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人类社会中的专制基因，就如同人体内的癌细胞。癌细胞的生命力比普通细胞要强几十倍。它的意志不可阻挡，一旦在人体内形成气候，就会疯狂地自我复制，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阻碍，不完成对生命的完全控制，不把生命彻底破坏就决不罢休。专制基因也是这样，它一旦在人类社会起源，就会顽强地向周围渗透，试图把专制精神扩散到整个人类社会
怀有专制心态的个人和组织是拒绝平等的，他们认为，天下的事物只有分出上下大小来，才能相安，平等是混乱和不稳定的根源。对于所有酋邦来说，战争是带来和平的唯一手段。
在邦族的不断混战、联合、兼并中，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合体滚雪球式地不断扩大。
领与黄帝部落的继承人“争为帝”的记载，比如共工与颛
从此，权力由天下公器而成为一族之私有，启也就由一族之族长而成为全国之元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民主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性中的自私与恶最终战胜了公平和正义，从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不过，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家天下，中国历史上首个国家——夏朝的专制主义统治是十分软弱和幼稚的。
夏王朝和尧舜禹时代最根本的区别只在于帝系的传递由选贤立能变成了父死子继而已
夏代传十六帝而亡。继承夏代的商代中央政权更为强大。这是因为夏朝建立过程中，启只灭掉了一个有扈氏。而商灭夏的过程中，却消灭了更多的国家：商的枪杆子更有威力。《孟子》说：“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在攻灭夏王的过程中，商先后灭掉了葛、韦、顾、昆吾等许多国家。
分封制是血缘统治的有力扩展，商王创立的分封制的等级名称显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公”“侯”“伯”“子”“男”，都起源于亲属的称谓。
商代虽然发明了分封，但商王所封的同姓诸国只占商代三千多封国中的少数。而周王朝建立之时，乘自己兵威天下之际，把黄河中下游主要的邦国故地全部分封给了周王族的近支亲人，形成了周王族对天下各地牢不可破的直接统治。
这在“封建”二字的起源上表现得很清楚：“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也就是说，把亲人们分封到各地，是为了护卫周王
因为建立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西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家长制因素
通过分封，西周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周王通过“朝聘”“征伐”“会盟”等形式严格控制着诸侯。周王规定，诸侯必须定期朝见天子，亲自去叫“朝”，派大夫去叫“聘”。一般而言，“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若不能按期朝聘，“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池，三不朝则六师移之”。除了定期朝聘以外，诸侯还要为天子服劳役服兵役，天子随时征调要随时应征，不得有误。
在皇帝制度出现前，西周社会就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严密控制，实现了国王对所有臣民有效的高度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成为孔子等人怀念不已的尽善尽美的历史时期。
西周的封建制是直接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却不依赖血缘关系。事实上，欧洲领主与封臣的关系主要是军事领袖与他的战友、下属的关系，分封按照军功大小而不是血缘关系的远近。欧洲的封建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西欧的封建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来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所以这种关系是双向的，相对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
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十二世纪末，一位学者把国王与贵族的这种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主公与臣属之间应该有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除敬重之外，封臣对主公应尽的臣服并不比主公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也就是说，国王与其他贵族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
而汉语中的“王”则远比英语威严煊赫。在甲骨文直至金文中，“王”是一个象形字，象征“斧钺之形”。而“斧钺”则是杀戮的象征，它对外代表军事征服，对内代表刑罚。事实上，直到周代，王宫里最重要的陈设物还是斧钺，《仪礼·觐礼》中就说：“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在上古国王贵族的大墓中，玉钺作为权力的象征，是不可缺少的陪葬品。
通过斧钺这个形象，“王”字又与“父”字建立了微妙的联系。“父”乃“斧”之初字，“斧”最初曾是父权的象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把自己打扮成天子，垄断与上天交流的权力，是王控制天下人精神的重要手段：唯一可以令中国天子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专制者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
在西周社会，宗族内部是实行“血缘共产主义”的
这导致了富有特色的聚敛方式，即“先贵而后富”：越是嫡长，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所以，宗族社会中的上层人物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必然倾向于强化宗法制度，获得更多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机会。这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
可以说，在三代以前，中国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历史学家说：“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长的家族。”家族中的一切事情，都由家长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都只有唯唯听命的份。
宗族的稳定，是以抹杀个体的自主性和个性、强化宗族整体的虚幻性、导致宗族首领的全面独裁为代价的。
父权家长制不能容忍“平等”。家长制思维认为，平等是秩序的最大威胁。当家长制权力结构高度成熟时，“孝顺”理念就被创造出来了。
“孝”的全部理论依据，是父亲创造了新的生命。 这是中国人全部伦理思考的起源。
偿还这个“原罪”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在父亲生时，听从他的支配，永远不违逆他。另一个是在他死后，对他进行供奉，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能够温饱。
为了维系这种伦理原则，周人创造了系统成熟的礼乐制度。古人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从大型活动到日常起居，莫不讲究礼仪。
礼乐制度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某一等级的人，才能享用这一等级的礼乐。一切社会关系，都不能逃脱礼法的控制。就乐而言，等级的内容包含有对乐舞名目、乐器品种和数量、乐工人数等等的绝对限定，超出规格就是严重违法
夏商周三代，宗庙都位于国都的中心。兴建都城时，宗庙是第一位的考虑。
从考古发现看，三代之时，宗庙确实是都城中最中心、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的建筑，甚至在王宫之上。
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上古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玉文化，都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在安阳殷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但是这些铜器明显是礼器和兵器，并且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希腊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的过程。最终，血缘不再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长老议事会因此也就演变成了富人们把持的“贵族会议”。虽然原来的氏族民主变成了贵族寡头们的政治，但是这种政治还是遗留着浓厚的民主基因：贵族们在一起议事时，仍然遵守民主规则。虽然他们和平民之间地位不再平等，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所有的富人，即拥有一定财产之上的人之间的地位仍然是平等的。他们通过投票形式，选举出执政官来轮流执政。
希腊人认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法律，以维护所有成员的利益，协调成员间的矛盾。
随着两极分化越来越剧烈，整个社会分成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层。由于贫富差距扩大，雅典地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激化，盗窃、抢劫、穷人起义层出不穷。原来建立在氏族之上的原始民主制因为氏族的解体不再有效，氏族也没法再控制自己原来的成员，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破坏希腊人血缘纽带的第二个因素，是多利安人的入侵。公元前1050年左右，希腊北方的多利安人大规模入侵希腊内陆。它使得大批希腊人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去建立殖民地，从而大大动摇了希腊社会的血缘基础。
海洋在希腊文明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因为跨海迁徙的风险显然比陆上要大，条件也更为苛刻，只有那些最强壮、最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身体条件差的老人和孩子在漫长的航海过程中只能是累赘，并且经不住海上的风浪，因此他们选择的是留在原地，那些年轻的、志同道合的人相约在一起上路了。这样，血缘的纽带就松弛了。
汤因比说：“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正是因此，他认为，如果说迁徙会对一个民族形成新的刺激，促进其文明生长的话，那么海上殖民的刺激性较之陆上更大。
正是跨海迁徙，导致了希腊社会从以血缘为基础，转向了以契约为基础。
历史学家们确信，多利安人的入侵导致的海外移民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在多利安人入侵结束之后很久，已经独立的希腊人在城邦人口过剩的压力下，仍然长期地继续着他们变得轻车熟路的海外殖民活动。
促使希腊人之间的关系从血缘向契约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的发展
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和最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明之初，中国处处领先人类一步。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以姜寨古村为代表的父系大村庄出现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过是姜寨古村的扩大而已。直到明清时期，闽西一带客家人修建的巨大土楼
中国社会是一个早熟的社会。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血缘社会、祖先崇拜、大一统的专制精神，起源于原始社会早期，及至西周时代牢牢确立。中国社会的成熟与定型之早，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 可是，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在中国文化的发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进化的不彻底性”。在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出“进化受阻现象”：在意识形态上，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没能进入到“一神崇拜”阶段；在经济形式上，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没能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在社会结构上，停留在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一盘散沙阶段，没能进入到社会分化和有效自我组织阶段；在人的素质上，停留在没有充分自我实现的“类人孩”阶段，没能达到有着充分自我意识的现代人阶段；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停留在直观思维、直线思维阶段，没能进入抽象思维、实证主义思维阶段，无法创造理论体系；在世界观上，我们这个民族停留在实用主义阶段，一切为了现世，一切为了生存，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论思维、自由探索精神、扩张冒险精神。
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
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归根结底，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摩尔根说，在原始社会，能够建立民主制度，通常是这个民族拥有较高智力和优秀才能的证明，比如北美的易洛魁人。他说：“无论哪一种人组成了联盟，这件事本身即可证明他们具有高度的智力。易洛魁人部落能够完成这项事业，足证他们有着优秀的才能。而且，联盟既是美洲土著所达到的最高组织阶段，所以，只可能指望在最聪明的部落中才会有这种组织。”
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从血缘社会发展到了“熟人社会”。过去的“爱有等差”“亲亲尊尊”原则演变成了“有熟人好办事”规则。
在血缘纽带彻底瓦解了的城市里，人们千方百计构建种种“拟血缘”的关系网，以取代原先依赖其中的血缘网。人们认老乡，攀亲戚，找校友，找同学，定期聚会，“联络感情”，为的不过是办事方便。
确实，有史以来，我们充分发挥了集体主义的巨大威力，办成了治理黄河、修建长城、开凿大运河等无数大事，也催生了大禹、苏武、文天祥等无数舍身为国、为大家不顾小家的英雄模范。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热爱集体主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歌唱“人多力量大”，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倡“一切行动听指挥”，相信“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
这种极端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擅长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来压制个人主义的发展，用“天道”“民族”“家族”“家庭”这样的大帽子来压制个人欲望和价值，提倡克制、牺牲、顺从、守旧等顺民品质，消灭个性、独立思考、主体意识的发育空间。
动荡的时代催生伟大的人物。狄更斯的那段名言用来描述战国时代十分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务，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双城记》
那个时代，亲情对铁血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砝码，秦昭襄王在做出政治决断时根本不考虑做人质的亲孙子的安危。在嬴政出生之时，秦赵两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史称长平之战。这场恶战历时三年，赵国主将赵括被击毙，四十五万赵军被消灭，赵国不得不割地求和。嬴政刚刚一岁，秦国以赵国不履行割地之约为由，再次大举伐赵，被赵军击退。嬴政三岁那年，形势更加紧张：秦军再次卷土重来，赵国国都邯郸岌岌可危。赵王恼羞成怒，决定不顾一切，杀掉异人以泄心头之恨。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嬴政的发育状况不佳，以致“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都是生理上的残缺。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小嬴政和母亲数年之中不得不隐姓埋名，在赵国密探的搜索下生活得如同惊弓之鸟
苦难从来都是大人物的奶汁。生命早期的这段经历，给了嬴政一生以决定性的影响
王孙地位与囚徒身份合二而一，使得嬴政自小既自卑又自傲。
秦始皇与李斯君臣三十年，有始有终，最为典型。李斯诸女皆嫁始皇诸子，诸子皆尚公主。秦始皇对李斯用人不疑，李斯也鞠躬尽瘁。
君主专制制度的具体措施比如郡县制、保甲连坐制、思想控制，都是由商鞅等战国时代的伟大改革家奠定的，秦始皇不过坐享其成，在统一全国之后，把这些制度由秦国一国推向天下，并没有进行什么制度上的创新。
分封制是完全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因此西周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所谓宗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
为了维系血缘伦理原则，周人创造了系统成熟的礼乐制度。古人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煌煌盛美的礼仪体系，令孔子追慕不已，一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史记·周本纪》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就是史学家盛赞的成康之治。
从第四代天子周昭王开始，西周就由盛转衰。各大诸侯国逐渐尾大不掉，朝拜的频率越来越少，进奉的财物也越来越少。中央政权的权威一再衰落，周天子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各诸侯国越来越习惯各行其是。
终于，到了周幽王时代，周王朝衰弱到如此程度：周王不能有效地召集他的诸侯们帮助他抵抗异族入侵，以致在公元前771年，周王领地被犬戎攻灭，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阳，宣告了西周灭亡，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713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不理会周王的命令。到了周桓王时代，为了一件小事，郑国公然与周王室大打出手。周桓王与郑国在河南长葛大战，结果桓王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战斗中，周桓王的肩头中了郑国大夫的一箭，灰溜溜负伤而逃。（《左传》）
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位，亡国五十二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史家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中，大小战争二百二十二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与充满质朴天真的《尚书》《诗经》不同，《左传》和《战国策》则充斥着诡诈、阴谋和罪恶。甚至把《左传》与《战国策》做一对比，我们仍然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
齐桓公对易牙说：“你做的饭太好吃了，只是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蒸婴儿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为了富贵，人们不再有任何原则和标准。苏秦先向秦王献上一霸天下的计策，未被接纳，立即掉头转向，去说服其他六国合纵灭秦。
自西周后期开始，井田制就开始动摇。老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而是致力于自己的自留地，公田上野草丛生，“维莠骄骄”“维莠桀桀”。（《诗经》）“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蓺”（《国语》），一派破败景象。
春秋战国漫长的混乱，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希望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来取代周王朝，以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 因此，中国的统一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翻翻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派学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标。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
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
。公元前十二世纪，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多利安人入侵希腊，迈锡尼文化土崩瓦解，希腊版图分裂成无数小小碎块，逐步发展成林立的城邦，在数世纪中一直动荡不安。这种形势和春秋战国十分相似。不过，希腊人对“统一”从来没有热衷过。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在希腊的历史上出现过微弱的联合呼声，也出现过“汉萨同盟”之类的联合体，不过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统一却从未使他们动心。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时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划一”，“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
。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这正是希腊人反对政治统一的根本原因。
古希腊人从不推崇一元化，相反，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多元化的价值。
在雅典，政权结构更为复杂，九名执政官轮流执政。
崇尚一元化与多元化，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
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只有秦国君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笑话，四处招揽人才，大胆起用出身卑贱的百里奚等人，大幅度改革内政外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秦穆公时代，它东服强晋，饮马黄河，又挥师西向，称霸戎狄，开拓疆土，秦穆公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让原来瞧不起秦国的列国大跌眼镜。到了秦孝公时代，更是因为商鞅变法而使秦国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一举成为天下第一大国。秦国坚持连横政策，灭巴蜀，取汉中，大幅度地扩张了国势。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时代，秦国在争霸战争中屡战屡胜，蚕食邻国，不断扩张，使相邻四国丧失了独立抗秦的实力。
退一步说，即使登上秦国王位的是一位荒淫无道之君，把秦国列祖列宗的基业败坏殆尽，使秦国由盛转衰，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不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因为每个国家全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一统天下，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只不过可能会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虽然在孔子眼里，西周社会尽善尽美，但是作为专制精神的载体，分封制有它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
首先，分封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在天子与诸侯血缘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亲属间的亲近感把天下万国联合为一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血缘纽带的维系作用就越来越弱。当各地诸侯实力增长起来后，就很容易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这个故事，典型地揭示了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周天子的权力受到地方权力的层层阻隔，无法直接抵达社会基层。各地百姓，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也就是宗族长唯命是从，对上一层领主则感情上淡漠了一层。
第二，分封制形成的天子对天下的控制是层层分权的间接控制
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论。
他们焦急地给这些君主出主意，告诉他们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肠，克服妇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剑，重建纪律和秩序，制服自己的臣民，这样才有制服天下的可能
《管子》的《明法》开篇就说：“所谓治国之道，一言以蔽之，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一言以蔽之，大臣以术邀权。所以一定要高尊君主，压制臣下，这样才能以势御国。
马王堆出土的《伊尹·九主》中则说：“专授，失道之君也。”就是说，把权柄授给臣下的，是失道之君。
余英时对韩非子这段话有一段精彩点评。他说：“‘尊君卑臣’论发展到韩非才真正鞭辟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论发展到韩非才圆满成熟，化腐朽为神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就是后世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公元前431年，即墨子的青年时代，伯里克利做了《论雅典之所以伟大》的演讲，从中我们可以领略那个时代希腊人对民主政治的自觉程度：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这个政体叫作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穷奢极欲是秦始皇，事实上也是以后历代君主的主要罪状之一。
中国政治的信条是：不平等导致稳定。古希腊政治的信条是：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其实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虽然学术自由催生了诸子百家，但是几乎所有先秦学派都没有思想宽容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巩固的政治统一必须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
大动荡打破了人们对祖先、鬼神、传统的迷信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在管仲、李悝、赵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时，在遥远的古希腊，梭伦、克里斯提尼、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也传递着改革的接力棒。这两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促使两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两大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处于内战的边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希腊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于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所把持，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农民们不断沦为赤贫，成为奴隶。旧有道德规范失效，人欲横流，公平正义受到毫不留情的践踏。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共同推举梭伦作为雅典的执政官，希望这个素称聪明能干的人能把雅典引出危机。
梭伦改革也是人类史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
历史学家评论说：“（梭伦改革）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做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
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而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精神是“抑商”。本来，春秋战国之时，商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就是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的陶朱公。
希腊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梭伦和商鞅对待“平民”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解放，另一个是囚禁；一个是从野蛮上升为文明，另一个是从文明下降为野蛮；
梭伦根据年均收入，而不是出身，把人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年收入五百麦斗；第二等级，年收入三百麦斗；第三等级，年收入二百麦斗；第四等级，年收入在二百麦斗以下
商鞅的这一改革，一举摧破了有史以来一直支配中国社会的血缘原则，确定了“爵位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晋升标准，对中国这样一个血亲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的等级制度具有相当的流动性，那些世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首次有机会出将入相，与原来的贵族平起平坐，大面积地调动了社会活力。从这点上说，商鞅的社会思想与梭伦有着一致的一面。
。在梭伦的改革方案中，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是财产。
必须使老百姓只有种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谋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战才得获得功名，其他晋升方式一律取消。”这样才会出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对“正常”的人来说十分反常的现象。
强制分家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破坏宗法组织，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的原子状，使个人面对专制政权时毫无反抗能力。为了彻底破坏以“亲亲”“孝亲”“子为父隐”为标志的宗法原则和宗法观念，秦国大力鼓励“告亲”，即亲戚间相互揭发。
即一家之内父母子女妻可有各自独立的个人财产。
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
在分封制下，社会的资源汲取是层层向上集中的，层层向上，就意味着层层截留。而秦国改革之后，实现了国家对个人的直接控制，也就意味着国家可以直接动员和汲取个人，从而使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增强，从此以后，秦国的战车就驶上了征服列国、统一天下的快速通道
“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
亚里士多德在描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
在梭伦改革的前夜，整个雅典国家充斥着不安的气息，那些沦为和即将沦为奴隶的平民们在酝酿着起义。人们预感到一个流血和杀戮的时代就要到来。普鲁塔克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
鲜血的味道吓倒了旧贵族，使他们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梭伦的调节，交出了手中的世袭权力。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内战的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大部分家庭也要家破人亡。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改革中，我们完全听不到平民的声音，也见不到平民的身影。这些改革，都是那些千方百计讨好君主的文臣策士提出来的
两种不同的改革力量背后依赖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文明之初，希腊社会就是一个个人社会。在改革开始前，希腊早已经是一个私有化程度很深的社会。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非常弱，普通人的自我意识、个人意识、独立意识非常明确，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人的联合体，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而直到战国时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宗族公有制之中，每个人都作为血缘链上一个不可解脱的环节而存在。“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每个人都是依靠天子的恩赐才有衣食来源，在普通平民的意识里，他们“吃国家的，喝国家的”，因此必须“听国家的”，个人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秦始皇是由决定他、影响他、左右他的中国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而不是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历史转折处，而不是他制造了历史的转折。
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要拯救中国，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旧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
。鲁迅的主张更具体，那就是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从此，鲁迅成了一个彻底的“国民性决定论”者。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可以说，“国民性”这三个字，是经鲁迅的传播，才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词汇的。他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思路贯彻到了最彻底的程度，其深与广无与伦比，影响也非常巨大。
这一事实让鲁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后发现，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轰毁”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闷，鲁迅在晚年放弃了“国民性决定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
胡适很快意识到“国民性决定论”存在重大问题：先训练好国民性，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驾照，然后才允许触碰汽车。
他开始由“国民性决定论”转向“制度先行论”
胡适认为，民主制度具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为民主政治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启蒙和教育的过程
针对那些倾向专制的独夫民贼拿“国民性”为借口拖延中国的民主进程，胡适说，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够”，拒绝实行民主，那么民主永远不会到来：“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练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
胡适举日本民主进程的例子说：“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有选举权者不过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但积四十年之经验，竟做到男子普遍选举了。我们的第一次国会比日本的议会不过迟二十一年，但是昙花一现之后，我们的聪明人就宣告议会政治是不值得再试的了。
胡适和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差别。
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需要每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更新，改掉自己身上的“卑怯”“瞒骗”和“诈伪”，因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激烈的道德批判。
因为好的制度最大功用，就是能约束人性中的恶：“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胡克尔说过：“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做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美的。”
因此胡适反对鲁迅“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认为“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是错误的，不改造社会，单独改造国民性是不可能的。制度变化是前提：“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社会“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
孙中山的这一社会改造思路与胡适的“制度先行论”一定程度上相当合拍。这就决定了胡适其后成为国民党的“诤友”，成为推动国民党在渐进宪政之路上前行的主要文化力量，以至于死后，胡适被国民党奉为“文化圣人”。不过，在胡适与国民党相遇之初，双方却是“不打不相识”，爆发过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胡适等民主派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蒋介石这个只有日本短暂留学经历的中专生身上有着太过浓烈的传统专制气息
有人说鲁迅不敢直接批评蒋介石，而胡适敢，这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些言论自然也引起了大权在握的国民党的强烈反应
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写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半新半旧”型人物蒋介石身上有着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深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民主宪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深厚的旧文化影响，经常本能地在各个细节中表现出强烈的独裁主义倾向。
蒋介石文化水平不高，仅相当于中专水平。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一生服膺王阳明心学，因此相信“精神第一论”。
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蒋介石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认同孙中山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最终还政于民，将民众训练成现代公民的总体思路；另一方面，他却迷恋专制、集权手段，本能地喜欢统一思想、整齐划一、用政治力量控制一切。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改造时，他创造性地发明了“运动改造法”，即强制性地掀起政治运动来改造国民性。
虽然具有两面性，但在具体的改造路径上，蒋介石却轻制度建设，重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原因很简单：制度建设见效慢，道德教育、政治运动则可以立竿见影。所以，他首创以搞运动的方式，揠苗助长地改造国民性。具体地说，就是发起“新生活运动”，开创了近代以来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的先河。
他总结中国人生活习惯的第一个缺点是“污秽”，什么东西都肮脏不堪；第二是散漫，一切的行动都是随随便便，毫无纪律；第三是“懒惰”，尤其是不知道遵守时间；第四是“颓唐”，精神萎靡，体格羸弱。
蒋介石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所以欲完成革命，非改革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可。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希望用从上到下的政治力量，来刷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
这种以“群众运动”来“运动群众”的方式注定要失败。从表面上看，新生活运动立竿见影，取得了一定成效。各地纷纷汇报，运动开始不久，人民生活习惯立见改变。
但事实上，新生活运动中形式主义十分严重，雨过地皮湿，效果十分有限。大部分政府人员对待运动敷衍了事，上面催一催，下面动一动。他们虚应故事，汇报文章写得十分漂亮，实际工作却没做多少。因此，运动收效甚微。
冯玉祥说：“其实，新生活运动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运动不准打牌，蒋介石左右的大小官员是打麻将，推牌九，押宝。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新生活运动”操作过程显示，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蒋介石思维深处有着强烈的专制倾向。体制的约束和胡适等在野力量持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使他的专制倾向无法发展到极端。
鲁迅则向来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他不断地变换笔名，从反面出击，抨击国民党统治。他的批评总是以嘲讽为基调，抓住要害，一针见血，但从不提出正面建议。部分原因是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修养，无法从正面发表系统的政治意见。
鲁迅的变化看起来突然，其实内在的理路一贯，那就是“彻底解决”的思维倾向。
在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心态是“急切”。鸦片战争中，中国这个人类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难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个中国精英都不服气。他们寻找着种种“速成”的复兴方法，他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鲤鱼打挺的方式，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雪耻。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种最便捷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救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
李大钊的话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事实证明，以简明果断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一切现象的马列主义，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迅速左转。
鲁迅告别了“国民性决定论”，但并没有改变一元化“彻底解决”的思想倾向，因此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近，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国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
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十分罕见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倾向的人。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人类永远不能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包医百病，根本解决”
希望引进一个什么主义，一下子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他说：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懒汉”现象，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改良社会，只能从具体问题入手，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齐下，“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
胡适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机之下，在中国人的急于求成的心态之下，胡适这种平和、沉稳、理性的言论风格，远没有鲁迅式的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的言说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来，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当中国处于整体性危机的时代，人们渴望着对问题作整体性的解决。”“自由主义式的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够适合当时许多人的心态。”胡适的思路后来被排斥于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奴隶性：“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
从国民性角度看，毛泽东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改造成为新人。
至于改造国民性的方法，毛泽东的思路发生过和鲁迅相类似的转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一度认为，只有“大气量人”，即掌握了“大本大元”、终极真理的“大哲学革命家”来“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使国人“开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改造国民性，并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这样热烈地憧憬中国的美好未来：“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在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上。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相信，思想观念是决定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为了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间，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六十八次。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几乎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的全部内容。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或者说思想改造的内容。比如“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说：“‘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封建政治文化中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中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运动式改造推向了顶峰。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之时，毛泽东曾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正如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一样，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鲁迅主张“《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据张昆弟日记，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号召将唐宋以后的文章全部焚毁：“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诗文集，焚诸一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消除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毛泽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上。和梁启超、鲁迅一样，毛泽东非常看重文艺宣传对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革命中，他烧掉了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可以说，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